教育论坛

　　阎凤桥

　　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同时，中国经济发展形态正在逐步从资源依赖性、劳动密集型朝着科技创新型转变，争取在本世纪中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人们自然对于知识社会中发挥“引擎”作用的大学寄予了厚望，期望它能够为下一轮中国在全球化经济角逐中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几乎是不允商量地将国内优秀大学的校长推到了社会大舞台的聚光灯下，所以，2011年10位985大学的换帅也一时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他们被寄希望带领中国大学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他们能承担得起如此的社会重托吗？

　　这个问题引出一个人与制度关系的问题，即人重要还是制度重要？在全球化的时代，需要用国际视野看问题，不妨我们先看一看国外大学校长是怎样一种情况。纵观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大学校长这个职业领域并没有尽显出英雄辈出的局面，即使是在最崇尚个人英雄主义的美国，知名的大学校长也屈指可数，至今在历史文献中提及较多的只是19世纪后期兴起或转型的那批美国大学中的几位校长，如哈佛的艾略特、约翰霍普金斯的吉尔曼、康奈尔的怀特、芝加哥的哈珀等人。在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自民国以降，除了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等少数几位耳熟能详的大学校长外，谁还会记起那些更迭不休的诸多大学校长呢？并且，似乎越是当今时代的大学校长，卸任后就越容易快速地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制度建设比校长遴选更重要

　　显然，制度比人重要。对于这个命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解释。

　　首先，越是现代的大学，规模越大，复杂程度也越高，因此能够驾驭这个复杂系统的“能人”就越少。在19世纪之前的时代，大学的主要功能在于传授现有的知识，而且只是少数社会精英才有机会接受大学教育，于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优秀学者可以在做好学者工作之余，执掌一校；到19世纪“洪堡”时代，大学的功能除了教学外又增加了研究，规模扩大了，学科细分了，这时期的大学校长首先必须是某一个学科的专家，其次得在其他专职管理者的辅佐下才能兼顾学术和行政；进入了20世纪中期的“科尔”时代，即大众化高等教育和“巨型大学”时代，无论从规模、经费预算还是任务看，一所大学堪与其他大型经济组织相匹敌，同时大学系统的开放程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大学与政府、基金会、企业、专业团体、社区等发生着多种交往。这时的大学校长就需要扮演多重角色，科尔将其归纳为“学生的朋友”、“教师的同事”、“校友的伙伴”、“校董的管理者”、“学者”、“演说家”、“谈判者”、“政治家”、“外交家”、“新闻发言人”等。在一个专业化的时代，却赋予校长如此多的责任，除非是“超人”，否则任何人都不可能在每一个角色扮演上都表现优异。

　　校长无为反而促使学者作为

　　其次，大学组织领导行为不同于其他组织的领导行为。企业组织和政府组织具有“紧密联接”系统的特点，而大学是典型的“松散联接”系统。在企业中，组织绩效与领导者的行为存在着比较直接的联系，因此董事会可以通过组织的生产效率、利润、市场份额等指标，对于企业领导者的绩效进行评价和奖惩。相反，在大学中，缺少可以直接测度组织绩效的评价指标，同时组织绩效与领导者行为之间不存在着直接和明确的关系，所以大学校长从上任之时起，就缺少一个精准的天平，来称量规模还是质量、资源还是社会声誉、师生还是社会外界的满意度孰轻孰重。在大学管理中，顾此则必失彼，存在着数不胜数的发展悖论。大学是一个按照学术自由规则运行的组织，所以校长不宜对学者的个体行为肆意干涉。在不少情形下，校长的无为反而会促使学者的作为。蔡元培留给北京大学乃至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份宝贵遗产，不是其具体的治校方略，而是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

　　第三，虽然本文将大学制度建设与校长遴选相分离比较，其实校长遴选本身就是大学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大学校长的遴选不是由学校自行决定的，而是通过上级组织选拔和任命的，与美国董事会制度下的校长体制或者是英国和欧洲行会制度下的校长体制有很大的不同。在官方文件甚至学术论文中，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已经近乎成为一种口头禅，但是由于过于玄虚而难见其形，不易落到实处。可不可以将大学校长遴选制度作为现代大学制度的一个具体内容，予以讨论甚至试验，是高等教育改革不宜回避的一个问题。

　　此外，大学制度建设还有其他多个方面，比如资源配置、管理体制、人事制度、评价制度等。目前，大学中存在的许多问题，比如学术腐败、道德沦丧、行政化、功利化、平庸化等，主要不是校长的责任，想要通过更换校长来解决此类问题也将无济于事，必须从制度变革上下工夫。 

　　(作者是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