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下午，第十八期教育沙龙在北京市东城区南锣鼓巷朴道草堂书店举行，沙龙主题为“媒介素养教育”，受邀的主讲嘉宾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卜卫、清华大学(微博)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陈昌凤、中国传媒大学(微博)传播研究院传媒教育研究中心的教师张洁博士、中国儿童中心教育活动部部长王秀江。四位主讲人分别从自己的研究观察角度阐释了媒介素养教育这一主题，现场听众发言踊跃，就这一主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

　　卜卫：通过媒介素养教育赋权青少年

卜卫：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媒介传播与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讨论媒介素养教育，大家肯定先关心什么是媒介，什么是媒介素养，什么是媒介素养教育，其实这三个概念一直都在变化。其实媒介以前大家都觉得媒介就是有媒介组织，采用一定技术，拥有大规模受众，这是大众传播的一种标志。现在媒介传播被看作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从人际传播比如手机到大众传播，它的特征就是新媒体增加了受众用户对媒体的控制和参与程度。

　　什么是素养？素养的本意是识字、有文化，阅读和协作的能力，在媒介教育研究领域被隐身为具有使用媒介和利用媒介的一种能力。很多的研究者认为，在现在的时代就像具备识字、阅读写作能力一样，是个体必须具备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有的专家会概括为获取信息的能力，分析信息的能力、评估信息和传播信息的能力。在新媒体大家越来越强调你有没有传播你信息的能力，互联网能不能成为一个民主建设或者社会表达的一个平台。

　　所以我们在讨论媒介素养标准的时候就特别重要，比如有的人做完调查，就会觉得农民的素质真低，因为他不会上网，他没有上网的意愿，但是上网对他意味着什么？对改变这个社会结构，或者改变他的生存现状有什么作用。所以我们也看每一个新媒体技术的出现，是增长了哪一个阶层的权利，这就是对素养的定义是一个非常挑战性的问题。

　　媒介素养教育也在变化当中，有很多专家做了分期，我用的是贝克汉姆的分期，一开始是抗拒阶段，抵抗大众文化，到五六十年代就觉得这种抗拒是不对的，就开始了文化研究，肯定了大众文化其实也是文化的民主化。到七十年代有一个荧屏教育，因为七十年代就普遍地有了影像，影像制造了很多迷思，比如黑人是什么样，警察是什么样，所以是一个去迷思化的时代。八十年代以后，就进入了以学生为中心教育时期。早期我们叫保护主义，试图通过媒介素养教育来武装青少年对抗大众媒介，每当新媒体出现的时候，媒体素养教育都会当作预防接种的手段，在这个时候媒体对青少年带来的好处和快感就被忽略了。在某些例子中媒体可能会造成的伤害被夸大，比如媒体报道的时候，从来不会说网吧或者新媒体给儿童带来了一些好处，更多的是网瘾。这种保护主义的理论基于如下媒介和儿童观点，第一他会把媒体看作单一的意识形态或信念的承载物，或视为具有相同伤害力或缺乏文化价值的载体。第二就是媒体有可能将错误的价值观加中于被动的人身上，好像青少年都是被动的，但是在以后的发展中这两个观点受到质疑，这就是为什么媒介素养教育观念有些变化。

　　我们会研究儿童青少年的社会使用如何影响媒介的形式和内容发展。我们有时候会低估了青少年对流行市场的参与，像现在比如一会儿去观摩的音乐节，那是青少年流行文化一个大的市场，看他怎么利用这个文化，而且你也看这个青少年的流行文化怎么样影响社会？特别是影响成人的文化。我们也会研究媒介的使用是否能使青少年拥有更多的权利，是增权还是减权。另外在教育学里，我们有媒体权利，有儿童的媒体权利。在儿童权利公约里有四大权利，儿童的四大基本人权，其中有关儿童和文化权利包括儿童的媒介接近权、有益信息的知晓权、媒介传播权与参与权、自由参加娱乐活动的权利、尊重和发展本土文化的权利。

　　我们主要的方法是用参与式的行动方法来做媒介素养教育，我个人的实践是从1991年到2011年，主要是从社会运动，而不是课堂教学的角度来一起讨论媒介的作用和角色。在我做社会运动里，一个是性别，一个是儿童青少年通过媒介参与影响社会，特别是留守儿童，农村辍学，还有一些流浪的，少数民族青少年，主要通过戏剧创作、图画讨论和自办杂志和广播让他们参与这个社区的规划项目。另外也做NGO，有没有可开发的传播倡导战略，主要的焦点是反对针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和儿童和全球艾滋病等等。

　　基于赋权与参与的媒介素养教育，我们就比较先锋地试验项目，媒介不单纯是一个将信息传播给儿童的载体，而是儿童表达自己声音的工具，也是儿童一种学习社会参与的工具，目的是要通过传播，赋权儿童青少年。我们做的第一个案例大概是97年左右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合作叫CE项目，儿童表达。

　　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是让我们对解读信息拥有更多的控制权，对利用媒介发出自己的声音有更多的控制权，这本身就是一个赋权的过程。当然我们也可以置换为儿童青少年。媒介素养是一种关于行动的知识，必须在行动中学习，媒介素养并不是说老师可以教出来的，一定要有实践，要有参与者的参与，没有参与就没有媒介素养教育。同时应该特别尊重参与者的本土经验和地方知识，它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而是自下而上的，应该看参与者本来的知识和经验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