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28日，15岁的葛启义曾在贵州“瓮安事件”中冲击政府，当时他手持汽油瓶欲救被政府关押的在校学生，事后他被关押3个月。之后，葛启义读书创业，成了一家小装饰公司的老板。去年12月他当选为县人大(微博)代表，对参政议政产生了极大热情。他表示：“怎么当好人大代表，我还真得好好学习。”(5月10日《中国青年报》)

　　作为近年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标本性事件”，有关方面以民意为镜鉴，对“瓮安事件”所做的公开透明处置，也应被当做典型案例。

　　没有落后的群众，只有落后的干部。当初瓮安之所以失“安”，干群关系紧张，基层群众的不安全感、不信任感加剧，与僵化沉闷渎职不作为的官场小气候有关，与地方官员中普遍存在的以纸面政绩掩盖民生需求有关，与权力腐败有关。事件发生后，贵州省委在处置中提出，关键是要为百姓畅通利益诉求渠道，并把工作重心放在纾解公众情绪、解决现实问题上，迅速赢得了民心，稳定了社会。

　　制度和决策的正确性要靠时间检验。如今回头再看“瓮安事件”处置，不少内容至今极具现实价值。譬如对打砸抢事件盲从者特别是问题青少年的追责，分寸把握就很准。其实，没有问题少年，只有问题家庭、问题环境、问题生态。只有解决了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和社会沉疴，公民社会才会迅速发育成熟，每个人才会实现健康成长。“瓮安少年”成长为人大代表，既是一种温暖的政治隐喻，也寓意着更多更好的“维安“机会。(作者：张培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