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大学(微博)多名学生反映，校方提出“网络与大学生健康成长”项目，要求对网络成瘾的同学进行排查，还给出了排查配额(据5月16日《山西晚报》)。　　且不说，网瘾的定义社会上尚无定论，一旦被“指认”为网瘾学生，客观效果却如被“指认”为“有病”；而“指认”的行为，也就如背地里打小报告，自然为明达事理的学生干部所不齿，所谓“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一开始，不少学生干部都觉得报这个名单得罪人，就说班里没有这样的人，加以抵制；他们所看重的是同窗之谊，是和睦的人际关系。而也确如中央民族大学(微博)人类学教授兰林友所说：“排查的措施本身已经造成一部分人受到了怀疑，被贴了标签……已经对学生造成了心理伤害。”一旦被指认为网瘾学生，给贴上标签，就很可能会成为被孤立、被边缘化的“少数派”；而剑有双刃，力的作用相互。

　　但校方却无视此举的悖谬，无视这同窗之谊、人之常情；强力推进，鸡蛋里挑骨头，下指标“拿”网瘾学生——要求必须按规定的人数上报名单，要在全校范围内招收30到50名学生。有，要有，无，也要无中生有，凑不足数就不行，首先就有悖于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事实上，早在去年，北大就曾拟在全校推广针对包括思想偏激、网络成瘾在内十类学生的“会商制度”，遭到媒体质疑；此次事件，也就有学生认为是“会商制度”的阴魂不散，在借尸重还，因而继续质疑，称违背了北大兼容并蓄的校风。说到这“兼容并蓄”，只能是付诸一笑；由蔡元培先生开启，经蒋梦麟、胡适、傅斯年诸贤绵续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风气，或许早就只在传说中，或者想象里了吧？！    

　　于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