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获教育部认可的南方科技大学，能否真正为中国大学教育树立标杆？微博上有人称，深圳大学教师徐晋如博士批评南科大教育改革没有立足于人文根基。顺藤摸瓜，笔者阅读了徐博士去年写给南科大校长朱清时的公开信：《不能用工具理性办教育》，其中断言：您很难办好南科大，这不是来自教育部的压力，而是来自您的工具理性的头脑和您“意必固我”的偏执性情。

    这话十分坦率，但其中大有道理，并令我联想到前不久所传钱理群先生一段话：“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微博)，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许纪霖教授则评论说：“一些顶尖学校毕业的青年精英，私下聊天看得比我还透彻，但做起事来比官员还精明。”

　　徐博士之批评，与钱、许二教授之批评，皆指出了当代中国大学教育之根本缺失：技术化，去人文化。

　　古典教育以人文化成为目标，旨在养成人格健全之君子，中西皆不例外。19世纪欧美社会之工业化与平等化，则推动教育之技术化趋势，以培养工业社会所需要之专业人才。不过，此一趋势虽然强劲，倒也并未吞噬一切，欧美教育体系始终保存着足够的古典性。这种古典性还有过一次强劲的复苏，这就是哈钦斯在20世纪30年代所倡导之通识教育。

　　但是，欧美现代教育体系的这种古典性，被构建现代中国教育体系的人士所忽略。20世纪初，中国人为求民富国强，毅然抛弃自身源远流长之教育传统，而全盘模仿西方建立现代教育体系。惜乎当时主其事者对西方教育的认知存在严重偏差：只见其现代性一面，而不见其古典性一面，也即，只见其专业细分的技术化教育之一面，而不见其古典的人文养成之一面。

　　这其中最具有毁灭性的事情乃是民初教育总长蔡元培借助政府权力，禁止学校读经。此后，胡适、顾颉刚等知识分子争相投入颠覆五经的意识形态事业中。有趣的是，十几年后，哈钦斯提出其通识教育主张，其要旨为：现代大学通识教育的基本内容即学生在进入专业研究以前，不分系科专业，首先研读西方经典(great books)，因其中有“共同人性”、“本族群的属性”。以中国词汇表述，其中有“道”。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按照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坐标，在教育理念上，竟然成了中国先进而西方落伍。不过，20世纪上半期之中国民间教育、家庭教育，尚保持着儒家教育之人文化旨趣，通过阅读经书，教导子弟以忠、孝、仁、义之德，从而补偿了正规教育体系之缺憾。

　　50年代之后，此一民间教育传统遭到冲击，而正规教育之技术化达到极致：院系调整拆毁多所综合性大学，将其改造为单纯的工程技术学院。大学致力于培养“螺丝钉”，对此目标，人文无益而有害。这构成当代中国大学文化之基底——其实是无文化、反文化。

　　90年代以后，在中国社会迅速全盘商业化，技术化理念支配下的大学，则转身开始成批量地培养商业化的螺丝钉，也即钱理群先生所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过去的螺丝钉式工程师与今日之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外在表现大相径庭，精神气质却一脉相通：无文化。大学没有提供机会，让大学生接触真正的“文”。无文化的大学培养出的无文化的精英一批批涌入社会，导致整个社会没有文化，而日趋粗鄙。

　　教育当更化。更化之道就是建立经典教育体系，大学要让学生仔细地研读真正的“文”。哈钦斯已经说得十分清楚，这个文就是经典，在中国语境中，当然就是中国经典，其中的核心是儒家守护两千多年之经，五经或者十三经，进一步缩小范围，就是宋明社会普遍诵读之《四书》。中国学生，至少应当通读四书，可记诵其中大部分经文，可明其大义。由此，学生可以明白人之为人者之本质所在，可以明白何为健全优美之生命，何为高尚得体之生活。这样的阅读、体认过程，就是“文化”，古人所谓文化就是以文化人，就是通过经典之文，让人找到有意义的生存方式。

　　这是立人的教育，训练好人的教育；这是最基础的教育，也是最重要的教育。学生在获得这方面的充分教育之后，才有资格学习专业知识。而在现代中国，教育的这两个部分之关系被完全颠倒，痛定思痛，今日亟应扶正两者间关系。也即，大学生入学之初，应首先接受一套“君子养成”课程，以若干最重要的经典之系统研读为主，旁及其他人文知识的学习、情操之陶冶。接受了这样的教育，哪怕专业课不佳，学生至少也可做一个好人，而不至于专业精精而不通礼仪、不明人情，为利己为不惜损人。

　　南科大在这方面能否迈出较大步伐？据笔者所知，北航正在试验一种通识教育模式，那就是开设经典阅读课程，西学不论，中学方面，让学生系统阅读《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此为通识教育之正途。(作者系北京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