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教育问题，因2011年频发的校车悲剧而凸显，校车事故的背后，是农村学生上学的路越来越远。而“上学难、上学贵、上学远”的现象背后，则是持续了十年之久的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俗称“撤点并校”。5月18日，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举行“农村教育办学布局调整研讨会”就这十年进行反思：这项政策给农村到底带来了什么？

　　“你能让你的孩子在山里走3个小时去上学吗？”杨贵平坐在发言席上，面对一排排的教育界专家说，怒不可遏。

　　20多年来，这位早年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在美国生活了40年的老太太，足迹遍布了中国云南、贵州、内蒙、河北、宁夏等10多个贫困农村的学校，见证了乡村教育在“城镇化”过程中的衰败。

　　不久前，她在云南一个贫困县遇到了一群孩子，这是一群让这位老人心碎的群体：“她们背着干粮走3个小时的山路去上学，夜晚留宿在学校，可山区学校只有男老师陪寝，带的都是女孩子，这些学生的安全到底有没有保障？”

　　杨贵平的眼眶有些红了，她瞪大了眼睛，拍着桌子说：“十年了，撤点并校政策给农村带去的伤害已经够多了，是不是到了该停一停的时候？

　　村庄没了学校

　　走向消亡是迟早的事

　　上个世纪80年代起，杨贵平就对中国农村的孩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关注的是30年后甚至更长时间里，这群孩子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她曾从孩子们浓郁的乡土情结中看到了他们对这个国家的热爱：从小就与泥土为伴，帮助父母干农活，和弟妹一起上山砍柴、喂牛、养猪，在烧柴火的锅里做饭，在属于自己生长环境和传统的地方长大，有安全感和归属感地度过童年。

　　但是，在课堂上孩子们却学到的是对城市生活的向往：“老师们总是教导这些孩子，农村是多么的贫穷，一切是多么的落后，有出息的孩子应该去城里，没出息的才会在家种地。”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家长(微博)们希望孩子长大后，离开农村，永远不在田间劳作。从上学开始，家庭的一切重心都在孩子的教育身上，为了孩子，他们可以背井离乡，放弃一切。

　　山西黄河边一个小村庄的故事让杨贵平感触颇深，村子里原来有100多户人家，有一所小学。7年前，学校被撤并了，孩子们需要到离家十几公里外的中心小学去上学，短短两年间，就有30多户家庭搬走了，土地也开始荒废起来，留下的都是最贫穷最没有能力的家庭。

　　而一所农村小学不仅是几间校舍和几位普通话不好的教师那样简单，它曾一度是村庄的中心，它的希望和灵魂，“一个村庄没有了学校，没有了孩子，就没有了灵魂和生机，走向消亡只是迟早的事。”杨贵平忧虑地说。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资料显示，1997年-2006年，村庄数量的减幅达到了13.85%，村庄学校的减幅却为45.33%。而更大规模的减幅来自2001年国家实行“教育布局”调整之后。

　　对于家长而言，与其走几十公里的山路让孩子去中心小学，还不如直接带孩子去教育资源更优越的城市。

　　让杨贵平更痛心的是，10年寒窗之后，农村孩子能考上本科的不足10%，但这些孩子的生长经验已经被“城市化”了，他们很难再回到农村。

　　“这些孩子，这些父母，和那些走向衰落的村庄，他们的未来在哪里？”杨贵平问。

　　5800万留守孩子

　　你能想象他们的人格状态吗？

　　“家庭有能力的孩子都去城里上了学，留下的是最贫穷的家庭和他们的孩子。”这是北京西部阳光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梁晓燕从事农村支教这十年来的最大感触。

　　根据中国妇联统计，我国目前有留守儿童5800万人，占到了全国儿童数量的28%。另一项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2011年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4735万人，城镇人口达69079万人，乡村人口65656万人，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

　　而在农村留守的这部分孩子的辍学率十分惊人。

　　梁晓燕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前不久，一位清华大学(微博)的教授找到她，问她：“你知道中国农村教育的真实情况吗？”

　　原来，这位教授在四川某县考察时发现，有个村庄的辍学率很高，校长说：“确实是有1/3的孩子辍学。”教授不信，他和同行的老师们询问了4个村庄后，结果证实有70%的孩子辍学。

　　“撤点并校后，在这个村庄10公里的地方，有一所小学，但是不属于这个村子的行政区划。孩子们必须去20公里外的一所小学上学，这是这些孩子辍学的主要原因。”梁晓燕说。

　　华中师范大学(微博)教育学院教授雷万鹏的实地考察也让这个话题沉重起来。近期，他去山西石楼县进行调研，在一个小规模的农村学校，一个班只有3个小孩在这里读书。他询问了三个孩子的家庭背景：有一个是因为父亲出车祸，母亲外出打工没法带，老人带孩子；另外两个仍然在教学点上学的孩子，都是因为家里贫穷。

　　“如果你把教学点拆掉，这三个孩子一定会辍学。”雷万鹏说，“撤点并校的十年，我们忽略了这部分孩子，没有家长愿意孩子辍学，只是他们无力负担。”

　　更重要的是不可预见的社会心理代价，和失去安全感自信心的一代人。敏感、冲动、恐惧、孤独、沟通焦虑、学习焦虑，这些都是留守儿童、寄宿学生常见的心理障碍。2008年4月，REAP(农村教育行动计划)项目调查发现，在10所陕西寄宿学校的2000多名1至5年级学生中，9.3%的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2.7%较为严重。

　　梁晓燕说，“当我们社会发展以城乡二元作为代价时，付出代价的就是这样一代人了。你能想象未来这一代人的人格状态吗？”梁晓燕说，“有时候，想想未来就后怕。”

　　大规模撤并

　　一场昂贵的成本转嫁

　　在大多数的“撤点并校”中，节约资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决策层看来，放弃小规模的学校正是为教育资金和师生资源相对集中，从而解决城乡教育不平等问题。

　　陕西师范大学(微博)教育学博士范铭在走访陕西安康、渭南十三个县的乡村学校后发现，所谓的节约资金根本就是一个幻想：“孩子到更远的学校上学，有寄宿还好，如果没有，老人带着孩子在县城租房子，费用全部转到农民身上。”

　　校车一度被许多专家以为是解决走读学生上学的最关键工具，然而受限于山路、学生资源的不集中等问题，一所乡镇中心小学根本不具备校车的条件，以及承担该项费用的能力。

　　2011年11月16日，甘肃正阳县幼儿园发生校车事故，致21死43伤；11月17日，甘肃庆阳再发生校车事故，21人遇难。一系列的校车安全事故让直管领导如履薄冰，很多人不再赞成校车模式。

　　那么，寄宿孩子的生活又怎么样？北京大学(微博)附属中学前任校长康健对农村寄宿制的研究发现：“包括睡觉、吃饭、安全、营养、医疗、亲情，哪个学校研究过孩子生病了怎么办？女孩青春期怎么办？教育局说我们根本没有配置！”

　　康健认为，10年急速行政化的“撤点并校”后，农村教育机构并没有做好准备。

　　东北师范大学(微博)农村教育研究所学者刘善槐为记者展示了一组画面：在农村的寄宿制学校里，上下两排的床板上平行放着十几位孩子的被褥，被单已经发黑，除此之外，简陋的宿舍再也没有落脚之处。

　　“没有卫生间，学生们一到晚上根本不敢喝水；宿舍气味很大，进去了能把人熏晕，这样的寄宿学校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刘善槐问，“撤点并校的布局调整，就是为了让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下接受教育？”

　　最严重的还是家长经济负担的加重。他对乡村800余名住宿生进行了调查，一年的伙食费、交通费超过4000元的有21位，占2.48%；2000元到 元的82位，占9.69%；1000元到2000元的有289位，占34.1%； 元以下的有454位，占53.66%。住宿生平均年花费为1157.38元。

　　刘善槐的结论是：学校撤并并不是简单地节约了经济成本，而是把部分政府的成本转嫁为农民的经济成本、学生的时间成本和安全风险。

　　北京理工大学(微博)教授，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微博)认为，各地积极撤点并校不外乎两种动机。一是顺应学生人数减少而撤并；二是人为地加剧撤并，其动机往往是非教育的。

　　“这一政策之所以获得强有力的行政推动，学校撤并规模越来越大，一个主要原因是学校撤并可明显减少地方政府的教育经费支出；另一方面，它正在演化为一项新的‘政绩’运动。在地方政府‘城市化率’的攀比中，撤点并校成为拉动县镇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有力工具。”杨东平说。

　　荒芜的校舍

　　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

　　在这场长达十年的撤点并校结构调整风波中，快速的撤并，凸显了教育改革的缺乏战略性和无序。

　　西北师范大学的教育博士白亮在对甘肃省某县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大量的无序撤并，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截至2009年初，该县闲置的学校十一所，包括峡口小学、下焦湾小学、上河小学、中河小学等，这些小学的希望工程投资为25万元至70万元不等，总资金接近320万元。

　　不仅是这些希望小学被废弃，其他撤并村小学里偌大的校园里也只有学前班，大量教室闲置。

　　即使是这样，2008年9月在甘肃酒泉召开的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上，决策者还提出新一轮教育布局调整要以撤点并校为基础，以创办寄宿制中小学为突破，坚持“高中、初中阶段学校向县城集中，小学向中心乡镇集中，学前教育向中心村集中，新增教育资源向城镇集中”的规模办学思路。

　　据此，该县教育局又制定了《县学校布局调整规划》，提出2011年当地中小学校将从103所减少至28所，也就是2年内撤并75所学校。这些撤并的学校中不少是2004、2005年新建的学校，甚至有2008、2009年刚刚竣工的学校。

　　“一面是农村学生的辍学，一面是对学校资源的疯狂合并，谁又为此曾向公众和善款的捐赠者解释过呢？”

　　就这样，一些学校被废弃，另一方面，却为了让资源集中的学校有条件接纳更多的学生，增加投资扩大原有的校舍，大兴土木。

　　范铭博士调查显示，2009年延安市计划新建5所、改扩建3所，包括幼儿园、小学和中学，投资约 亿元，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另在宜川、延长、子长、安塞、志丹、吴起、洛川等县城区新建8所学校，扩建13所学校，总建筑面积近50万平方米，投资约10亿元。

　　而另外一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初，延安全市公办中小学由2000年的4803所整合为1445所，累计撤并3358所，撤并率达到69.9%，全市布局调整累计投入资金达10.8亿元。

　　“这种把资源集中当做资源优化的做法，国外已经有很多学者做过研究，并提出质疑。20世纪90年代，美国西弗吉尼亚州在大规模地进行学校合并前，政府宣称学校合并将会为纳税人节约数百万美金，但是学校合并后民众却发现，州政府在学校合并上的花费超过十亿美元。”范铭说。

　　反思十年

　　过度撤并之风必须刹车

　　然而，多年坚持“计划生育”和“城镇化”加快的大背景下，对农村学校“布局调整”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问题研究专家党国英教授认为，农村布局调整是“大势所趋”，调整后的布局情况肯定比调整前合理了，教育资源的相对集中也带来教学质量的上升，但现在的问题是，“一刀切”的模式布局调整过快。

　　在近期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主办的“撤点并校”研讨会上，不少专家支持这一观点。

　　杨东平直陈“撤点并校”的弊端：将学校从农村“连根拔起”，对农村社会的影响远远超越了教育自身。家长进城陪读，不仅影响生产、老人赡养，而且导致离婚率上升和家庭破裂。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处长高学贵在近期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的一项会议上坦言：“如果因为我们撤并学校导致学生辍学，这与我们的方针政策是背道而驰的！”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基础教育研究室主任汪明也承认：“中国农村教育的办学重心现在看来，我觉得应该是适当的下移，而不能简单化把小学向乡镇集中，初中向县城集中，甚至在有些地方，高中在县城也不办了，要向大城市集中。”

　　“中国缺少一本《教育法》，它应为撤校和建校提供基本的法律依据。就像美国老的教育法规定的那样，有50户人家建一个小学，有150户人家建一个中学。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撤点并校建一个你想要多大就多大的学校，这是我们10年来应该反思的问题”，康健说。

　　雷万鹏教授批评：“为什么一个小学的规模必须300名学生？240名学生，一个班40个孩子，6个年级为什么就不行？缺乏法律约束的撤点并校政策，带有太大的随意性。”

　　记者发现，早在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就曾指出，农村小学和教学点“要在方便学生就近入学的前提下适当合并，在交通不便的地区仍需保留必要的教学点，防止因布局调整造成学生辍学。”然而，落实政策的重点却放在了“撤点并校”，忽略了“方便学生就近入学”这一前提。

　　“过度撤并农村学校之风必须降温和刹车！”杨东平说，“国家主管部门的意见发出了明确的信号，但更重要的，是需要破解农村教育的危局，探索新形势下农村教育的科学发展之路！”（记者：刘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