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输给父亲”的无力感是个深沉话题

2012年11月20日08:37  扬子晚报    

  最新一期的《中国周刊》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归去来兮”的官员之子:马啸,1981年10月出生,父母均在山西一地级市政法系统工作,父亲身居高位。2006年,马啸大学毕业,他执意拒绝了父亲为其准备好的当地法院执法队员的岗位,怀揣当主播的梦想到北京打拼。2011年7月,马啸没有实现他和家人关于户口、编制和房子的约定,选择回家参加法院系统考试。靠着他父亲在当地政法系统的关系,马啸重新回归到高福利、有保障的“体制内的幸福”。

  这是一个关乎坚守与选择的故事:坚持个人持久奋斗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还是重返到有着父辈强大资源支配力的家乡小城?官员之子马啸用了整整5年时间去抉择,与听从现实的指引。他生于1981年,2011年正值“三十而立”,本正值朝气蓬勃、大展宏图之时,在如此具有象征性的年龄,他却最终无奈地选择了后者。这同样是一项象征意义十足的决定,与其说马啸厌倦了疲惫与心无安放之处的北漂生活,不如说他输给了父亲那种权力与影响力代际传递的生存理念。比起寻常的“拼爹”故事,它尤其促人唏嘘。

  新闻中一处细节是,马啸说自己的北京岁月里,“5年时光有4年很快乐。”仅凭承认奋斗的价值一点,我也不试图去指责这位官二代。更现实一点地来看,当公务员[微博]考试几成中国第一考,追求稳定的年轻人正在被媒体称为“稳一代”时,尽管仍是有失功利,马啸的作为并不“特立独行”。值得探究的,其实是催生其不得不归来的外部环境。在我看来,马啸自愿半自愿式回归说出的,正是在某些下层级的地域里,阶层间的固化已经成为一种惯性,利益固化的惯性是如此强大,不仅令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无法“奋斗十八年和你一起喝咖啡”,就连稍有理性和抱负的官二代逃离也成为不可能,这不免是最深沉的无力感。

  公众为马啸的故事所挫败与乏力,但谁又能说它不是必然会发生的安排?马啸来自山西某地级市,父亲是当地政法系统手握重权的官员,地级市即意味着熟人社会规则在当地可能会不同程度存在,父亲身居当地政法系统的高位,即意味着不同常人的话语权。当熟人社会的规则与非同常人的话语权相遇,当制度化的权力监督力量常常陷入“基层执行”的陷阱,它只能导致潜规则的盛行,与父辈人脉、影响力的无处不在。这是一些地方习惯性的运作心态,因为切实利益的附加,它在现实中被日益固化。所谓萝卜招聘的频发,所谓干部子女总比他人能更容易地进入机关事业单位,所谓现实不得不输给父亲,莫不都缘于此。

  以上是常识,也是可轻易窥见的所由何来,而常常被忽略的常识是:阶层板结的受害者,永远不会仅是那些无法挤进来的人。马啸最后成了他自己口中的“既得利益者”,他人眼中的“幸运儿”,但他真的就是胜利者吗?在北京,因为远离父辈们可支配的资源,他也不得不靠自身去打拼,甚至因为副社长安排了人,他的主管升迁机会被他人抢去。即便他后来在老家获得了一份人人羡慕的工作,但他不得不承受,生活刻板而毫无生气,“回来半年多,我知道自己老了。”阶层过度固化的后果,只能是让社会流动陷入凝滞,在大的空间里,让谁也无法逃离此种断裂感,并为之支付自由成长与积极生活的代价。

  一部分人比另一部分人更容易过得好,需要支付更少的生活与拼搏代价,它本来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如果此种便利是由权力和资源代际传递等元素来构筑,则无疑值得警惕,与必须迅速起而行纠偏。曾经逃离的马啸重新归来,正是因为他逃避不了封闭与利己性运作的利益围城。而这样的围城恰是亟待打破的。打破的路径早在那里,只等着去一一兑现。这不仅是为了减少社会资源掌握力的马太效应,也是为了不致有理想的官员子女也自甘平庸与合流。(湖南 王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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