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的《中国周刊》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归去来兮”的官员之子：马啸，1981年10月出生，父母均在山西一地级市政法系统工作，父亲身居高位。2006年，马啸大学毕业，他执意拒绝了父亲为其准备好的当地法院执法队员的岗位，怀揣当主播的梦想到北京打拼。2011年7月，马啸没有实现他和家人关于户口、编制和房子的约定，选择回家参加法院系统考试。靠着他父亲在当地政法系统的关系，马啸重新回归到高福利、有保障的“体制内的幸福”。

　　这是一个关乎坚守与选择的故事：坚持个人持久奋斗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还是重返到有着父辈强大资源支配力的家乡小城？官员之子马啸用了整整5年时间去抉择，与听从现实的指引。他生于1981年，2011年正值“三十而立”，本正值朝气蓬勃、大展宏图之时，在如此具有象征性的年龄，他却最终无奈地选择了后者。这同样是一项象征意义十足的决定，与其说马啸厌倦了疲惫与心无安放之处的北漂生活，不如说他输给了父亲那种权力与影响力代际传递的生存理念。比起寻常的“拼爹”故事，它尤其促人唏嘘。

　　新闻中一处细节是，马啸说自己的北京岁月里，“5年时光有4年很快乐。”仅凭承认奋斗的价值一点，我也不试图去指责这位官二代。更现实一点地来看，当公务员[微博]考试几成中国第一考，追求稳定的年轻人正在被媒体称为“稳一代”时，尽管仍是有失功利，马啸的作为并不“特立独行”。值得探究的，其实是催生其不得不归来的外部环境。在我看来，马啸自愿半自愿式回归说出的，正是在某些下层级的地域里，阶层间的固化已经成为一种惯性，利益固化的惯性是如此强大，不仅令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无法“奋斗十八年和你一起喝咖啡”，就连稍有理性和抱负的官二代逃离也成为不可能，这不免是最深沉的无力感。

　　公众为马啸的故事所挫败与乏力，但谁又能说它不是必然会发生的安排？马啸来自山西某地级市，父亲是当地政法系统手握重权的官员，地级市即意味着熟人社会规则在当地可能会不同程度存在，父亲身居当地政法系统的高位，即意味着不同常人的话语权。当熟人社会的规则与非同常人的话语权相遇，当制度化的权力监督力量常常陷入“基层执行”的陷阱，它只能导致潜规则的盛行，与父辈人脉、影响力的无处不在。这是一些地方习惯性的运作心态，因为切实利益的附加，它在现实中被日益固化。所谓萝卜招聘的频发，所谓干部子女总比他人能更容易地进入机关事业单位，所谓现实不得不输给父亲，莫不都缘于此。

　　以上是常识，也是可轻易窥见的所由何来，而常常被忽略的常识是：阶层板结的受害者，永远不会仅是那些无法挤进来的人。马啸最后成了他自己口中的“既得利益者”，他人眼中的“幸运儿”，但他真的就是胜利者吗？在北京，因为远离父辈们可支配的资源，他也不得不靠自身去打拼，甚至因为副社长安排了人，他的主管升迁机会被他人抢去。即便他后来在老家获得了一份人人羡慕的工作，但他不得不承受，生活刻板而毫无生气，“回来半年多，我知道自己老了。”阶层过度固化的后果，只能是让社会流动陷入凝滞，在大的空间里，让谁也无法逃离此种断裂感，并为之支付自由成长与积极生活的代价。

　　一部分人比另一部分人更容易过得好，需要支付更少的生活与拼搏代价，它本来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如果此种便利是由权力和资源代际传递等元素来构筑，则无疑值得警惕，与必须迅速起而行纠偏。曾经逃离的马啸重新归来，正是因为他逃避不了封闭与利己性运作的利益围城。而这样的围城恰是亟待打破的。打破的路径早在那里，只等着去一一兑现。这不仅是为了减少社会资源掌握力的马太效应，也是为了不致有理想的官员子女也自甘平庸与合流。(湖南 王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