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我们做本科生培养方案时讨论过是否开设大学语文的问题。北外有很多外语专业，最早我们是通过外语来学外国文化，把世界介绍给中国。现在，我们把让世界知道中国也当成自己的任务。学生很多时间都在学外语和外国文化，所以他们还是挺期待中国文化课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微博]教务处处长金利民说。

　　“说到母语能力，第一是语言能力，第二是对本国文明、文化的认识能力。我们觉得把提高汉语语言能力的任务放到大学教育里来讲不是很适合，其实这应该放到中学里来提高，这是与整个教育环境相关的。我们觉得大学阶段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很重要。于是就没有开设大学语文课，而是设置了中国文化模块。”

　　金利民进一步解释，语言文字总是和思想结合在一起，北外将慢慢探索在通选课中提高母语能力，如在一些课程中加入报告、讨论等环节，锻炼学生的母语口笔语表达能力。“大学生的语文能力确实有待提高，但通过大学语文这样的课程来实现，未必是最佳选择。我认为语文能力的培养在中学中是显性的，在大学中应该是隐性的，通过融合到其他课程的教学目标中来实现。”

　　课堂三 引导学生从艺术的角度阅读

　　学校代表：北京某理工科类大学

　　课时介绍：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一直将大学语文作为全校必修课。近年学时由72个逐渐减少为32个，去年学校还把全校必修改为文科必修。

　　11月19日，记者来到该理工科大学时，正赶上文法学院老师冯老师为英语和广告专业的大一学生上大学语文必修课。课堂上，冯老师正在为学生讲授曹禺的《雷雨》，他通过对剧本的讲解，引领学生进行人物分析，阐释《雷雨》的主题，并不时与学生互动。在讲课过程中，冯老师并没有对人物或主题下结论，而是通过文本分析及引述评论家、作者的观点来引导学生思考，力求让学生形成自己的看法。他还为学生播放了两部《雷雨》话剧的视频片段，让学生辨别哪一部剧的演员形象更符合原著。

　　正如很多大学课堂一样，这节课上很多学生都在认真听讲，一位英语专业的学生认为，大学语文课与中学语文课还是有很大不同的，老师会引导学生从艺术的角度来进行阅读。“虽然我很想读老师推荐的文学作品，但专业任务很重，课后很难有时间来阅读。”

　　“在我看来，大学语文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审美教育。大学语文应该有一个问题意识，这样才能像打井一样往深处打下去。”冯老师说，他对大学语文的发展也感到很焦虑，总觉得路越走越窄了。“现在大学语文没有学科归属感，大学里专职讲大学语文的基本没有，大都是中文系老师授课。很多老师是把专业研究甩一点给大学语文，像是带上它一块玩。而且，大学对老师的考核是专业科研、论文，做大学语文的教师体现不出业绩来，也就没有什么动力。学生也一样，觉得学得再好也没用，所以不会上心。”

　　【大学语文大事件】

　　1904年

　　癸卯学制，规定国文科为高等学堂(大学预科)必修科，大学堂(本科)“随意科”(选修课)。

　　1913年

　　民国教育部颁布《大学规程》，亦规定国文为预科必修课。

　　1929年

　　民国教育部再次颁布《大学规程》，规定国文为“一年级学生共同必修科目”，其后大学国文逐渐演变成“大一国文”。

　　1952年

　　国内高校进行大规模院系调整，大学语文作为公共课程从此消失，中断了近三十年。

　　1978年

　　南京大学[微博]恢复了大学语文课程，并与华东师范大学[微博]联手重新编定了大学语文教材。其后几年里，国内部分高校也相继恢复大学语文教学，并设为必修课。

　　上世纪80年代

　　大学语文发展进入一个小高潮。

　　上世纪90年代

　　不少高校开始将大学语文从必修课变为选修课，并减少学时。

　　1996年

　　原国家教委高教司提出要求，“希望有条件的学校，要为大学生开设大学语文课程，并把这门课程的建设作为对大学生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一个主要手段”。

　　2006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要求“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

　　2007年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发函，建议各地教委、部属高校“结合本地区、学校实际，认真做好大学语文教学改革工作。”接到通知后，北大、南开、清华[微博]、北航、华东师大等学校马上采取行动，把大学语文列为除中文系以外的学生必修课。

　　2013年

　　中国人民大学[微博]将大学汉语必修课改为选修课。(在此前后，陆续有高校将大学语文改成选修课)

　　■ 大学语文“五宗罪”

　　1、教学质量不均

　　大学语文课程中，老师的谈吐、学识、个人魅力往往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少上过大学语文课的学生表示，在实践教学中，同样的课有的老师上就非常受欢迎，有的老师讲则学生缺勤多。老师个人的水平对课程起着重要作用。

　　2、教学方式呆板

　　不少学生对记者表示，高校的课堂应该是活跃的、互动的、有思想观念碰撞的，大学语文课亦如此。但他们所上过的大学语文课，就是老师从头说到尾，灌输式的教育让他们不感兴趣。

　　3、班级规模太大

　　目前国内高校的大学语文课经常是公共课，一般都是一二百人的规模。“美国一些大学的写作型通识课程一般都是20人以内，没有超过30人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务处处长金利民认为，要想保证语言教学的效果，应该采取小班教学。

　　4、师资力量不足

　　宁波大红鹰学院[微博]大学语文研究所所长何二元指出，中国的师范教育没有专门的大学语文师资培养系列，大学语文课的教师九成就是中文系老师，所以他们很容易讲成文学。而剩下的一成往往是语文教育专业的老师，所以就容易讲成“高四语文”。

　　5、教材内容陈旧

　　“讲大学语文总要有所依傍，以文选的方式来编写教材没有什么错。但是一些大学语文的教材所选文章陈旧，和现实不搭，有的甚至类似中学风格。”北京师范大学[微博]文学院教授李山认为，大学语文教材不必过分强调文学性，也不应该再追求字词句，而应该把人类最精粹的东西选到一块，让学生感受到人类情怀，乃至人格教育。

　　名家观点

　　大学语文应该教什么？

　　我个人认为，天下文章一分为二，一是实用文，一是艺术文，母语教育就是用实用文学习母语规范，用艺术文学习母语艺术。大学语文应聚焦在语言文字上，用应用文和艺术文来进行教学，回归到听说读写。

　　重开大学语文30多年来，大学语文不断遭受外界的冲击，首先是“大学人文”对大学语文的冲击，第二次是“大学文学”对大学语文的冲击；第三次是应用写作对大学语文的冲击。

　　我预测下一个对大学语文造成冲击的将是“通识教育”。如果说，应用写作取代大学语文主要是高职院校面临的危机，那么通识教育取代大学语文将是本科类院校所面临的危机，而且越是重点院校，通识教育开展得越普遍，危机越严重。人民大学将大学汉语必修课改为选修课程，可以看作是这一冲击的显现。

　　——何二元，宁波大红鹰学院大学语文研究所所长

　　我认为“大学语文”主要还是激发和培养学生对语文的兴趣，也就是对民族语言、文学、文化的兴趣。特别是把以往可能在应试教育中丧失了的兴趣重新激发起来，让学生体味语文之美，人文之美，培养对民族语言文化的亲近感、自豪感。应当把兴趣的培养放到重要的位置。同时，不应当忘记“大学语文”还是“语文”，有综合性和工具性特点，上课应当扣着“语文”能力来讲，做读写训练。我不太赞成把“大学语文”上成一般的文学欣赏课，它是一门综合课。

　　——温儒敏，山东大学[微博]文科一级教授，原北京大学[微博]中文系主任

　　■ 域外经验

　　母语教育在大学教育中占重要地位

　　无论在美国，还是在香港和台湾，母语教育在大学教育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以纳入必修课体系的方式予以制度上的保障。

　　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明尼苏达大学均设有面向全校本科学生的母语教育课程，这些课程重在培养学生的思维和写作能力，都是公共必修课。其中，哈佛大学的Expository Writing(阐释性写作)课程和普林斯顿大学的Writing Seminar(专题写作研讨)课程都是学校唯一面向全校本科学生开设的公共必修课。

　　台湾大学和台湾政治大学都设有母语教育的专门课程，台湾大学设有“国文”课程，台湾政治大学设有“中国语文”课程，在大学本科一年级开设，均为全校本科生公共必修课。台湾大学的“国文”课程，分两学期开设，每学期3学分，共计6学分。

　　香港大学[微博]和香港中文大学[微博]均面向全体本科学生开设汉语教育课程，且均为全校或大部分本科生必修课程。香港大学学规规定：所有本科学生要取得毕业资格，须修习3个学分的“中文进阶”类课程。

　　(选自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高校母语教育亟待加强——基于海内外十余所高校的调查分析》)

　　采写/新京报记者 孔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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