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伶利2012年硕士毕业后到兰州交大博文学院工作。两年后，她被查出患有癌症，并于当年暑假到北京求医，期间已向学校请假。2015年1月14 日，母亲带着北京的医生补开的请假条来到博文学院人事处为女儿请假。5天之后，该院院长签发了《关于开除刘伶利等同志的决定》，并寄给了刘伶利。去年3月 29日，刘伶利提出仲裁请求但未被受理；5月，又提起诉讼。一年多后兰州中院认定博文学院开除刘伶利的决定无效。但校方回复称等开学后再说。（8月19日 《中国青年报》）
2014年的那个夏天，医院从医学上对刘伶利宣判了“死刑”；2015年年初，博文学院又从情感上作出了同样的宣判。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而 言，双重的死亡“判决”该需要怎样的意志才能扛得住？然而，她终究还是没有能够等到开学，于14日无奈地离开了这个纷繁复杂难以捉摸的世界。
之前法院已经判决，认定学校的开除决定是无效的，双方本应恢复劳动关系，但博文学院不仅不履行判决，还想将事情继续拖延下去。如此誓将“无赖”进行到 底的“流氓”行径不仅于法不容，在情理上也相当让人气愤。一次次冷若冰霜的拒绝，生动刻画了学校过河拆桥、落井下石的绝情嘴脸。
刘伶利在2014年6月1日就已经查出身体有问题，需要进一步检查。然而“如果不去上班，学校会扣钱”，为此，她一直拖到7月23日才住院接受治疗。 不得不怀疑正是这将近2个月的时间加重了她的病情。“不上班就扣钱”是当下许多单位的考勤条例，规定本身无可厚非，只是，“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任何 规章制度都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灵活的变通，这既是保障职工法定利益的要求，也是学校自身人性化管理的要求。实在不理解究竟是什么原因要开除一名已经为自 己服务了两年的职工，是担心患病的她会成为学校的累赘，还是担心她从此之后不论是死是活都难以继续为学校“卖命”？不过，当人事处处长说“不要给我哭，我 见这样的事情挺多的”，就已经告诉公众一个信息：学校或许早就不是第一次如此过河拆桥了。
“众人拾柴火焰高”，单位好比一个大家庭，无论哪个“家人”遭遇变故，“家”应该是其最温馨的港湾，是最值得托付的依赖。当刘伶利自己身患重病，当父 亲癌症晚期，当为了省钱而选择中医保守治疗，当放下尊严躲避城管摆摊度日，学校如果还有一丝仁慈之心，如果还有一点伦理道德，哪怕不去履行救助困难职工的 义务，哪怕不组织师生员工捐款捐物，最起码也应该在制度和政策范围内尊重和保障她的基本权利，比如购买医保，比如维持用工合同，比如给予必要的探望和慰 问。然而，学校却匪夷所思地采取了落井下石的策略，也间接地扮演了“杀手”的冷酷角色。
其实，博文学院甩掉的根本不是刘伶利这个“包袱”，而是做人做事做学问最起码的良知。用脚趾头都可以想得出来，生活在这个学校的老师会有怎样的“幸福 感”和“归属感”，很难保证其他教职工危难之时不会面临同样的遭遇。如果学校不至于如此无情无义，不敢确定刘伶利是否可以生存得更久一些，但有一点可以确 定的是，她最起码可以安心地离去，没有遗憾，没有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