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深圳、青岛等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是一种由创新范式转型驱动和市场力量主导的适应性调整。这不仅会引起高等教育资源分布格局的逐步演变，而且能够改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提高国家整体的创新能力。
随着深圳、青岛等地大力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一批经济实力雄厚的城市将跃升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新势力”；不久的将来，“中国好大学”的分布地图或许将被重绘。
9月30日，深圳市委常委会议通过该市首份推动高等教育全面发展文件，界定“国际化、开放式、创新型”的前进路径，并称要建“南方重要的高等教育中心”。这份文件明确深圳未来10年要建成高校20所左右，彼时全日制在校生约20万人。无独有偶，东部沿海的另一座经济强市青岛也在高歌猛进地引进优质高校，目标是“十三五”期间引进高等教育机构不少于30所。在深圳、青岛之外，苏州、杭州、成都等经济强市也纷纷与优质高校积极“联谊”，以兴办容纳更多人的分校区。
而另一边，全国高等教育资源最丰富的北京，却在该市“十三五”教育规划中明确，要控制高等教育规模，支持城区内的高校搬到邻近郊区或其它省份。
在中国内地的高等教育城市竞赛中，首都北京是赛道上遥遥领先的“一超”，而上海、南京、武汉、西安等城市则是跑在前列的“多强”，青岛、深圳等许多城市跑在中后段。现在，北京放慢了速度，其他的城市在凶猛加速，赛道的竞争名次会发生变化吗？
多名教育专家给出肯定意见，一批城市很有希望成为在新世纪(19.710, 0.00, 0.00%)崛起的高等教育“新势力”。这个城市名单包括深圳、青岛、杭州、苏州、合肥、成都等经济强市。这些城市的人才需求、财政实力和体制环境提供高校发展的基础。但专家们同时也表示，要促使“中国好大学”真正落地，仍需顶层设计更高层次的改革放权。
高校“拥堵”北京城？
对待高等教育出现“疏导”和“引进”的反差，事实上并不意外。
在拥有高等教育资源之丰富之优质，中国内地还没有哪一座城市具备“叫板”北京的实力。坐拥首都和老牌超大城市的优势，北京城拥有本科院校66所，集结了26所211工程院校（其中9所是985工程院校）。随着人口急剧流入和城镇化发展，北京逐渐面临拥挤的焦虑。而顶层设计应对北京“拥堵”的策略是京津冀协同战略，要“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在北京的“十三五”教育规划中，高校们也被划定了“控制规模”的发展红线。该规划称，北京市将不再扩大高等教育办学规模，不再新设立或新升格普通高等学校，高等教育学校不再新增占地面积，而城六区高等教育不再校内扩建。同时，支持在京中央高校和市属高校通过整体搬迁、办分校、联合办学等多种方式向郊区或河北、天津转移疏解。另外，北京市将减少教育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压缩市属高校京外招生人数。
南京审计大学教授徐振宇是一名经济学者，同时长期关注高等教育改革。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北京向外疏解高等教育资源其实是一种调配资源的行政手段，直接原因是为了控制北京的人口规模。在规模被限制的情况下，北京的各类高校要发展，只能往外扩大规模，比如兴办分校、联合办学。
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看，高等教育为城市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和人才支撑。但对中国内地而言，高等教育强市和经济强市、人口大市并不完全重合。从全球权威的一流大学评价标准ESI（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的最新排名情况看，中国内地的教育格局是“一超”、“多强”、“一堆小”的局面。中国内地高校在 ESI 排名前100强中，北京有16所高校，其中北京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清华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进入前十强，稳坐“一超”的龙头地位；其后的上海、南京均有9所，武汉、西安、广州均有6所，算得上“多强”；另外，青岛、长沙、重庆有4所，但青岛高校有3所在70名开外。而需要强调的是，这仅仅是中国内地的100强排名。从全球来看，中国内地ESI 排名在45名开外的高校，世界排名已经在1000名以外。
南京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宗晓华分析，北京鼓励高校外迁的行动，主要目的在于减少教育资源优势(1911.745, -2.58, -0.13%)所造成的人口“拥挤效应”，背后反映问题的实质是，包括高等教育资源在内的优质公共资源高度集中所导致的经济、社会、人口和环境之间的严重失衡。
21世纪经济报道梳理发现，“一超”、“多强”的局面，有复杂的历史原因。1950年代，国家财力有限，高等教育的发展思路是集中使用以提高效率，重点发展某些大城市。前述的上海、南京、武汉、西安、广州，也均是当时覆盖东、中、西部的重点城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东北地区，这是1950年代中国的工业基地，虽然未有优质高校扎堆在某座城市，但这一地区的优质高校也不少，比如当前在全国数座城市“攻城略地”的哈尔滨工业大学。
经济兴，则高校兴？
但改革开放推动下的经济增长，早已经改变了1950年代的城市发展地位。这其中最“冤”的是深圳，这座1950年甚至不会标记在地图上的小渔村，如今已是中国内地经济和人口第四大市，却与985、211工程无缘，也是中国内地经济十大城市中唯一没有ESI中国内地100强院校的城市。这是一种极端不匹配的情况。而一些经济强市如宁波、烟台等，其高校也均无缘100强名单。
经济实力雄厚的深圳市主政者想要改变这一状况。深圳9月30日出台的《关于加快高等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放出了深圳高等教育规划的“三支箭”——国际化、开放式、创新型。这种布局“中国好大学”的“高远之志”，与此前“吹风”已久的深圳新建高校遥相呼应，这包括签订协议的清华、北大深圳校区，以及已有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和北理工莫斯科大学进驻的龙岗国际大学城。而这些大学的学科设置，则有明显服务“创新之都”需求的体现，如北京大学深圳校区主要发展的是信息技术和医药学。
青岛同样摆出高调的阵势，引进的名校包括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吉林大学和本省的山东大学。这种城市计划“十三五”期间引进不少于30所高等教育机构，仅今年前7个月就完成了2/3目标的签订。
北京的高校需要“走出来”，这正好给求“校”若渴的城市们一大机会。目前已明确的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这些本在首都的名牌大学，将要在深圳兴办承接本科教育的分校区；而另一家理工科名牌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则一口气与青岛、合肥、杭州、成都的市政府签下合作协议，其中包括在当地兴办分校区。事实上，这样的例子早些年已经发生，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早在2012年就办了苏州校区，而北京师范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吉林大学在更早也进入了经济特区珠海市。这波“分校区热”与当前的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有所不同。涉及城市均位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热点区域。
“北京鼓励高校外迁，是在不损害其教育、科技和文化竞争力的前提下，把一些本科、高职和成人等类型教育转移出去。出于同样的逻辑，深圳、青岛等城市的扩张，主要目的通过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引进，来提高城市的教育、科技和文化竞争力，扩张的重点不是在低端层次的教育资源上。”宗晓华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民表示，我国以后高等教育规模不会有太大变化，通过新建高校的外援式扩张，不会是今后的主要方向。深圳这样的规模大、经济发展快，对人才需求大，吸引高校办学，是一种较好的发展战略。这既能满足本地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也一定意义上完善了当地高校格局。
宗晓华进一步分析，深圳、青岛等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是一种由创新范式转型驱动和市场力量主导的适应性调整。这不仅会引起高等教育资源分布格局的逐步演变，而且能够改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和使用效率，提高国家整体的创新能力。
这也意味着，一批城市跃升为中国高等教育“新势力”，值得公众期待。
有钱就能办大学？
对于高校而言，位于经济发达城市最直接的好处是“有钱”。在中国内地城市的高等资源调配中，这一点尤为重要。目前，中央部属院校钱多，地方院校钱少；东部沿海城市院校钱多，中西部城市院校钱少，是高等教育内地城市布局的现状。
教育部发布的《2015年高等学校科技技术资料汇编》数据显示，在2015年收录数据的64所教育部直属院校中，拨付经费约612亿元，平均每所院校获得经费超9.56亿元。地方院校却差得多，已收录数据的有1037所，拨入经费约480亿元，平均每所高校只能分享4628.73万元。这一经费平均水平与教育部直属院校差距几乎在20倍。
在地方院校“钱紧”的背景下，经济大市财政资金便成了当地高校的保障。徐振宇对此有所体会：“不仅是西北、西南的高校，连华北城市的高校有很多人才都‘孔雀东南飞’了。其中一个原因是，连天津大学、南开大学这样的高校人才引进开的‘价码’，都比不上东南沿海城市的一些高校。”
经济大市确实有对待高等教育“豪爽”的财力。再以深圳为例，其2015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2727.06亿元，位居全国第三位。这一规模相当于拥有6所 ESI 内地100强院校的武汉两倍有余。这也意味着，深圳很大程度上具备支持高等教育发展的潜力。而苏州、杭州、成都、合肥等城市，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也排在全国前30名。
不过，一座城市有了钱，就能办好大学吗？做到这一点，至少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政府财政的钱要流到支持高等教育的渠道上去；二是保障政府输出的经费足够支撑高校的发展。在徐振宇看来，现行的体制未必能很好解决这两个问题。
在徐振宇看来，尽管深圳等城市成为高等教育新的重点城市未来可期，但这需要很长的时间解决体制的问题。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担忧的是行政体制问题。他认为，很多高校选择在深圳等东部沿海，除了当地的商业环境，主要还是跟当地的政府管理相关。“未来城市发展高等教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强高校自主管理的能力，要减少高校行政的束缚。高校需要有一个成熟的社会环境，从其周边来讲，政府要尊重高校的发展自主权。”他对21世纪经济报道强调。
而更深层次看，体制问题还包含如何解决高校教师跨市、跨区域流动授课、不同校区如何协调、联合办学如何合作等问题。
但无论从经济还是从行政体制层面看，东部沿海城市的环境总体比中西部城市好很多。徐振宇预测，将会有更多中西部城市的高校人才加速流向东部城市。而韩民也表达了对中西部城市金字塔中下层高校更加艰难的担忧。
“东部更多由市场因素推动，而政府在承认市场发挥基本资源的前提下，弥补市场的不足。政策的落脚点主要是扶持中西部等高等教育发展滞后的地区。”韩民说。 记者 戴春晨 实 习 生 黄妙哲 邓雪芬 广州报道
责任编辑：李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