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北大国发院EMBA”微信公众号
“大众创新、万众创业”鼓舞了很多年轻人，但似乎结果并不让人乐观。中国经济想要腾飞的真正瓶颈到底在哪？在中国经济面临转型期的重大时刻，企业与企业家、投资家，应该把关注点放在哪些地方？推荐张维迎先生一篇演讲实录文章供您参考。
企业家与资本的关系，是我过去30多年研究的主题。我在1984年发表了一篇关于企业家的文章，后来与盛斌合作写成《企业家》一书，到现在，我始终没有离开那篇文章和那本书所设定的主题。
下面我谈六个观点。
一、企业家是市场的主体
企业家是市场的主体，无论资源配置还是技术进步，都来自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和应用。但非常遗憾，如果你学过经济学的话，你从教科书当中得到的结论是，市场就是价格，就是通过价格不断的调整，供求达到均衡。为什么主流经济学里没有企业家？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主流经济学的假设。主流经济学假设这个世界是确定的，信息是完全的，偏好和技术是给定的，并且还假定所有人都是同样聪明的。如果世界是确定的，每个人都能看到未来的样子；如果信息是完全的，每个人都有足够做决策的知识和信息；如果每个人都是一样的，谁也不比谁更聪明，那么，每个人都是无所不能的“企业家”。自然也就不需要企业家。实际上，世界是不确定的，判断未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未来有没有收益，好多信息都没有，没有办法按计算机程序做决策，只能靠自己的判断力、想象力。而且人与人不一样，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有想象力和判断力。市场是不是有效，依赖于市场当中最具智慧、判断力和想象力的人，要看他们怎么去做决策，这类人就是企业家。
第二个原因，是主流经济学关注的是均衡和稳定，而不是发展和变化。但市场经济真正的本质不是均衡和稳定，而是发展和变化。过去200年，西方世界最早实现了市场经济，不断有新的产品出现、新的技术出现，产业结构不断变化，消费结构也在不断变化。所以，今天使用的产品和200年前不一样，和30年前也不一样。30年前我们没有手机，现在大家都有手机。10年前没有微信，现在我们都使用微信。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经济。
这种变化和发展来自创新。谁是创新的真正主体呢？企业家。但是，主流经济学的假设以及它关注的重点，使得教科书当中没有了企业家；甚至一些研究增长的经济学家，也没有真正关注企业家。
举个例子，增长理论中最著名的所谓新古典增长模型，关注的是经济增长如何依赖于资本积累，但它并没有关注资本积累是如何进行的，如何推动新技术、新产业的出现。它只关心资本的数量，不关心谁在积累资本，谁在进行投资。最新的所谓内生增长理论，关注的是知识、R&D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但它没有关注知识和R&D如何通过一种特定的人群，也就是企业家，来变成经济发展的源泉的。
1986年我有一篇文章，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商品经济=价格+企业家。那时候讲的商品经济就是现在讲的市场经济。只可惜主流经济学只关注价格，不关注企业家。
可以说，今天很多有关政策的争论，如经济发展应该由政府还是市场主导，产业政策是否有效，其实都依赖于怎么去理解企业家和市场的关系。如果不能真正理解企业家在怎么发挥作用，市场的有效运行和人类的技术进步如何依赖于企业家精神，政策建议实际上就可能得到相反的结果。计划经济时期只强调资本积累，不理解企业家的重要性，以为政府可以代替企业家进行资本积累，得到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其实，资本只是企业家调动资源、实现创新的工具，离开了企业家精神，靠政府进行的积累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增长。
计划经济时代，街头常见景象二、资本家的职责是选择企业家
我在1984年写了企业家的文章及其后的《企业家》一书后，应该说，中国社会对企业家的重要性，逐渐形成了共识：企业家是重要的；中国改革要成功，需要企业家。
但什么样的所有制下才能产生真正的企业家？当时有种观点，企业家重要，但所有制不重要，我们需要企业家，但不需要资本家。我不同意这个观点。1986年我写了一篇文章“企业家与所有制”。核心观点是，企业家是私有财产制度的产物，没有私有财产制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企业家。这篇文章后来成为我在牛津大学撰写的博士论文的主题。我发展了一个理论，即“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试图解释资本雇佣劳动，也就是为什么在市场经济当中，资本所有者处于那么重要的地位，它与企业家精神有什么关系。我的理论有两个重要结论。
第一，企业家是最容易偷懒的一批人。他们做决策时，我们没有办法用一个确定的硬性指标来监督和约束他们，如果要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唯一的办法是让他们承担风险，也就是让他们拿剩下的，不能拿固定的合同收入。普通工人拿的是合同收入，无论企业收入是多少，只要按时上下班，没有明显过失，就有权利领取约定的工资。企业家不能领工资，只能在所有人该拿的拿走之后，剩下的才能归他所有，所以他的收入叫剩余收入（利润）。为什么呢？只有这样，企业家才有积极性做正确的决策。
第二，任何社会当中，只有一小部分人真正具有足够高的企业家才能。但谁具有企业家才能，也没有硬的指标进行衡量，诸如通过考试或通过资格认证，来确定谁有企业家才能。为确保真正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经营企业，就需要有一种机制，使得没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不敢说自己具有企业家精神，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敢去创业，去创新。我证明，这个机制就是资本雇佣劳动。
如果任何人可以不受约束拿别人钱去办企业，赚了利润是自己的，亏了损失是别人的，那么将会有太多不具企业家精神的人混进企业家队伍。如果一个人必须拿自己的资本去冒险，他就会掂量：我究竟是自己去做还是交给别人更合适？如果能力不够高，他就不会假装自己能力高。
当然，现实中很多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并没有足够的资本。这就使资本所有者取得选择企业家的权力。企业家有一个想法，最后能不能成功，依赖于有没有人提供资金、资本，只有通过资本，企业家才能调动资源。给定世界的不确定和企业家才能的难以观察性，提供资本的人是要冒险的，如果选错了人，把资本交给没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企业搞砸，资本家就亏了。反过来说，正因为资本家必须承担风险，才有积极性选择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经营企业。所以资本家获得这样一种所有者的职能。这个职能进一步延伸到现在的股份制企业。所谓风投，就是如何判断和选择企业家。自然，拿到投资的企业家必须受到投资者的监督和约束。
消灭了私人资本家，其实也就消灭了选择企业家的机制，消灭了企业家产生的环境。凡是没有资本家的国家，谁来经营企业就没有了章法，管企业的人并不可能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这是所有计划经济国家的实际情况。
1956年1月，只用10天，北京市私营工商业宣告全部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已经跑步进入社会主义”三、政府不可能替代企业家和资本家
计划经济国家在做计划时，靠的是政府或者说官员，企业的每个决策全由官员决定；生产资料全归国有，政府决定如何分配。政府既替代了企业家，又替代了资本家。简单的说，计划经济的本质，就是由政府来替代企业家和资本家。
我们看到，全世界的计划经济实验都失败了。凡是用政府替代企业家和资本家的国家，都失败了。这是苏东垮台的原因，也是中国要改革的原因，也是包括像印度这样的国家要改革的原因。好多人以为印度一直是市场经济，其实不是。印度独立后效仿的是苏联的计划经济，只是程度不像苏东和中国高，还留有一部分私人企业，但主体仍然是国家计划。
为什么政府没有办法代替企业家、资本家？第一点，官员没有企业家的经营才能。企业家是特殊人才，需要对未来做出独立判断，政府需要的是执行命令的人；企业家是不怕犯错的人，政府需要的是不犯错误的人；企业家做的是正确的事情，政府官员是用正确的方法做事；政府官员注重的是程序，而不是事情本身对还是不对。
这一点，观察一下官员的实际表现就会清楚。任何人如果到了政府，按照政府规定的方式去做，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企业家，不可能具有企业家精神。
第二点，官员没有企业家的那种激励机制。一个企业家做出错误的决策，可能就破产了。政府官员只要遵守程序，即使决策失误，个人也不承担成本。官员也不像资本家那样为选错人承担责任。资本家选人选错了，要自己承担风险，有再多的钱，如果交给不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去管理、投资，最后可能血本无归。官员将国家的钱交给不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去做，企业亏了，他承担任何责任吗？不承担。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在选任国有企业经理人时出现严重的任人唯亲，而不可能任人唯贤。现在仍有一种错误观念，就是用政府来模仿市场，用政府机构持股方式来模仿资本所有者。这是不会成功的，因为你永远没有办法使得官员像真正的私人资本所有者那样，为自己的决策承担风险。
政府不能替代企业家和资本家，也与企业家的创新职能有关。所有创新都是不可预见的。今天最好的技术和新产品，20年前、30年前，没人预见到。200多年前，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时候，很少有人预料到蒸汽机会很重要，所以瓦特要找钱很难，只有罗巴克和博尔顿这样的企业家愿意冒破产的风险资助他。200年前，当斯蒂芬森制造出蒸汽火车时，没人认为火车有什么了不起，英国政府规定，火车速度不可以超过马车。130年前，卡尔·本茨发明汽车时，也没人认为汽车了不起，德国地方政府规定，汽车速度不可以超过人步行。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创新的不可预见性，意味着不可能由政府规划，只有留给企业家去试错；也不可能由政府资助，只能由投资者自己去判断，也就是投资者必须多元化。政府要扮演企业家和投资人的角色时，必须按照程序化的统一标准，但创新没有统一标准。
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创立思科公司的夫妇俩是斯坦福大学毕业生，创办公司以后需要钱却找不到，找了72个投资者都不看好，没人愿意投资，最后找到第73个，才愿意给他们投资。
另外一个例子是马化腾，马化腾创办腾讯时找投资也挺难。我曾经遇到一个很有名的风投，他说现在一想起马化腾，就想扇自己两个耳光。为什么？马化腾当时就跟他要50万美元，他愣是没有给，因为根本不看好这个技术。马化腾最后终于找到一个叫Naspers的南非风投公司。所以，现在腾讯最大的股东不是马化腾，而是这家南非的投资人。
这两个故事告诉我们创新不可预测，一定得靠多元化的投资融资机制。我有一个想法，我要把它变成产品，我找你，你不给我钱，我找他，他也不给，也许我转一圈就找到了，我就能做起来，我就能做成改变人类命运的事情。
政府设立一个委员会管投资的话，比如，要给一个投资项目打分，合格的才投资。但是，谁来打分？官员打分？除非他比企业家还有企业家精神，他不可能有能力评价企业家提出的方案。专家打分？专家也不是企业家，只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并不具备判断市场前景的能力。大量实例证明，许多专家认为不可行的想法是可行的，而许多专家认为可行的想法最后失败了。专家打分还有专业偏见，强调自己专业的重要性，好多专家写的技术前景报告，目的是给自己搞研究经费。
那么，能不能由企业家组成的委员会代表政府来做决策？也不行。你找企业家只能找已经成功的企业家，但过去成功不等于未来成功。而创新按照熊彼特的说法，是创造性的毁灭，新的产品替代旧的，新的企业家替代老的。火车出现，不是生产马车的人搞出来的，是跟马车毫无关系的人搞的；现在的数码相机，不是传统相机厂商研发的；互联网也不是由电信公司开发出来的。可见，重大的创新，全是由新的企业家做成的。
成功的企业家，思路很容易以自己的成功本身为出发点。设想一下，1990年，美国政府组织一个产业委员会，由比尔·盖茨任主席，决定政府的投资方向，那么会出现什么结果呢？据我所知，1990年时，比尔·盖茨根本不看好互联网，只看好PC。如果让他主导这个产业政策委员会，会有什么结果呢？一定是大量投资PC而不会投资互联网。
1994年计算机经销商博览会，盖茨：未来10年，互联网的商用潜力不大要是15年前中国成立一个由企业家组成的产业投资委员会，由当时最有名的、最受人尊重的企业领袖（如柳传志、张瑞敏）来主导，会是什么结果呢？最可能的是，国家的投资将主要投向电视机、显像管和计算机产业。所以说，无论政府多么重视专家和企业家的意见，都不可能克服产业政策的困境。
中国企业创新不多，与政府试图替代企业家和资本家有关。时至今日，大部分投资资金仍然是政府和国有银行控制的。但那么几家有名的互联网公司，你告诉我哪一个是中国政府投资的？没有。中国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储蓄总量最大的国家，但寥寥无几的新技术公司没有一个是中国自己的资本投资出来的，而是外国资本投资出来的。百度不是，阿里巴巴不是，腾讯不是。政府和国有银行不可能真正为创新提供资金，充其量只能在维持一种循环经济。
四、国企制度不可能产生企业家
1986年的那篇文章里，我提出“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当时好多人幻想，只要把国企变成股份制公司，成立好多控股公司，进行交叉持股，我们就实行了跟西方资本主义一样的市场经济，实行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我们就有了企业家。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我列了五个理由。
一是政企分开的不可能。只要是国企，你就不要想有真正的政企分开。上世纪80年代，国企改革的方向就是政企分开，直到现在仍然做不到，不仅做不到政企分开，甚至做不到党企分开。党企分开应该说相对而言还容易一点，但仍然做不到。我们没有办法做到，使得国企领导人真正按照市场方式去选择。
二是所有权约束的不可能。市场经济中企业家之所以要努力做好企业，之所以要创新，是因为背后有着所有权的约束。国家或者官员作为所有权的代表，是不可能真正像资本家那样约束企业经营者的。
三是解决经营者行为短期化的不可能。所有国企都存在行为短期化问题。国企领导人考虑的都是短期问题，不可能考虑三年以上的事情，但做一个企业，没有长远考虑，不可能真正做成优秀的企业、创新的企业。为什么？创新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一个新产品从创意到被市场接受，一项重要技术的突破，可能需要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二十年。如果一个企业家不考虑长远，他做的实际上不可能是真正市场经济当中的创新型企业。
为什么国企领导人不可能考虑长远？因为他的位置是政府官员任命的，任命标准不可能是企业家精神的高低，也不可能是经营者长期绩效的好坏。有权任命你的人不会因为你做得好，就让你继续做下去；也不会因为你做得不好，就必须把你拿掉。你的位置是否稳固，更多依赖于政治因素和人事关系。国企领导人的对调就是这样。
国企领导人要想位置稳定，最好的办法是把企业做得不死不活。搞得太好了就是一块肥肉，有关系的人就要来占这个位置。当然搞得太差连年亏损，也是一个问题。一个很大的国有集团公司，有五个分公司，有一个很能干的领导人，把排名第五的分公司做成第一名，非常有成就。后来，集团公司老总就让自己的秘书来接替他，这个秘书又将公司从第一名做到第五名。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国有企业下，不可能使经营者真正有长远的考虑。
四是预算约束硬化的不可能。国企有一个制度性的毛病，就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定义的“预算约束软化”。私有制下，预算约束是硬的，如果收益持续不能弥补成本，你就破产了。预算约束软化是什么意思呢？即使收益小于成本，你仍然可以活下去，因为有政府财政资金不断的支持。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政府就试图不断硬化国企预算，但现在仍然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国企一旦出问题，政府一定去救它。企业越大，政府花的力气越大。现在，财政预算仍有国企亏损补贴这一块。甚至一些很赚钱的国企，仍然每年拿到数百亿的所谓“政策性补贴”。
五是经营者与职工制衡关系的不可能。上世纪80年代，很多经营者和职工合起伙来，不断提高自己的工资和奖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瓜分国有资产。现在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所以，凡是靠垄断赚钱的国企，职工拿的工资都高于市场的均衡工资，实际上工资当中的一部分应该是资本收益，或者是消费者剩余，而不是劳动收益。
除了以上五点，我现在补充一点，就是国企不可能变成创新型企业，更不可能变成创新主体。之所以不可能，除了前面讲的领导人行为短期化外，也与国有资产需要的监管有关。
创新是不可预见的，有成功的可能，也有失败的可能。一个国企领导人搞创新，失败了应该怎么样？可以设想，失败了，政府可以原谅你，因为创新总是有可能失败么。可是如果这样，许多国企领导人就会做大量毫无意义的创新（包括从个人手里购买专利），依此来侵吞国有资产。
另一方面，如果创新失败了就要追究个人责任，有创新精神的人会去创新吗？他不会创新。因为就算是100个成功，只要一个失败，他面临的可能不仅是纪律处分，甚至可能是牢狱之灾。现在就有这样的例子。这样的话，真正有创新精神的国企领导人也不会真正去创新。维持现状，而不是创新，才是领导人的理性选择！
五、公司治理应该以企业家为中心
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公司治理成为热门词，在中国也是耳熟能详。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出台大量文件和政策，都在规范公司治理结构，特别是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
但在我看来，所有这些文件也好，背后的理论也好，都有问题。当然，背后的理论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但仍然有问题。
问题在哪儿呢？在于它是一个管理者中心的模型。这个模型把公司治理理解为如何激励和约束经理人的行为问题，也就是怎么让他不偷懒，怎么让他不贪污。
这个问题当然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回到我前面讲的，企业家才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企业家中心的公司治理模型。一个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一定要使得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去掌控公司，并且有积极性去创新，去创造，而不是仅仅选一些不会腐败的人就可以。目前公司治理理论存在的缺陷，导致了把过多精力、法律、政策放在怎么去约束企业家精神，使公司变得越来越官僚化，而不是越来越充满活力。按照现在的治理模型做下去，我想，未来公司腐败可能会少一点，但同时也意味着企业家精神会更少，不可能有真正的经济持续发展。
六、企业家队伍的转型依赖于制度改革
前五个观点也可以说是“企业理论四书”重要观点的概述。今天，在中国面临经济转型的时候，我要特别说一下企业家队伍本身的转型。
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靠的是套利型的企业家，他们发现市场当中有不平衡，就将一帮人组织起来，低买高卖，生产出市场需要的产品，个人赚钱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提高了，整个经济也就发展起来了。但套利的机会越来越小。未来中国经济要持续增长，不可能太高，即使要有5%的增长，我觉得仍然要靠创新，靠创新型企业家。创新型和套利型不一样。套利型企业家从古到今都有，但创新型企业家是现代经济才有的。为什么？因为创新和套利对制度的敏感程度是很不一样的。
套利型企业家在政府最严苛的管制下也会存在。举一个例子。陕北民歌《赶牲灵》的原作者张天恩和我是同一个县的。赶牲灵的人也就是传统社会的企业家，他们把东西从这儿倒卖到那儿就赚钱，是套利型企业家。张天恩本人在“文革”时“投机倒把”坐了四年牢。那时管得那么严仍然有人要套利，因为有些套利可以偷偷摸摸去做。但创新不一样，需要三年五年、十年八年甚至更长时间，不可能偷偷摸摸去干，不可能像套利一样，今晚上偷偷买进来，明晚上再偷偷卖掉。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预期，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法治不能由口号变成现实制度，我不认为中国可以转向一个创新的国家，因为企业家不可能真正有积极性去创新。
因此，要真正从过去的配置效率驱动的增长，转向创新驱动的增长，必须进行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的改革。邓小平的经济体制改革给了人们一定的自由，唤起了套利性的企业家。未来只有进行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改革，才有可能产生出真正的创新型企业家。如此，国家才真正的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