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20日，当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旗下期刊《肿瘤生物学》宣布一次性撤回107篇来自中国的医学论文时，恐怕没有多少人能够料想到，此举竟会引发一场如此猛烈的舆论风暴。
7月27日下午，科技部公开《肿瘤生物学》集中撤稿调查处理情况，所涉107篇论文的事实总体已经核查清楚，各涉事作者所在单位正在按照统一的处理规则，区分涉事作者参与论文造假的事实情况和具体情节，依据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对涉事作者进行处理。
近年来，我国在国际上发表的科研学术论文日渐高产与高质，成为该领域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根据去年10月12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的最新统计结果，我国年产论文高达33.88万篇，高被引国际论文数量、国际热点论文数量双双进入世界第3位，仅排在美国、英国之后；8个学科领域的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名世界第2位；发表在各学科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期刊上的论文数量，连续6年排在世界第2位。
然而，与这种欣欣向荣的高产出形成强烈对照的是，大量学术泡沫和水份充斥其间，许多研究生、教师、科研工作者，甚至是学术带头人卷入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近年来发生的浙江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药学院副教授贺海波学术造假、井冈山大学讲师刘涛和钟华数据造假、西南交大副校长黄庆博士论文抄袭等事件，莫不震惊一时。这种现象不仅浪费了大量的经费资源，更损害了中国学术科研的国际形象。这股歪风如再不遏制，将严重影响科研学术的创新与发展。
也正是基于这种考量，对于此次学术不端现象的查处，从很多迹象都可以看出是动了真格、下了猛药的。与以往内部处理、内部消化的做法对比，这次的调查处理，主管层次很高，由科技部牵头，工程院、自然科学基金会等配合，打出一套“组合拳”；调查处理信息对外公开，避免了瓜田李下之嫌，处理结果也更权威、公正。
再看阶段性处理措施，更可谓是雷霆万钧：对已形成明确处理意见的76篇论文，将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取消项目、撤销奖励等处罚，以及党纪、政纪和其他相应处理；科技部已暂停21名涉事作者参加的20个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课题）的立项程序；自然科学基金会对将撤稿论文作为研究工作基础列入2017年度科学基金申请书中的51个项目采取终止项目评审的措施；工程院暂停1名涉事作者的院士候选人资格。
这些严厉的处理措施，对一个学术研究者或者团队，乃至一所高校、医院、研究机构意味着什么，自然勿用赘言。事发之初，因为这起国际学术杂志大规模撤稿事件牵涉人员、机构众多，曾有相当一些人抱有侥幸过关的心理，认为或许有关方面会本着法不责众的“原则”，采取暗中放一马的惯常做法。但从目前的趋势看，这种侥幸恐怕很难成为现实。
虽然，对于这起撤稿事件的责任人和机构而言，严肃查处是一场“学术灾难”，但对于中国学术和科研而言，却是一次恰逢其时的“自我开刀”。 长痛不如短痛，与其迷恋那些由学术科研泡沫带来的虚幻，不如狠下心来，割掉毒瘤，戳穿脓疱、挤掉脓水，如此才更有利于学术生态健康。而由此释放出来的强烈讯号，更有利于震慑潜在的学术科研造假与腐败者，挽救更多的“未来之星”。
当然，从长远看，更应当刮骨疗毒、标本兼治，在处理责任人和机构的同时，秉持法治和科学的精神，构建专业领域的反腐机制，特别是学术科研等体制，营造良好的学术生态，以避免学术不端现象的滋生，催生更多的智慧成果。如是观之，年内发布预警监测相关期刊名单，加快推进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职称改革，启动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临床医生职称评价改革试点等创新举措，尤其值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