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第一天，毕业7年的博士罗茜茜实名举报自己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读博时导师的性骚扰。
北航的反应很快，官方微博发声明称已成立专案小组调查。事实上，当罗茜茜去年10月向北航纪委发送邮件时就得到了回复，校方承诺保护举报人的隐私和利益。被举报的教授也被舆论推上了风口浪尖。
不少看客对此表示满意：涉事老师已经收到了教训。想想去年初北京电影学院阿廖沙控诉老师家属性侵事件，受害者至今未得到学校的明确回应。罗茜茜们似乎已算是“幸运”了。
但是，当我们讨论高校性骚扰事件时，我们最终的目的，仅仅是抓住某个“禽兽”吗？
千百年来我们习惯这样的故事：高塔上的公主被恶龙侵害。我们呼唤勇士，大多数时候他们迟到甚至从不露面。当他们偶尔出现，恶龙被打倒，我们同声欢唱恶有恶报，正义不缺席。
可是少有人关心：为什么凡是公主总离不开高塔？她为什么不在广阔的平原上，用自己的双脚逃出生天。或者在丘陵中，可以抓起石头还击。哪怕在河流之中，至少可以努力躲过龙嘴喷出的大火。不，她的天然设置总是这样，束手束脚，孤立无援。
这才是巨大的、隐蔽的不公正。这座囚塔不禁止反抗，它只是极大增加着反抗的成本。
这个背景下，高校性骚扰事件不是单纯的性别倾轧。实际上，这世界上的一切都与性有关，除了性本身。它与权力有关。
这个时代，教授和学生尤其是研究生处在一种微妙的权力结构里。他们的关系不只教与学。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研究生习惯管导师叫“老板”。用词很好理解：这些年轻人学术生涯中的关卡上，影响学术评价的每一项努力，导师握有关键一票。他们的意见和指导影响学生的成绩、毕业、保送、出国、参与项目的质量、发表论文的水平。
我硕士期间的导师比大白还暖，把压箱底的好题材拿来给我做论文。周围不少朋友也都有幸恰逢良师。我愿意相信，这个世界上好导师占绝大多数，以育人之心教书治学。
人性“温暖”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导师完全有能力把我的生活毁得一团糟，只不过选择不那么做而已。
一个基本依靠个体道德水准来影响结果的体系非常可怕。它不属于我们多学科达到世界顶尖水准的现代化校园，更像是旧时代师徒传承的精神遗留。要知道，在那样的关系里，好老师如武侠小说中的“江南七怪”，思想一时转不过弯，也会妨碍郭靖自由恋爱。
这个体系属于一个更大的金字塔结构。学术资源如基金、职称、项目自上而下分配，层级分明。不独中国，整个国际学术界都是如此。“青椒”（青年教师）的焦虑，终身教职的争夺和研究生的不安全感一样存在其中。
因此，不能单独看待北航的性骚扰事件。它与2016年华东理工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硕士研究生在导师工厂低薪工作时的意外死亡有关，与南京邮电大学男生留下“导师不让毕业”遗言后的纵身一跃有关——它代表着权力的滥用。
恶龙之恶，建立在高塔之高上。
性骚扰是这其中最放肆的行径之一。2017年《中国大学在校和毕业生遭遇性骚扰状况调查》显示，6531名受访者中近七成遭受过不同形式的性骚扰。其中16所211高校相关的投诉只有3起。
互联网的存在给了罗茜茜们权力的倒转。她和有同样受害经历的伙伴通过知乎匿名发帖，获得广泛关注。这不过是高塔垂下了一条绳子，帮助她们爬下来，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规定了高校教师不得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在我看来，想法虽好，不够有力，类似于对恶龙批评一句：你这样不对。
罗茜茜们要求，建立一个校园性骚扰防范机制。她们要造一架结实的梯子，从塔顶直达地面。全社会都应该参与针对这个机制的讨论：长期的申诉渠道如何建立？高校是否应该设立专门部门管理申诉？该部门的老师如何避免利益冲突？如何透明呈现申诉的过程和结果，同时保障申诉人的隐私权？被投诉老师将进入怎样的审查流程？在这个过程中，高校与司法部门各自扮演什么角色？
更重要的是，在隐去申诉者身份的情况下，如何防止教师被诬陷？如何避免举报被利用、变成一场争夺利益的攻歼？
罗茜茜的公开信发表在2018年的开端，这是一个信号：一切才刚刚开始。它是高校权益保护体系建立的第一步。
以前，当坏人被惩罚，类似事件热度退却，我们爱说：校园终于重回纯净。我们总是这样，觉得不经世事才算清白。实际上，真正的洁净自力量中来。当生命足够健康和自由，总能轻松抖落污垢灰尘，抽芽向上。它不用逃避，它比伪恶丑更强大。
我去年采访过一位为女科研工作者权益发声的男教授，他希望女儿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上。
我想，我们这一代努力发声，也不过是为了改写新一代的童话故事：公主需要的不是被拯救，她需要的是能摆脱沉默的自由。
王梦影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8年01月10日 11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