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每个北大人都拥有一份关于北大的独家记忆,有些可能会随着时间一起流逝。为了挖掘、保留这些珍贵回忆,北京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120周年校庆筹委会秘书处学生执行团推出“北大记忆”系列报道, 通过采访北大各个学科年事已高的著名学者,让大家了解老先生们的人生经历,以及他们与北大的故事。
本期“北大记忆”邀请到了北京大学前校长、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院长、中科院院士许智宏先生。让我们跟着记者一起了解一下许智宏教授与北大的故事。
记者: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5级本科生 林玲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17级硕士生 欧阳佳好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6级本科生 蔡翔宇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16级本科生生 汪欢颜
摄影:史彦如
教授简介:许智宏,1942年生,江苏无锡人。植物生理学家。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校长。现任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院长。
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植物学专业,随后考上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后留在该所长期工作。1979年至1981年,先后在英国约翰依奈斯研究所和诺丁汉大学从事研究工作。自1983年起,历任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兼植物分子遗传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1992年10月至2003年2月任中科院副院长。1999年11月至2008年11月任北京大学校长。2018年1月任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院长。现还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
长期从事植物发育生物学、植物细胞培养及生物工程的研究。在植物发育、组织和细胞培养以及生物工程领域,已发表论文、综述、专著共240多篇(册)。
曾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等奖项,1988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1年被评为全国做出突出贡献的留学回国人员,并获英国诺丁汉大学、爱丁堡大学、东英吉利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蒙特利尔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等15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记者:在北大的本科生活中,有什么让您记忆犹新?
许智宏:我入学那年北大的本科理科生刚改为六年,文科生五年。据说学校当时的期望是,使本科毕业的学生能达到研究生的水平,所以我在北大的校园里整整待了六年。1959年考进北大的时候,正当十年大庆,各个方面都热情高涨,食堂里吃的也很好,一些在家里从来没有吃过的东西,在北大尝到了。但是说实话,从1958年“大跃进”后,很多地方就出现了饥荒。所以国庆一过,食堂吃的东西就明显没有以前多了。
接下去的三年困难时期,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两件事。一是尽管当时条件艰苦,只要图书馆有电,基本上都是满座。当时北京很多大学礼拜天都只开两顿饭了,鼓励大家睡懒觉。北大虽然节假日也只开两顿,但是校方考虑到同学们平时的礼拜天还要学习,还要到图书馆去,所以仍维持每天三顿。
当时国家为保证大学生能够很好地学习,完成繁重的学业,在全国已很困难的情况下还是保证大学生的基本口粮,一个月的定量口粮有三十二斤五,但是由于缺少油水,副食供应极为困难,很多南方的同学又不习惯吃窝头、高梁等杂粮,大学生又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一些同学特别是男生还是会经常饿肚子。很多同学得了肝炎,那时的肝炎很多是因营养不良引起的。有的同学全身浮肿,摁下去就陷下去一块,当时由于身体的原因最后还是有一部分同学休学一年或退学了。
但大部分同学还是都坚持下来了。大家精神上也很乐观,记得生物系给各班在蓝旗营分一块地,下午课后大家去种菜,看到我们自己种出来的大白菜、胡萝卜,也很开心。
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二点是,当时北大请最好的教授来给低年级的学生上基础课。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六年本科教育给同学们打下了扎实基础。不光是课堂教学,对理科生,当时还特别重视实验技术的训练,以及参与生产实践。很多生物系的学生出去之后,不光教生物,教其他别的也行,因为大家的综合基础很好。
当时学生和老师都比较亲近,学生没有现在那么多,所以我们可以经常到老师的办公室去,到家里去,有时候也会去老师家里蹭饭。大牌教授会晚上到学生宿舍里面来给学生答疑,记得一次我问了教我们有机化学的老师一个问题,老师很爽快地承认自己不知道,他又说:“如果科学上所有的问题都能回答了,还需要做什么研究?”北大老师有一个特点,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会乱说。
当时我们的班级不大,只有三十几个人,后来又分成两个专业。那时候学生基本上没有选课的自由,大家上一样的课,课外的活动也一样。我们生物系的学生当时住在34楼,女生住在二楼,男生住在一、三、四楼,所以彼此都非常熟悉。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当时的培养模式太单一,当时的精英教育思想认为北大就是培养科学家、教授,但是事实上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去当科学家、教授。现在培养模式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记者:从您1999年担任校长到2008年整整9年,那几年年中北大有什么变化?
许智宏:当时北大刚经历过百年校庆,“985工程”刚启动,北大正处于发展的一个重要时刻。当然也是有一些困难和问题,一个是从60年代到90年代初,北大经历了很多事情。在经历这些事情之后,北大的部分教师心气不足,当时就想怎么能够把大家凝聚起来。兄弟学校都在往前走,而如果我们老盯着以前的事,就会失去机会,所以当时重要的是要思考北大的未来。
国家提出的“985工程”,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极大地鼓舞了全校师生,使我们得以最大限度把师生员工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虽然那时已经定好了“北大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分为两步走”的战略,但是说实在,那时候还没有考虑得那么详细。在当时要定一个明确的时间表是有困难的。
当时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来北大后发现我们学校的基本办学条件实在问题太多了,理科的实验室拥挤、教室陈旧,文科的很多老师连合用的办公室都没有;学生的住宿条件太差,当时大部分宿舍楼还没有改建,我去过好几幢学生宿舍,进去看了有种说不出的心酸,比我读书时一个房间8个人,只是少住了2个人而已,房子更破旧了,由于现在同学们的东西比我们当年多得多,所以房间里真是拥挤不堪。我们急需改善我们的办学条件,为师生提供良好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
2000年5月中旬,发生了在昌平校区学习的政管一年级的同学邱庆枫在校外遇害的恶性事件,虽然各个方面都尽全力帮助北大妥善处理这件事情,但在部分学生群体中还是引起一个小小的学潮。
当时王德炳书记和我,以及其他校领导分头到院系与学生代表座谈,听取意见。反映出来的意见使我们清楚意识到学生遇害事件是一个导火线,这些年来学生中间积累了一些怨气一下子爆发了。随后开办了BBS校长信箱,通过建立各种上下沟通机制,在学生宿舍、餐饮和食堂、教室管理、校园内交通等方面改进工作,我们也逐年规范和改进了学生毕业典礼的程序,使大家有一种庄重的仪式感,高高兴兴离开学校。
我记得在多次学校的会上,我都讲了“要善待学生”,让同学们有良好的心情和环境安心学习。如果想要北大学生走出校园之后,依然能够为北大自豪,那么首先就要在学校里为学生做好服务。
从1999年到2008年的九年,北大在改善办学条件方面还是做了不少工作。完成了一大批学生宿舍楼的改造、几幢教室楼的扩建和改造、一大批教学科研大楼的兴建或改造,还有奥运体育馆、农园餐厅等等。为扩大发展空间,2003年3月初,北京市党政领导来校现场办公、听取意见。通过积极争取,增加了约60公顷土地。
其中,对于北大教学科研发展特别重要的是终于批准原定建在东门外的北大科技园的土地,全部保留做教学科研用地,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成府园区”,在这里一批新的教学科研大楼现在已拨地而起。
说一个与同学们的日常生活直接有关的事。那时候一个大问题是洗澡,一到晚上就可见到有很多同学穿着拖鞋在宿舍区穿行去澡堂。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当时想再建一个大澡堂,我否掉了,我想都什么年代了。与分管校领导商量后,当时就建议分步在宿舍楼每一层建一个浴室。但由于每层要建浴室,这又与学生宿舍可容纳的学生人数产生矛盾。当时部分楼每一层都有一个阅览室,比较利弊之后,就把阅览室去掉了,因为在当时解决洗澡的问题更急迫一些。
那洗澡的热水从哪里来?经请教地质专家,北大地下有地热资源的可能性很大。要不要开井?关于此事开了好几次校长办公会研究,因为当时开一口深井需要200多万的资金,这对当时的北大也不是一个小数目。而且如果最后开出来没有地热水,200多万不就打了水漂。最后拍板,就在静园草坪那边开井,当地热水涌上地面时,真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只是地热水的二氧化硫的味道很重,后又添置了脱硫装置。过去没有当过这个家,实际上学校做任何一点事情都不容易。
在中国,每一次改革都不容易,大家都希望改革,只是在触及到和自身相关的利益时常会有一些犹豫。我自认为是比较温和的改革派,但北大2003年开始的师资人事制度改革在校内和社会上还是引起了很大关注。当时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教师“能进不能出”的事实上的终身制没有改变,无限次的申请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审,部分学科师资队伍“近亲繁殖”严重,部分院系教师编制、高级教师岗位无限膨胀。而在世纪之交,大批老教师退休,应该说为我们师资人事制度改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时机。在寒假校领导的研讨会上即决定推动这一改革。
为此,成立了工作小组,并在抗击“非典”期间完成了改革框架文件的起草工作,由于“非典”期间不方便召开大型会议,采取了内部先书面征求院系领导意见的做法。随后,由于这一内部讨论的文件被贴到了校园网上,在校园网和社会媒体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在校内外产生了巨大反响。讨论的内容也远远超出了师资人事制度改革的范围,而涉及到高校体制等各方面的问题。学校领导高度重视各方面的意见,组织了一系列座谈会,直接听取教师建议,不断修改完善方案,五易其稿。随后各院系根据学校制定的原则,制定各院系的实施方案后从2004年才开始正式实施。
当时有媒体问我最后学校是不是后退了、妥协了,我当时就觉得不能这么认为,本来第一稿就是征求意见稿,在听取广大教师意见的过程中不断完善。比如也考虑了文理科的不同,因而给文理科制定了不同的标准。人事改革首先要使每一位老师在观念上发生改变,在北大并不是每个助教可以晋升副教授、每位副教授都可以晋升教授的。改革的目的也决不是要赶走一些老师,而是要使每个人的积极性能得到更好的发挥,让大家更好地努力工作,最终促进人员流动,创造条件吸引优秀的年轻教师不断进来,使北大形成一支结构合理、非常有活力的教师队伍,这才是我们的初衷。
在北大之后,全国一大批高校也开始了类似的师资人事制度的改革。而一些媒体关心的往往是通过这一改革方案的实施,会问你北大有多少人被辞退了,结果往往使他们失望,有的甚至认为北大的改革失败了,这是一种误解,我觉得至少太肤浅了。
记者:您和顾红雅教授主编的《燕园草木》已经成为北大系列书籍中的名作,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创作这样一本书?
许智宏:我喜欢北大的校园,不仅因它的历史,也因它有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众多的生灵使它富有灵气。走过校园时也常常会听到有同学在问这是什么植物之类的,就又会使自己想起当年老师带我们在校园里认识植物的情景。
不当校长之后,我想我有时间了,可以给喜欢的植物照相,当时我真希望能把校园里的植物都照一遍。但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校园又这么大,后来知道顾红雅老师也有这个想法,我们就联合起来了,并在师生中征集照片,很快收到了一万多张。
我们把其中最好的挑出来,并请专家确认植物的种类,按开花的时间先后给植物排序。另外也要求尽可能把植物旁边的背景一起照下来,比如说一串串盛开的紫藤花,一看照片就知道是在静园那边拍摄的,这样对北大学子来说也是一种极好的回忆。
由于当时此书出版的篇幅的限制,我们只能割爱,仅收录了校园中一部分常见的植物的照片。出版后我们即着手修订此书,同时我和顾老师也写信给主管校领导,希望在校园中增加一些重要的植物种类。比如,现在春天在未名湖北边才斋(红二楼)附近我们已可看到盛开的梅花了。
在《燕园草木》出版后,和吕植老师一起又出版了《燕园动物》,这本书主要是同学们写的,我只写了一个序,对书稿提出了一些应该修改和补充的内容。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了解我们的校园、爱护我们的校园,保护燕园里不同的动植物,提高保护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自觉性,建设绿色北大。
记者:您对北大的120周年校庆活动有什么期望?
许智宏:现在提出了北大要在2035年“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的目标。在国家的支持下通过三期“985工程”的建设,现在北大的办学条件已有很大的改善,教学科研工作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一支优秀的中青年老师队伍已经成长起来。但是作为北大的人来说,我们还是要脚踏实地地一步步走,踏踏实实把工作做好,这样我们才能不辜负国家和社会对我们的期望。现在社会上形成一种急功近利的短视风气,考虑事情太功利。北大必须摒弃这一切,而应该营造一种良好的环境,让教师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学术研究和教学上来,让学生安心学习、提升自己各方面的素质和能力。
至少我们的步伐可以走得稳一些,也不要太在意头上的“光环”。北大也要适应新媒体时代,对很多事情不要太介意,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有独立的判断。北大的120周年,是我们一个新的起点,希望在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回顾北大走过的这些路,仍然觉得是非常值得的。
图1来自受访者
图4来自网络
编辑:丸子 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