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安武：我不聪明 只是机遇好 愿意坐冷板凳

　　编者按

　　每个北大人都拥有一份关于北大的独家记忆，有些可能会随着时间一起流逝。为了挖掘、保留这些珍贵回忆，北京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120周年校庆筹委会秘书处学生执行团特意推出“北大记忆”系列报道， 通过采访北大各个学科年事已高的著名学者，让大家了解老先生们的人生经历，以及他们与北大的故事。

　　本期报道我们邀请到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刘安武先生，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先生与北大的独家记忆。

　　记者：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5级本科生 缑清睿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7级硕士生 陈斓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4级本科生 毛士奇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4级本科生 曾必瑜

　　编辑：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5级本科生 姚张卓玥

　　教授简介：刘安武，男，1930年7月出生于湖南常德，汉族。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49年秋入湖南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中文系，1951年春入北京大学东语系印地语专业，1954年冬被派往印度留学，1958年夏回北京大学任教，2000年退休。

　　曾任北京大学东语系东方文学研究室主任、东语系学术委员会暨学位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南亚文化研究所所长等职。长期担任印度文学的教学工作，中国印度近现代文学专业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导师。历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长（现为名誉会长）。资深翻译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有《印度印地语文学史》、《普列姆昌德短篇小说选》等众多专著、译著，主编《泰戈尔全集》，合编、选编《东方文学史》、《东方文学辞典》、《东方文学作品选》等文学论著、辞书、作品集多种。

　　学生时期：我们是最早学印地语的

　　记者：上世纪50年代，您是怎么从湖南大学中文系转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的呢？

　　刘安武：主要是组织和国家的需要，也算是机遇好。当时外交部、教育部需要一批懂得东方语言的人才，开展对外交流，于是到各个大学选拔人才。我正好在湖南大学中文系，身体符合条件，抗美援朝运动我也比较积极；上面的组织对我比较满意。我自己还不知道，（学校）就把我推荐上去了。

　　记者：您对当年的北大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可以简单描述一下当时您的学习生活吗？

　　刘安武：那时候我们就是学外语，不管其他的。当时北大这个专业还没有备齐正式教员，金克木先生懂一点印地语，所以他作为老师教了我们半年。金克木先生不是特别懂语法，但是在印度生活了很多年，总会懂一些。他常为我们挑出一些典型的句子教学。

　　之后请了几个印度外教到中国来，所以我们基本上是外教培养的。我们中国人，之前没有会印地语的。我们是最早学印地语的。

　　记者：之后，1954年，您去往印度留学，这也是中国首批去往印度的留学生。是什么契机促成了您的留学经历呢？

　　刘安武：那是1954年4月份的时候。北京刚解放几年，印度总理尼赫鲁要到中国来访问，我们很热情，动员了几十万人热烈欢迎。两国谈判得很好，说中国解放了，得让两国人民好好地交流，互派留学生吧！咱们国家也很积极，让北大派两个学生去学他们的语言。北大就选中了我，还有另外一个（同学）。

　　我们俩是解放以后第一批去非社会主义国家交流的学生。一开始没什么经验，所以要体面一点，衣物、用品都挺讲究，让我们到印度以后不至于缺少什么。比如衬衣不是说拿几件，一下就是半打，六七件的样子；从指甲刀一直到刷子，两大箱，像家里人陪嫁似的。我们到印度后，可以不买它的东西，什么都有。我回来以后几年都没有做衣服呢。而且实报实销，两边都可以。那时候我还抽烟呢（笑），还是很悠哉。

　　记者：当时在印度的学习跟在北大有什么不同？

　　刘安武：那不一样。在北大的时候，书念了三年多，快毕业了。一般来说，看、听都可以，但是就是“说”不行，没有机会说。大家在北大也都不习惯说外语。到了印度，国家盯着，让我们一定要把口语学好，一定要说得流利，希望我们从印度回来，有外交场合需要就可以安排工作。

　　期间在一个国际学生交流的场合上，尼赫鲁接见了我们，向我们表示友好。我们就说，您以前到北大来发表演讲，我们都听了，我们都很感兴趣，所以来学。他问我们学什么，我们说学印地语。他说，你们印地语不是都学了几年了，还学干嘛？我们说学印度的语言文学。他说，印度的语言文学，不是印地语的语言文学，是梵语的语言文学，“你们学梵语吧，可以学得比较深”。

　　教学与科研：

　　我不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也不是车头，

　　我宁可别人说我迟缓

　　记者：您如何看待印地语，包括东方语言文学研究这个专业的存在和发展呢？

　　刘安武：印地语很难。为什么呢？中文是一直不断的，典籍——也就是“历史书”——比印度多得多。印度在古代的文学可能比我们还丰富，但是史书少。为什么尼赫鲁让我们学梵语？就是因为他们的语言不同。一个出身于印地语的家庭的人，要去搞古代的问题，同样也要学梵语。

　　中国不同，我们懂点古文，从《诗经》到《楚辞》，到唐诗，一直到明史都能读。印度不行。现在印地语在印度还不能推广，他们十几种语言，一个省和一个省的语言都不同。

　　同时，他们对语言问题都比较保守、自持。我们中国统一说汉语，不会把四川话、广东话当成国语，更不会把一个作品翻译成上海话。但是印度的一本书就会翻译成很多语言才能普及。

　　研究印度，要掌握它的文化遗产，也很不容易。这个语言作为一种工具，不管在哪里工作，会有需要，但不需要很多。包括梵语研究，全国就是我们学校这一个点，主要也是学术工作，比如编“世界文学史”。

　　其实古代的东西可研究的很多，不过现在可能即便搞得很好，也确实不那么受到重视。文学不像科学，比如物理学，研究得越深，国家越重视，还会得诺贝尔奖。搞文学呀，没那么好的机会。

　　记者：就像您说的，这算“冷门学科”，做相关研究确实不容易。包括翻译，也挺枯燥的。您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呢？

　　刘安武：我的机遇比很多人的机遇要好一些。比如说从中文系保送来，也不需要考试。像这样的（人）也不少，但是（他们）没有碰上到印度留学。留过学的和没留过学的，在用人单位那里差距就很大。因为大家想要留过学的，留过学可能知识文化水平、语言，都比较好一点。

　　然后呢，分到北大来，北大又有这个专业。过去没有这个专业，从我们这一届开始才有。

　　十年前北大承担了支援西藏的文化部门建设，期间要在印地语专业选一个人到西藏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当副校长去。藏族人要学汉语，所以北大外语学院的南亚系就到那边去了。因此我们名字改叫南亚系。因为宗教的影响很大，这个和西藏那边的文化比较接近，也是信仰佛教。

　　记者：您说到金克木先生，一开始是老师，后来成为了您的同事。季羡林先生也是这样吧？我们了解到您跟他之后也有一些合作，比如合编了一百一十四万字的《东方文学辞典》，还有95年的《东方文学史》等等。您跟季老的交往中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吗？

　　刘安武：对，金克木和季羡林先生，我们都是一个专业，开会什么都在一起。季羡林先生主要是给懂梵语的开课。

　　说到梵语，也是印度的国宝。人类的文化遗产，有一大部分在印度，这也是我们重视印度的宗教、文化的原因。

　　我们中国对历史非常重视，比如刚刚说到的“二十四史”；印度也有，两大史诗加起来有二十万行。这方面的翻译工作，季羡林先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比如，《罗摩衍那》厚达七八大本，除了梵语的语言问题之外，还掺杂了许多宗教、哲学的问题，不是站得高、看得远的人就无法理解。

　　其实季先生不懂的地方也不少，他偶尔就需要参考印地语版本的。我们当时就约好，他拿着梵语和英语对照的本子，哪里不懂，画圈标注，每周一再交给我。其实这个史诗翻译成现代汉语，不太好押韵。但是季先生一直保持一种让人敬佩的态度。

　　我们都说，季老那么大年纪了，还在翻译史诗，这个勇气和精神，很少有人比得上。

　　记者：您58年回国后就一直在北大任教，这几十年间您觉得北大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刘安武：其实我没有特别想过这个问题。从印度留学回来，到70岁退休，我在北大工作了40年。要说校园设施、教学环境，当然有很大的提高。最早两个人一间办公室，也还可以；后来院里给我分了大的单人办公室。

　　当时我有时候开玩笑说自己是“半脱产”的学生干部，因为担任过系党组织统战委员、教员党支部书记、组织委员等，要经常开会，搞业务的时间相对后来要少一些，但我没有怨言，这也是组织对我的信任。只是我想搞学术应该更有所长，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给学术。

　　我不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也不是车头，我宁可别人说我迟缓。80年代后，我没有其他职务了，也老了，有十几年的时间，就一心做学术。

　　记者：您翻译了很多印度现代作家普列姆昌德和诗人泰戈尔的作品，这个兴趣是从何而起的呢？他们什么地方特别吸引您去进行深入研究和介绍呢？

　　刘安武：这两位作家是不会倒的，很经典。像泰戈尔的诗歌，语言清新、表达含蓄，很容易引起人的兴趣。冰心先生就很喜欢他的诗。是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他很难说，但是不喜欢他的人很少。我们做了一个中国翻译外国作家作品统计，他的作品在中国是翻译最多的。而且泰戈尔现在成了一个已故的印度友好使者，一谈泰戈尔，没人反对。

　　记者：现在，一些经典著作，比如您刚提到的泰戈尔的诗集，常常会有新译本，译者除了学者还有一些文化名人。而他们的翻译，常常会引起社会不同的反响，包括一些尖锐的批评。您是怎么看待翻译的更新问题的呢？

　　刘安武：翻译这件事说来话长。我主张翻译要直译，不要转译，因为不同语言表达的思维不同。泰戈尔的诗集，一个人从孟加拉语翻译，一个人从英语翻译，诗的灵活性、美，在语言剖开之后，感觉就不同。

　　我不太了解近年来翻译泰戈尔诗集有关的具体的事情，但这（翻译的更新）是很正常的，也对普及印度作家、增进对印度文学的了解有好处，我是欢迎的。

　　近况：我很关心新闻，尤其是北大的情况

　　记者：您在2005年还承担了一个教育部社科课题，出版了一部《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比较研究》的专著，您现在还对学术前沿有跟踪了解吗？

　　刘安武：不怎么跟进了。我退休之后好几年，没什么变化，还参与一些学术工作。但现在我的头脑不怎么起作用了，有时候还怕搞错了。现在人家问我一些问题，我都不好表示意见，警惕了，搞错了影响不好。医生也建议我不要搞业务了。

　　记者：您有什么想对现在的北大同学说的吗？您对北大今后的发展有什么期望和祝愿？

　　刘安武：如果是搞学术，我觉得是大有可搞的。就我们的专业来说，几年以前，我给学生讲，印度从文化角度来说是一个富矿。有志于学术方面的人，可以做出很多文化的、文化互相传播的比较。只要加倍努力，你可以作为一个外国学者，研究他们的文化、古迹，会有不朽的贡献。

　　但是这要坐冷板凳，要下苦工，不一定一进去就有东西可捡。我们现在的同学，不容易钻到学术里面去。对本国的还熟悉一些，对外国就陌生些。对于印度研究，首先要懂梵语。有人说梵语是世界上最难的语言。它的语法是很难的。印地语语法，是梵语的一小部分，而印地语本来就不容易。

　　我很关心新闻，尤其是北大的情况，还订了报纸，包括北大的校报。我还参加过两次招生，也有学生一直参与招生。我觉得学校应该扎扎实实，搞科研教育，有全局的观点。我的意思是应该更谦虚。但又有人跟我说，谦虚就会落后，会什么也捞不着。这种情况要怪一个学校也很冤枉，大家都这样做。

　　我最近看到有一个说法叫做“双一流大学”，北大排在第一。还有各种排行榜。我以为，要推进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是大好的事情。一是要能坚持下去，二是不要过于关注外在的排名和评比。我觉得条件具备了，就好好地干吧！

　　摄影：刘学红

　　编辑：木头  丸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