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文明：从物理学到考古学

　　编者按

　　每个北大人都拥有一份关于北大的独家记忆，有些可能会随着时间一起流逝。为了挖掘、保留这些珍贵回忆，北京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120周年校庆筹委会秘书处学生执行团推出“北大记忆”系列报道， 通过采访北大各个学科年事已高的著名学者，让大家了解老先生们的人生经历，以及他们与北大的故事。

　　本期“北大记忆”邀请到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资深教授严文明先生。让我们跟着记者一起了解一下严文明教授与北大的故事。

　　口述：严文明

　　记者：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6级本科生 蔡翔宇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5级本科生 林玲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17级硕士生 欧阳佳好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16级本科生恐 汪欢颜

　　编辑：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5级本科生 田淼

　　摄影：史彦如

　　教授简介：严文明，男，1932年生于湖南，汉族，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兼任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国际史前学与原史学联盟常务委员等。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并留校任教至今，曾任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主任、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

　　“我们毕业的时候都想上北大”

　　我是从长沙一中考上北大的。长沙一中是一个很古老的学校，原来叫国立十一中，后就改称湖南省立一中，我上学的时候还是叫做湖南省立第一中学，1952年才改成长沙市第一中学。

　　原来我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的时候，在第56班，朱镕基是29班。有很多著名的人都从我们那个中学出来，毛泽东也在那儿上过学，我坐的课桌据说就是毛泽东坐过的。所以那个学校啊，有悠久的历史意义，但是那个学校他也很自负，她说我们的学生大部分要考取北大，自称是南方北大的后备学校——当然她的这股劲儿，这让我们毕业的时候都想上北大。

　　所以我填志愿的时候，第一是北京大学，第二是北京大学，第三还是北京大学！我就要考北京大学！考取了，我很高兴！我的第一志愿是物理系，而且是理论物理，我对这个高能物理、空间物理啊什么的都很感兴趣，但是把我录取到了历史系。我很不高兴，因为我的七个同学中五个考取到物理系，一个考取了数学力学系，就我一个上了历史系，我自认为我这理科比他们学的还好。

　　而且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历史，我的数理化，特别是我数学还是不错的。那当然可能有些别的原因吧，什么家庭问题、社会关系的问题啊，但当时我不知道。反正就到了历史系，虽然非常非常不高兴，但是不管怎么我到了北大。

　　历史系有三个专业，一个中国史专业，一个世界史专业，一个考古学专业。考古学是北大首先办的，别的学校都没有。在这个考古专业之前的很早，北京大学就设立考古协会，有考古研究室，考古北大排头一号这没错。

　　考古教研室主任找到我：“听说你这个理科成绩不错，怎么到历史系了？”我说我哪知道啊。但是你也没有办法了，那个时候不能随便转专业，他说，你学考古吧，因为考古还是有很多理科的知识，有很多技术方面的问题，又经常下田野，跟地质学有点像，我看你的身体还不错，你又喜欢理科，到考古来吧。我就这么到考古专业来了。

　　“到了北大，讲课的那些老师

　　都是当时国内第一流的学者”

　　我之所以报考北大，主要是欣赏北大老校长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精神，欣赏陈独秀主张请进的“德先生”、“赛先生”，就是民主和科学。

　　到了北大，讲课的那些老师都是当时国内第一流的学者，历史系也不例外。第一流到什么程度？当时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要是排名远远不如北大历史系的这些教授。就是因为院系调整，把别的学校一些最优秀的学者集中到北大来了。他们给我们一讲课，我们慢慢觉得学历史也可以，也不是那么失落了，然后学考古，自己觉得也学对了。

　　考古跟别的学科还不太一样，你总得到外面去调查发掘，任何调查发掘，都会有新的发现。你说别的学科，你能都很快有新的发现吗？不会。再说考古学原来在中国没什么基础，所以可以很快地干出一些名堂来，慢慢地心里也踏实下来了。我一学就很投入，很多学生都以为我一开始就是一个考古迷，我说完全不是，是逐渐转变过来的。

　　当时裴文中号称中国旧石器时代之父，也是中国古人类学之父，因为就是他首先在中国北京的周口店发现北京人头骨。跟我们讲旧石器时代考古课的就是裴文中先生。1956年暑假三年级课程刚完，他就带领我们到内蒙古赤峰和林西做田野考古实习。

　　当时在赤峰红山做了普遍的调查和几处很小的发掘。他这个人很有学问，还很会讲话。赤峰是昭乌达盟的首府，相当于地区级的市，盟委的看他是大学者，希望他讲一讲到赤峰来的目的，他很爽快地答应了。来听讲的有一百多人，文化水平都不高，主要是小学的一些老师。我就不知道他会怎么讲，讲考古都搞些什么，他们能懂吗？

　　可是他有办法。他一开始就讲：“你们赤峰很厉害呢，（为）什么叫厉害啊，你说我们跑到你们这儿来干什么的，我们就是来找一种文化。赤峰出了很多细石器。”

　　他就拿一个小的石器，给大家看。“这东西哪来的？从苏联的西伯利亚传到中国的黑龙江，然后再传到赤峰。赤峰还有一种陶器叫彩陶，有花纹的陶器，这彩陶它哪来的？从河南传到河北，然后传到你们这儿来了。这两个东西一结合就会成为一种混合文化，你们知道很多生物，植物也好、动物也好，杂交以后有杂交优势，你们赤峰就是这么一个地方，文化上是混合文化，辽啊，契丹啊的后面一些朝代，那都是很发达的，你们这个地方到现在不是也是很发达嘛。”

　　他是这么讲。他要是光讲考古，你说谁能懂？他讲这个呢，人家就挺高兴，所以这个老先生，他怎么说呢，非常幽默。

　　赤峰郊区有个山叫红山，红山文化就是在那儿发现的。他说红山有些细石器，他老叫我们“哥儿们”，说，“哥儿们跟我一块去啊！”然后呢，他先捡了细石器，“什么叫细石器啊，就这个，你们看有没有细石器，你们都捡啊。还有些冲沟，水城的沟，你看有没有灰，就颜色变的灰的时候，那可能就是有文化了，有人活动的地方，你们注意！”

　　我们一边聊天，一边就走到山上。他会问：“哥儿们怎么样啊？”有的同学一个都没有找到，我大概捡了三四个，他捡了一把！他一边跟你聊天，好像漫不经心似的，实际上他非常注意。然后就发掘，挖了一个小坑，里面竟然有细石器，有一块像彩陶一样的东西。所以他演讲的时候，讲混合文化：“这个细石器就是北边来的，这个彩陶应该是从河南那边传过来的，这就是混合文化，你们不信可以问严文明！就是他从一个坑里面挖出来两样东西，不是混合了吗？”

　　原来在课堂听了裴先生和好多著名学者的课，现在又跟裴先生考古实习，我对考古的兴趣逐渐培养起来了。1957年又去河北邯郸参加了一个学期的考古实习，对考古学有了更深的认识，从此就死心塌地学考古了。

　　“北大就是开创思想”

　　1958年毕业后学校把我留下来了。58年是大跃进，留下来干什么？主要是做两件事，一个是批判资产阶级考古学，一个是要建设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考古学体系。要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鼓励让没有上过课的学生编写讲义，据说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受到老师们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我是教新石器时代考古的，还没有上课，就跟二年级的学生一起编写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讲义，写出了5万字的一个稿子，太简单了。后来每年修改，一直到1963年，我觉得改的差不多了，就交给北大印刷厂。1964年5月，北大印刷厂出了一个红皮铅印本。当时别的讲义都是油印的，我的这个讲义却完全是铅印的，正儿八经像一本书。这是64年出来的书，到现在为止，还是唯一的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专著。

　　我那时刚大学毕业没几年呀，但是这本书一出来就风行一时，全国各个考古单位和一些大学历史系的考古专业都用上了。现在才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像我这么一点资历就写像一本书的讲义，很难深入，所以我就请教我们的系主任翦伯赞，他是有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跟范文澜、郭沫若等齐名。他就很明确地说这么搞不行，这样怎么能出好成果呢？他跟我说，你应该找一个比较重要的课题来进行研究。在新石器时代这一段，考古工作最多、研究文章最多、争论也最多的就是仰韶文化。他说，你应该去研究仰韶文化，而且他还告诉我怎样做研究，我就下了很大的功夫去做仰韶文化研究。

　　《仰韶文化研究》写出来以后，我还特地请教我们的教研室主任苏秉琦先生。书中有个别观点跟苏先生不大一样，但是他胸怀很宽，一再说你的书写得好，等于找到了一把怎么研究新石器文化的钥匙，还特地用汉隶题写了书名。这样我就慢慢的，从一个文化到另一个文化，我的学术道路越走越宽，进而研究整个中国文化的谱系了。

　　我为什么会有这些想法，我还是想到我的北大。北大就是开创思想。

　　我从来不囿于哪一家之言，思想一直是比较开放的，我写第一本书——现在要再版的那本，那时我还是大学刚毕业没几年，也是啃外文的；仰韶文化不是彩陶吗，有很多人说是彩陶从西方传来的，我也看了西亚和东欧文化一些英文和俄文的著作，有关的我都看，所以我的思路一直是比较开放的。做学问，你当然得有自己的主体思想，但是你不能对外面的东西一概不知，那不行，你知道了，你得研究它，然后做比较。

　　过去我们的思想比较强调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资产阶级的东西，一概都拒绝了。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变化了，很多西方的东西传来了，那么多理论，到底哪个好，哪个不好？我没有仔细看过，没有仔细研究，但我可以给出一个标准。

　　因为考古的理论都是靠调查发现古代的遗址，然后把这些遗址做科学的发掘，做科学的研究，复原当时的历史，了解当时的历史；所以哪个理论能够有助于你更好地寻找，更好地发掘，哪个理论能够更好地给这些文化遗存做出历史的解释，那就是一个好理论。

　　有很多理论都是很虚的，架势弄的很大，但没有什么实际作用，那个你就不用费什么功夫了。有一些是从他们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那我也得拿来，在中国我们自己试一试看看，行不行，在实践中改造。我们中国的所谓毛泽东思想不也是这样吗？马克思主义道理你再好，拿到中国来，我也得实践一下，符不符合中国的情况，符合中国的就拿过来，我们不能教条主义。

　　这样的话，你的思想也开阔了，该研究的问题也就清楚了。我走的这条道路呢，尽管我讲的都是我自己，我是觉得我在北大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沃土，它时时刻刻用各种新鲜的思想激励我。

　　“北大的120周年，

　　这是中国走入近代和现代的120年”

　　说实在话，北大很重要的一个传统就是爱国主义，很多人不大注意这个，这不对。蔡元培为什么要把北大弄起来？他就是觉得中国在世界上已经落后了，落后了要怎么办呢，首先要把思想搞起来，把学科搞起来。之后，以北大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起来了，这不是一个人或两个人的思想，新文化运动把整个中国的思想界变了个样，北大就担负了这个责任。

　　所以我们在北大的人啊，在北大这么多年，在这样的思想培育下，从来不固步自封，而且自己学科的目标非常明确。像我讲了半天考古，人家一讲考古是老古董，你看我研究的是什么问题？这里面有着非常深厚的爱国主义在里面。我的很多老师走的道路也是这样的，对我有着非常深厚的影响。

　　所以在今年，北大的120周年，这是中国走入近代和现代的120年，北大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的变化，而且是领先的，怎么不值得纪念呢？这不仅仅是北大自己的一个大节日，应该是全国的大节日。

　　新文化运动就是从北大开始的嘛，共产党就是从北大开始的嘛，一个陈独秀，一个李大钊，当时叫做南陈北李。陈独秀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在中国共产党前五届都是一把手，这样的一个人你不值得纪念他，那谁值得纪念？但我觉得他影响最大的是在《新青年》，是在他掀起的一股思潮——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这个德先生、赛先生，影响太大了，其实后来很多人都是跟着他来的。我觉得北大有他在，应该是北大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