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慰慈：我在北大教书一辈子 从没有动摇过

　　编者按

　　每个北大人都拥有一份关于北大的独家记忆，有些可能会随着时间一起流逝。为了挖掘、保留这些珍贵回忆，北京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120周年校庆筹委会秘书处学生执行团推出“北大记忆”系列报道， 通过采访北大各个学科年事已高的著名学者，让大家了解老先生们的人生经历，以及他们与北大的故事。

　　本期“北大记忆”邀请到了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吴慰慈先生。让我们跟着记者一起了解一下吴慰慈先生与北大的故事。

　　口述：吴慰慈

　　记者：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17级硕士生曹雪盟

　　北京大学药学院16级本科生刘博涵

　　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16级本科生贺依林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16级硕士生毕梦静

　　编辑：

　　北京大学中文系15级本科生田淼

　　摄影：刘学红

　　教授简介：吴慰慈，男，1937年生，安徽省安庆市枞阳县人。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图书馆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61年7月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后任职于天津市图书馆，1973年回北京大学任教。曾任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信息传播研究所所长。2005年被评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曾兼任教育部高等院校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评议组第一召集人，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全国高校图书馆学基础课程的主要设计者之一，第一部图书馆学基础教学大纲的主要执笔者和第一部示范性教材《图书馆学基础》（1981年）的主要参与者。曾多次参加中美图书馆界高层论坛并担任组委会副主席，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及华盛顿大学等国外多所大学讲学。一生出版著作18部，发表学术论文320余篇。2017年12月出版《图书馆学文稿：吴慰慈自选集》，入选“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大学四年从没逃过课”

　　记者：得知自己考上北大之后，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

　　吴慰慈：1957年是我的进校年，那一年北大在我们枞阳县就录取了我一个人！当时的县长还特意到我家去祝贺，说我为家乡争了光。所以当时我非常高兴。1957年9月，北大开学，我那时候还不到20岁，就自己一个人挑着一个担子坐上了从合肥开往北京的火车。

　　记者：担子里装了些什么？

　　吴慰慈：担子的一边放着一床被子，另一边放了一个小箱子，大概有三四十斤重。当时的火车停在前门火车站，北大派了校车迎接新生。我一看到北大校车，心里就特别激动、特别高兴，很兴奋很兴奋！上了校车以后就感觉好像到了我的第二个家了。

　　记者：您当时住在哪个宿舍？

　　吴慰慈：我记得我在北大住的第一个宿舍是30号楼，当时叫30斋，123室。这个楼现在已被拆掉，盖起了新的。当时听说要拆，我心里还很留恋。回想起当年，宿舍很简陋，很拥挤。三张双层床，一间屋子住六个人，一个人有一个小桌子，桌子很小，每人床底下有个放衣服的抽屉。

　　记者：当时的食堂怎么样？

　　吴慰慈：食堂就主要是大饭厅和小饭厅。我比较喜欢吃新疆的抓饭，里面有菜有饭还有点肉沫，菜主要是白菜、菠菜、胡萝卜，很便宜。当时我们大部分同学都拿助学金，我拿的钱最多，每个月12块5，但生活也很艰苦。

　　记者：学校里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吴慰慈：老师讲课好。北大老师讲课跟中学完全不一样，他们都是围绕专题来讲，讲得很生动。我在北大待了四年，从没有逃过课。因为老师讲得太好了，少听一节课都是很大的损失。

　　记者：让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课？

　　吴慰慈：我们当时有一门课叫科技概论，都是一些著名的教授来讲。生物学名家沈同、还有化学家张青莲等都讲过这门课。数学系的陈铎教授不仅讲课娓娓道来，仪态也很好。那个年代人穿西服的人很少，但是陈铎教授每次上课都会穿一身笔挺的西装。还有鲁迅先生的好友川岛先生（章廷谦），讲课慷慨激昂，资料丰富，论述很全面，让我印象深刻。

　　记者：您在中学时英语成绩就一直名列前茅，大学时是如何学习外语的？

　　吴慰慈：那时候学校要求学俄语，但是我觉得既然已经有了一定的英语基础，也不应该把它丢掉，多掌握一门外语总是好的。所以我经常去英语系蹭课旁听自学。我的学习成绩还算是比较好的，而且不满足于老师课上讲的知识，求知欲很强烈，所以经常自己去图书馆找一些外国的书来看。当时的教学计划基本上都是向苏联学习，所以我看的也主要是苏联图书馆学方面的书籍。在大多数人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时，我先走了一步。虽然最开始看俄语原版书有困难，但是大概过了三个月，我就基本没障碍了。英语和俄语就像我的两条腿，让我能够看懂许多外国文献。

　　记者：您当时每天的课多吗？

　　吴慰慈：每天都有很多课。我当时从没想过要当专家，只想把自己的专业学好。在北大的四年里，我学到两个东西：一个是怎么学专业课，那就是不要好高骛远，要脚踏实地、踏踏实实地多看文献；另外一点，就是怎么搞科研。在这一点上，王重民教授对我的影响很大。他教会我如何收集资料、建立资料档、分析资料、提出观点，告诫我们做研究要谨慎，不能轻易下结论，结论一定要建立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我当时做了很多小卡片，用来收集资料，全是一笔一划手写的，现在都还留着。可能短期内看不出什么效果，但时间长了以后，特别有助于提高对文献的熟悉度，也就为搞科研奠定了一个很好很好的基础。

　　记者：您是如何在四年里保持这么高的学习热情的呢？

　　吴慰慈：其实在高考之后报志愿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太多，是比较盲目的。但是等我来到北大之后，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既然来到这个专业，就要在这个专业里做点事情。北大是中国的高等学府，我能考上北大，就要珍惜机会，好好学习。当时我们发了一个写着“北京大学”四个字的校徽，我只要出门就必然要戴上这个校徽，感觉非常自豪。我决定努力学习，不能给北大丢脸。

　　“一颗红心，两手准备”

　　记者：毕业之后您是如何进入天津图书馆工作的呢？

　　吴慰慈：当时我们毕业之后是组织上分配工作，也要填志愿。当时的话叫“一颗红心，两手准备”。我们当时都想着要到边疆去支援建设，所以我的第一志愿填的是兰州，但最后却被分到天津去了，在天津干了十二年。

　　记者：您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吴慰慈：我当时在研究辅导部工作，主要是研究和培训，以培训为主。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天津全市范围内授课，培训图书馆领域的专业人才。那时候为了准备讲稿，我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天津大大小小的图书馆，天津的每条街道我都认识。一周六天工作日，我一般有四天都在外面做调研，晚上才有时间写文章写讲稿。讲稿写完以后我不会马上拿去讲，会找几个老馆员做听众，在他们面前先“排练”一遍，然后再修改，改到自己满意为止。

　　记者：您最初做培训讲座时会紧张吗？

　　吴慰慈：我属于听众越多越激动的那种，最多的时候给几千人讲过课。我还曾经把北大图书馆系的老师请到天津，听我讲课。就这样一点一点，我和同事们一起把天津的图书馆事业搞上去了。当时好多领导和前辈都喜欢和我开玩笑，叫我“小专家”。

　　记者：这段工作经历对您日后的治学和科研有什么影响？

　　吴慰慈：这段实践经历让我认识到，做图书馆实际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光有点书本知识、不结合实践经验也很难再有进一步的发展。实践让我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来的知识。在天津工作的那段时间里，凭着工作给我的启发，我先后编写了《小型图书馆分类表》《区、县图书馆图书分类范例举要》《图书馆藏书建设概要》《小型图书馆藏书清点法》等小册子。当时我还很年轻，出版一套书对我来说是很大的鼓舞。而且这套书的社会效果也说明研究图书馆学不能单纯从抽象的定义、概念、模式出发，要不断和实践相结合。

　　“我没有休息日，也不知道哪天该休息”

　　记者：您是何时调回北大图书馆学系任教的？

　　吴慰慈：1973年10月，我调回北大图书馆学系任教。能重新回到母校，我的心情变得很好。因为我学习在北大，能回来为母校的发展和图书馆学学科建设贡献力量，感到无比光荣。如果说每个人一辈子都有个转折点，那么1973年回到北大，毫无疑问就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记者：您主讲的“图书馆学概论”这门课在2006年被教育部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请问您是如何做到的呢？

　　吴慰慈：1977年9月，我开始独立承担“图书馆学概论”这门专业基础课的教学工作。但是一段时间之后，有学生反应“教学内容单薄”“没有学科的理论高度”。所以我就和教学小组一起，对这门课进行改造。1985年出版了《图书馆学概论》这本新编教材，这本书现在依然是图书馆学专业的必读教材之一。除了新编教材，我还把国外图书馆学的发展引入课堂教学，并且激励年轻教师投入本科教学工作。我们这个教学团队很团结很努力，合作非常默契，遇到问题都是集体讨论解决。这门课能获得这样的荣誉，是大家集体努力的结果。这门课我从1977年讲到2012年，每年的讲稿都有新调整。我觉得书本知识固然重要，但是分析问题的能力才是能影响学生一生的东西。

　　记者：对于刚接触这个专业的同学，您认为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吴慰慈：最重要的是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所谓理论把它通俗化就是理念。我收集了好多典型的案例，和理论结合起来，课堂就比较生动，学生也能听进去。

　　记者：您如何平衡科研和教学之间的关系？

　　吴慰慈：我的做法是用教学引导科研，用科研促进教学。科研的题目或灵感常常来源于教学实践，而科研的理论成果可以使教学水平提升。图书馆学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它的理论、基础和方法都来源于图书馆工作实践，是图书馆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现在技术的发展很快，北大信息管理系也正在筹备开设图书馆技术方面的课程，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新技术和新趋势。挪威、瑞典都研究出来了智能排架，这就是技术进步的好处。我的一个课题就是关于“新技术革命对图书馆学情报学学科体系的影响”，培养实践的能力很重要。所以我既是教学人员，也是研究人员。我觉得不能过分地强调某一方面。

　　记者：您平时的休息时间都喜欢做些什么？

　　吴慰慈：年轻的时候， 我喜欢篮球和乒乓球。上中学的时候是校篮球队的主力。考上北大以后我在系篮球队打右边锋，投篮很准。现在上了年纪就散散步了。好身体是基础。我在讲台上一直站到75岁，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给自己放过假，大年三十我也在工作，而且从没在夜里12点前睡过觉。

　　记者：您年轻的时候一直都这个样子？

　　吴慰慈：是的，我从中学开始就很勤奋，非常勤奋。夏天一般凌晨三点或者三点半就起床，读一会儿英语，再去吃早饭、上课。那时候吃得也很差，一年到头能吃一两顿猪肉就不错了。但是大家都很勤奋，也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我现在还是每天工作8小时，我没有休息日，也不知道哪天该休息，一天不看书就全身不舒服。

　　“我要为北大服务一辈子”

　　记者：1996年起您就不再招收硕士研究生，主要培养博士研究生。您是如何培养博士生的呢？

　　吴慰慈：学业上从严要求，生活上悉心关怀。每年我招的博士生一进校，我就把他们召集在一起，从做人和做学问两个方面给他们提出要求。博士生的选课是很重要的，我给他们选的课程一类求精专、二类求实用、三类求广博。并且我会为鼓励他们从事科研活动，专题论文和毕业论文都不能马虎。如果学生做得好，我会充分地肯定他们，但做得不好我也不会客气。

　　记者：您在生活上是如何关心他们的？

　　吴慰慈：我经常和学生们聊天，学科发展的动向、新情况、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我们都会一起聊。所以我和他们能打成一片。我有一个博士生，毕业以后留在北京工作，但她丈夫在上海工作。两地分居，心里很难受。我就开导她，然后帮她协调调到上海工作。所以有的学生跟我说，“您就像我爸爸一样”。我有很多学生现在在美国、荷兰、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工作。我们都还保持着联系，过年的时候发个短信或者打个电话，大家的感情一直没断。

　　记者：您对子女的要求是不是也很严格？

　　吴慰慈：我的两个女儿都很优秀，我想可能与受到北大这个氛围的熏陶有很大关系。她们从小就是在北大里长大的。生活上注意营养，要吃好饭，学习上我给她们创造条件。比如说老二小时候数学上有点困难，我就请当时北大附中数学教研室王主任帮忙给她辅导，成绩很快就有了提高。老师的水平太重要了，好老师一点拨你就会了。

　　记者：您有没有想过让她们继承您的专业？

　　吴慰慈：我不干涉他们的选择。大女儿现在定居美国，小女儿在中国民生银行工作。我觉得孩子的选择需要她们自己决定，从小我就告诉她们要自立自强，勤奋努力。北大人都依靠勤奋才能获得成绩，也就是时间抓得紧，不轻易浪费时间。

　　记者：在您看来，“勤奋”是不是北大精神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吴慰慈：是的。我一直说北大人不偷生。他们不一定追求高官厚禄，但是对于自己所钻研的领域一定是坚持又坚持，勤奋又勤奋。我从我的老师身上就看到，他们一生的追求就是做学问，这是北大的长处。北大人不吹牛、不夸张，说话都是有根据的、实事求是，这就是北大人的风格。

　　我在北大教书一辈子，从没有动摇过。我一辈子生活在北大，是北大培养了我，我不追求别的，只希望为北大做点力所能及的贡献。个人能力是很有限的，但是只要做，就总会对北大的发展有所帮助。我应该感谢北大，到现在我还是这种心情。北大给了我很多很多，我要为北大服务一辈子。什么时候结束，再说。只要我还能干，就会一直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