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夔：抗战胜利那年我初入燕园

　　每个北大人都拥有一份关于北大的独家记忆，有些可能会随着时间一起流逝。为了挖掘、保留这些珍贵回忆，北京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120周年校庆筹委会秘书处学生执行团推出“北大记忆”系列报道， 通过采访北大各个学科年事已高的著名学者，让大家了解老先生们的人生经历，以及他们与北大的故事。

　　本期报道我们邀请到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院化学生物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夔先生，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先生的独家记忆。

　　口述：王夔

　　记者：

　　药学院2016级本科生级研究生   刘博涵

　　新闻与传播学院2017级研究生曹曹雪盟

　　基础医学院2016级本科生究生   贺依林

　　外国语学院2016级研究生究生   毕梦静

　　编辑：

　　中国语言文学系2015级本科生   田田淼

　　摄影：史彦如

　　教授简介：王夔，1928 年生，1949 年本科毕业于燕京大学化学系。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院化学生物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为学部主席团成员。

　　生物无机化学及无机药物化学家、化学教育家，我国生物无机化学研究的倡导者和先行者之一，主要研究与疾病相关的细胞无机化学。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率先在国内倡导、开展细胞生物无机化学研究，在细胞层次上研究无机离子生物效应的机理，阐明它们与病理、毒理过程的关系，提出细胞以多靶反应系统形式对无机物应答的过程，无机物的跨膜运输是具有手性选择性的多途径、多步骤的复杂化学过程，总结了无机离子生物效应的“相似作用规律”。

　　曾获教委及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及三等奖各一项、中科院科学进步二等奖和三等奖各一项（分课题）、何梁何利科学与进步奖。

　　这里不要求你学多少知识，

　　而是提供了一个自由的环境

　　我是72年前走进燕园的。我出生于天津，小学毕业时，平津沦陷；到1945年6月中学毕业时，日本还统治着大半个中国。当时，南开、北大等大学都已西迁，日本人接管了原北大。父母都不赞成我去上伪北大，但除了北大之外也没有合适的学校，所以我就在新华银行做练习生，管票据交换，每天在嘈杂的环境中不停地打算盘。正当我觉得非常无聊，但也无奈的时候，8月15日，日本投降了！

　　8月下旬燕京大学招生，同学们奔走相告。燕京的效率是特别高，从报名、考试到我被录取，仅仅一个多月，10月1日就开学上课。我们这批本来惴惴不安、前途渺茫的中学生，突然间从沦陷区来到这个环境，恍如隔世。这个突变、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成为我们放下心来好好学习的动力。

　　在燕京，一年级只分院，不分系。我报的是理学院。理学院包括物理系、生物系、数学系、化学系和医学预科，都上同样的基础课。就是学医的，也要跟着学物理的读普通物理、跟着学化学的读普通化学……所以他们当时的理科基础，比起现在学医的人要扎实的多。

　　一年以后，理学院的学生就要选系，我按照原来的意愿选择了化学。说实在的，如果放在一个宽裕的时代，我会学文科的。因为中学时期，我把课余时间都花在看父亲关于文字学、哲学和古代史的书上。我接触了五四时期的学者们提倡的科学方法，对这方面兴趣很大。

　　你问我到底为什么选了化学？当时那个环境，这原因说高了，一个国家刚胜利，百废待兴，肯定需要这方面的人；说低了，将来家庭需要靠我来维持。所以我要学一个“实用的”，就选了化学。所想的不过是毕业以后自己可以办一个小工厂——当时所谓工厂，就是很小一个作坊，有一个地方能配药，做点儿肥皂、雪花膏、眼药水而已。

　　不过，经过大学四年的学习，这个原始的想法有了根本的改变。

　　我们那一届化学系大概有一二十人。燕京的化学系也是以无机、有机、分析、物化等课程为基础。可能不像北大化学系那样高深，但是给我们培育了一个观点：你学这个为的是服务，所以学了要用；你学化学，就要用化学的基础去做一些能够服务人群的事情。

　　那时候实验课比现在多，要求也比现在严格得多。比如分析实验，误差要在1‰以内，如果达不到，必须重做，还得一直做到达到标准为止，一直拖到晚上也得做完。当然，老师会在旁边指点，看着你哪点儿操作不当了。现在实验是到时间就下课，不管做好做坏，所以学生没有得到应该有的严格训练。

　　那个时候的“学”，就是掌握最核心的内容：学习的方法、学习的规律，以及自主学习的能力。而且我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有目的地选修或旁听课程，想学什么就学点儿什么。

　　燕京选修课特别多，除了化学以外，我可以选其他任何系的任何一节课。我中学就在脑子里提出过一些问题，当时我想要了解研究这些问题的方法，不单单是从化学系的课程中学到的。我从同学那里了解到，哪个老师在这方面讲课有特长，就去旁听或者选修。

　　我学过很多这样的课：侯仁之先生的历史地理、戴文赛先生的天文、夏震寰先生的流体力学、陈梦家先生的甲骨文……我选他们的课抱着一个目的，就是从他们的讲解中获取科学研究方法。

　　例如我永远记着林先生讲的寻找 “Missing Link”的研究方法；从侯先生那里学到的是如何把古今中外考察的结果归拢分析得到一个结论。我在中学就对于古代文字有兴趣，比如我那个“夔”字的字源是什么？我就选了陈梦家先生的甲骨文，听他讲怎样解读。当然，我也选修了一些化学系的课，像陶瓷、制革、玻璃仪器制作，大都是“实用”的。

　　那时每一门选修课都是实实在在的，不是为了捞学分上着玩儿。现在规定不够多少人不许开课；那时候选修课俩人仨人都行——你想，学甲骨文会有多少个人！肯定就个位数。只有有兴趣的学生才来听课；也只有对某一方面深有研究的老师才敢开这门课，因此才能教学相长。现在北大当然有更多的选修课了，但是据我了解，我们有些新生，选修什么课没有自己的主意，也没有指导，单纯为了凑学分，学了也无助于今后的工作。

　　说起我当初在燕京上学的情形，总有人提这个问题：为什么燕京这么几年会培养出这么多人才来？这个问题说抽象了，就是燕京不要求你学多少知识，而是提供了一个自由的环境。这个环境有利于自主学习的学生，会使人才脱颖而出。那时候我们各人找自己的兴趣点去学，出去找自己有兴趣的工作，出了好多像周汝昌、王世襄这些不怎么照规范念书的人。他们看更多的书、跟老师称兄道弟；他们一进大学就是冲着兴趣来，一直学下去；他们不想着将来找什么工作、不想着未来怎么样；他们一门心思就干这个，至死不渝。现在不一样，所有的大学——从老师到大学生，都得考虑学成之后将来找工作的问题。

　　我们各做各的研究，

　　谁愿意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

　　1949年也是一个时间节点——我是抗战胜利时上大学，解放时大学毕业。当时理学院的院长是个美国人。北京解放前的1948年，他就跟我说：“我要走了，你上美国去得了。”我这个人没有更高层次的想法，想得比较多的是“我干嘛去美国”，到那儿自己干什么还得听人家的。再说到了美国举目无亲，有困难找谁去？家里也认为局势多变，走了之后要是平津解放了怎么办呢？岂不断了联系？所以考虑来考虑去，最后就没去。

　　既然留下来，那就考研究生。我做了张滂先生的研究生兼助教。1950年以后，经过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教授们处在一个观望的思想状态，对研究生放任自流。化学楼206就成了我们七八个研究生的活动基地——那是一个大实验室，靠墙的柜子里装满了试剂，而且仪器随便领。我们各做各的研究，谁愿意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我就开始研究检金属用有机试剂。

　　我在上大学以前就对有机试剂有兴趣。我中学的化学老师姓朱，我们几个同学对做实验有兴趣，就跟这个老师讨论，在家里头自己做，主要是从医院药房、化验室用剩的废瓶子里头找药品。

　　天津旧城区那四条马路上有几个瓶子铺，我们去那儿找旧瓶子，底儿上有药，量足够我们用的。我们大多数一般的试剂都从那儿来；还有些是从药店买的；精细的、比较贵重一点的，那得上试剂行去买。日本占领时有一种试剂行，就是一间小屋子，专卖各种各样的化学药品。卖的往往都是德国进口的小瓶试剂。后来，我们又受到丁绪贤先生关于半微量分析化学的启发，开始做化学试剂的研究。

　　1952年院系调整，把原来在燕京的人分到不同的学校。我留下来了，在北大继续做张先生的研究生，但是很快，就让我暂时到医学预科教大一的普通化学。

　　后来医学院独立出来，我就成为北医的助教——所以1951年以后，我始终没有在燕园停留过。那时医预要上两三年，也是无机、有机、分析、物化这四门化学课，分析化学还分定性、定量。抽调到医预教化学的都是刚从北大毕业的大学生，没有人组织我们搞科研，我就提出还是搞有机试剂。我们用北大搬家时扔下的仪器和试剂做起了研究，发表了几篇论文。

　　北医出城以后，我本来还研究有机试剂；可那时候常有“运动”，一“运动”就跟世界学术界隔离一段时间，不能查文献、不能做科研。一个课题可能有起伏。1957年之后，有一段不稳定的时候；到1960年再去看文献，我一看，有机试剂已经不行了。在这个情况下我不改不行，就又稍微改一改方向，做了三年金属离子水解聚合的掩蔽。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发现了亚化学计量掩蔽现象，在后来预防矽肺的研究中起了一定作用。

　　细胞无机化学从那时开始，

　　至今已有30多年了

　　到了1964年，我开始参加四清下乡，然后就是文化大革命，那一段时间什么都没干。回来之后人员重新分配，原来我在分析教研室，后来到无机教研室。我从文献中看到，在文革这10年中，国际上兴起了一门新的学科——生物无机化学。正好就在那个时候，1979年，美国批准了抗癌药顺铂。我觉得可以从研究金属抗癌药入手。但我又不愿意走合成筛选那条老路，于是和生物物理的老师合作，开始从细胞层次研究有关机理。我们的细胞无机化学从那时开始，至今已有30多年了。

　　我们认为，身在医学院，应该联系医学做出有特色的生物无机化学研究。所以，我们和地方病研究所、环化所合作研究大骨节病；和外科合作研究色素性胆结石；和职业病科合作研究金属中毒和解毒；和口腔科合作研究龋齿预防；和卫生系合作研究矽肺。我们主要从生物无机化学角度研究疾病发生、发展的化学过程，其中胆结石、龋齿、大骨节病都涉及病理性矿化，后来在这个基础上，生物矿化也成为我们发展的方向之一。

　　整个中国的生物无机化学能在80年代快速赶上、为国际所公认，也是因为无私的合作。我们几个单位的人隔年就开总结会，讨论下一步应该怎样做、如何发展我们的特色。我们在战略讨论中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应用生物无机化学研究，发起了国际应用生物无机化学会议，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赞助。1988年，我们集体编写了《生物无机化学》，这是第一本系统的生物无机化学教材。

　　非常可惜，这种合作现在越来越难了——这是科研的致命伤。比方说，我们最初顺着顺铂的思路研究金属抗癌药，后来觉得全世界都在合成筛选金属抗癌药，也发表了很多论文，为什么很少成功？其实，如果能在一起讨论讨论，找到问题出在哪里，或许能够找到新思路。但是目前大家各有自己的课题，在这种情况之下，凑在一块儿讨论的机会很少；即便开会，也是各说各的，合作的可能性很小。

　　8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们没有科研经费。那时做实验就用学校给的教学经费、用教学用的仪器，有什么条件做什么。后来到90年代的一次生物无机会议上，我们和华中理工大学、生态环境中心讨论硒的时候，合作申请了一个基金——这是生物无机第一个基金。

　　我们还长期和长春应化所及深圳大学合作研究稀土的生物效应。另外，从90年代开始，一直在研究氧钒配合物的药理作用。这些研究逐渐把我们带进一个新的领域——无机物与细胞的相互作用。我们想，新药研究可以从化学出发，走合成筛选的途径；也可以从病理过程的认识出发，走干预病理环节的途径。所以我们提出了细胞无机化学的概念。二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这方面努力。

　　目前，我们的生物无机化学已经并到了化学生物学里，这是我们发展的机会，也是挑战——当前对病理过程的精确认识和对疾病防治的新策略，其中有许多尚未触及的无机化学问题，所以它是机会；但是，如何在这种情况下与国际生物无机化学界交流、共享新的成就，这又是一个挑战。

　　现在，我年纪大了，不能直接参与教学和科研了，但是脑子很好，一直跟踪文献，如有所得，就介绍给同行，这是一乐。我非常惦记教学，所以在写《细胞无机化学》教材，编写《药物发现启思录》作为参考书。我现在还写字、看书——各种各样的书，兴趣广泛。“好读书，不求甚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