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网友：snoopy0002

　　我看了去年第十二期《读书》里的几篇文章，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感觉这些文章水平一般。说老实话，有点让我失望。《读书》看来真是在走下坡路了。

　　这期有一篇随感，《蛇怎样越冬》，文章谈到现在有把68年左右出生的人叫做386，三十几岁，没几年好折腾了。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不是真的很流行，但是作者—显然是个386—对此所发的一通感慨着实让我鸡皮疙瘩掉了一地。在他看来，他们这一代人--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上大学的人--受到了前一代的理想主义和后一代人的功利主义的左右夹击，断言386中的大多数现在混得并不开心，是尴尬的一代、被抛弃的一代。不管他们这一代人在社会上混得怎么样，作者显然是混得不开心，并认为是自己的出身有问题。文章通篇都是对现实的不满和对自己处境(主要是思想性的和社会性的)的不满。我觉得这位作者的自恋倾向非常明显，自说自话，拉上自已那一代人作幌子宣泄自己的种种不满。有这样的人和这样的文章我并不奇怪，问题是《读书》这样的杂志怎么会刊这样的文章。如果这篇文章出现在《三联生活周刊》上，我不会觉得奇怪。

　　这期《读书》里还有一篇记念性的文章，记念一位希腊戏剧的译者，作者是刘小枫。刘小枫近几年好象是以研究基督教神学和哲学出名，出了好几本专著。这篇文章记念的罗念生的确是位值得记念的翻译家。刘小枫在文章的前半部分还老老实实地，可到了后边，笔锋一转，开始指桑骂槐了。他从罗念生没有博士学位，无法在大学找到工作这件事说起，马上拎出一位49年之前的“著名学人”，以研究柏位图闻名，指责他没有完成柏拉图全部著作的汉译，是缺乏热情。然后又说，一些翻译大家把热情献给了一些不那么经典的西文文学作品，“巴尔扎克的小说、罗曼罗兰的文字，算什么了不起的西方精神文化遗产？”

　　我很不喜欢他种语气。我不知道那位柏拉图专家指的是谁，但说到翻译“巴尔扎克的小说、罗曼罗兰的文字”，那肯定是说傅雷了。且不说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作品是不是算“了不起”，如果刘小枫觉得傅雷翻译这些作家的作品不值，直说嘛，何必用这种皮里春秋的笔法。再一个，我觉得刘小枫的逻辑很奇特，似乎译者在翻译一部作品之前先要确定它是不是“了不起的西方精神文化遗产”，如果不是，最好别干。而另一方面，刘小枫在文章的结尾又说，“罗念生先生对希腊戏剧的热情，纯粹是个人性的，就象朱生豪先生对莎士比亚的热情、叶君健先生对安徒生的热情……”，并说“我敬佩这类热情和从中流出的心血”。以他这种说法，我不明白傅雷为什么就不能出于这种“个人性的”热情去翻译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或者任何一个译者出于“个人性的”热情去翻译一些可能算不上“西方文化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