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永义

　　有贫困而没有苦难，再贫困也没有文学的意味。贫困是一种客观现状，苦难是一种人心体验。--摘自李锐《重新叙述的故事》

　　有两个李锐，一个是毛泽东生平事迹的研究专家，亲历了庐山会议的乱云飞渡。另外一个李锐就快被读者遗忘了，十多年前，他曾经跟随一支考古队在晋北的荒原上发掘古墓，面对着夕阳黄沙，这位年轻的小说家站在茫茫的水边感叹说，当我们把李白和曹雪芹、雨果和巴尔扎克、甚至把萨特和加缪都摆放到“过时”的椅子上，自身也不断地走向过时。在这篇题目为《留下的，留不下的》的序里，李锐忽然渴望得到倾诉，并不是为了永恒、金钱、大师的称号和观众的掌声，“只是为了自己，为了那拂之不去的记忆。”

　　回首李锐留下的闪光足迹，既令人心碎，又让人嫉妒。1950年出生在北京，文革开始后，父母死于冤狱，他孤身前往山西省吕梁山区的农村插队。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小说集《合坟》获得第8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厚土》又摘取了台湾第12届《中国时报》文学奖，并被翻译成英法德日等多种语言版本，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甚至认为李锐、北岛是中国最有可能问鼎诺贝尔桂冠的两位作家。1993年，李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旧址》相继在海峡两岸出版。1999年，香港的《亚洲周刊》公布了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的评选结果，《旧址》票居第45位，排在了杨绛、孙犁、马原、余华等诸多小说家的代表作前面。

　　我读李锐，最初是从收入“吕梁山印象”的系列小说开篇的《锄禾》开始的，李锐似乎是要语不惊人死不休：“裤裆里真热！”好在李锐很快就解释说，那纯粹是个地名儿，“没风，没云，只有红楞楞的火盆当头悬着。”难道还有比“裤裆里”更形象的叫法吗？

　　这段误会一直跟随着我对李锐的阅读。他太熟悉农民的那些口语和生活习惯了，从他的笔下，你读不到搔首弄姿、一步三叹的叙述，永远是那么朴朴实实，带着浓厚的泥土芬芳和难闻的汗味，但又非常炽热，我指的是作品的内在感情，他不仅仅是在悲悯乡村的贫困，而更主要的是，浸透了下层小百姓日常饮食起居的酸甜苦辣，由此折射出他们苦难的命运。在长篇小说《无风之树》中，李锐采用了美国南方作家福克纳的多人称、多角度叙述技巧，写活了矮人坪的芸芸众生，特别是暖玉这个不幸的女性形象，被刻画得极其丰满，她几乎和全村的男人都睡过，但是内心却纯洁得像一张泪水涟涟的透明胶片。李锐只用一年时间就写出了家族小说《旧址》，但是篇幅上只有11万字的《无风之树》却整整花掉了他6年的时光。李锐要寻找的是一种“更强烈、更丰富也更深刻的自我体验的表达”，难道还有比让人物自己站出来说话更好的办法吗？

　　如果说《无风之树》可以和福克纳的《我弥留之际》对照阅读，那么《旧址》在时空转换、家族命运更迭等层面上更接近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这对于擅长描写乡村场景的李锐而言，实在是个异数。《旧址》的第一章开篇就写了枪决反革命分子的场面，这多少跟《百年孤独》的首段类似。不同的是，李锐编织的故事氛围更阴森肃杀。更有意思的是，这个恐怖的刑场在日后竟被改建成了灯光篮球场。

　　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辩论，读者都已经很熟悉了，李锐曾经用它来看待小说的“现代”与“传统”之争，他认为在创作的环形跑道上，原本就没有竞赛，有的只是我们自己的身影和依稀难辨的足迹。回顾李锐所走过的道路，我们知道，他已经在没有风、没有云、阳光灿烂的文学原野上走得很远了，请细听这位作家发出的声音：“我曾走进一个飞鸟远去、冷寂无人的地方。”那么，我们不禁要重复沈从文先生说过的话：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