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网友：牛布衣

　　牛布衣何许人也？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儒林外史》中一过场人物耳。牛布衣在小说第十二回中略露了露脸，此后踪迹全无。到了第二十回，牛布衣突然间独自搭江船来到芜湖，寻在浮桥口一个叫做甘露庵的小庵内寄寓。他日间外出寻朋访友，晚间在灯下吟哦些诗词。本庵老和尚见他孤踪，时常煨了茶水送在他房里，陪着谈古论今到一二更天，甚是相得。不想一日，牛布衣沉疴不起，接连服了几十帖药，总不见好。牛布衣眼见得不济事了，便挣起来，朝着床里面席子下拿出两本书来，递与老和尚道：“这两本书是我生平所做的诗，虽没有甚么好，却是一生相与的人都在上面，我舍不得湮没了，也交与老师父。有幸遇着个后来的才人替我流传了，我死也瞑目。”牛布衣断气身亡后，老和尚大哭了一场，央了几个庵邻替他料理了后事。

　　牛布衣悴然间客死芜湖的情节，只是为后文中牛浦郎假冒姓字、混迹儒林的大段故事作个铺垫而已，所以他的身世是很含糊的。我只能猜想，首先，牛布衣不是个读书种子，所谓读书当然是指读四书五经、历科程墨、宗师考卷，于举业上已经不再上心，或根本是力不从心，甚至心如止水了。其次，由牛布衣身后遗下的诗稿题目--“呈相国某大人”，“怀督学周大人”，“与鲁太史话别”，“寄怀王观察”，其余某太守、某司马、某明府、某少尹，不一而足，看得出他于“功名利禄”四字并非看得很轻。当然牛布衣的话并不靠得住，他至多结识个把离休干部罢了，不然也不会潦倒到生前连一部诗稿也刻不起。要知道，那时虽有文字狱，却是没有非法出版物一说的。总之，牛布衣是个不足为训的科场失败者，就像我假牛布衣是个高考落第者一样。

　　自唐太宗李世民开科取士始，历经千年的科举制度，按何怀宏的说法，不仅是“形式上的机会平等”，而且是“实质上的机会平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因素”之一。(见何怀宏著《选举社会及其终结》，北京三联版)以至于余秋雨动了真情：“中国居然有那么长时间以文化素养来决定官吏，今天想来都不无温暖。”何怀宏在同一本书中还认为，八股文(又称时文，以有别于古文)是一种极其客观化和标准化的考试形式，因而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是对士子的记忆能力、义理悟解和文章词藻的综合测评。考八股文有点类似于有志于出国举业的学子考“托福”，但其玄妙之处又远非“托福”可比。借用《儒林外史》中鲁编修的话说：“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百密难免一疏，科举制度虽然也漏掉一些人材，但大体上还是网罗了许多优秀人材进入统治精英层，成为君主专制政体的结构基础。刘小枫对中国独有的科举制度是持批评态度的，他说：“意识形态化的普遍主义原则及其制度化(科举制)实质上是一种特殊主义：只有把儒家义理据为己有，才能获取资格进入统治精英层”。(上海三联版《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沿着刘小枫的批评理路，我们也可以把话题引入另一论域，一个刘小枫不一定喜欢的论域：如果古代中国的科举考试是一块取得政治精英资格的敲门砖的话，那么现代大学教育同样是学子们取得学科知识话语权的必经之途。“正如民事法规确立了律师和医生在他们领域内的认知排他性(cognitive exclusiveness)，大学亦使学科内从事研究的成员取得在他们的学术世界里的认知排他性。此等学术执业者靠的不是发牌而是学历认可；他们控制了培训将来的学术执业者以及接纳他们入行的机制。”(三联·牛津大学版《学科·知识·权力》，P20)只有在大学内经过现代学科规训的知识人，才有正当资格成为该门学科知识的生产者和发布者。这些知识人围绕着他们赖以生存的学科知识话语权，构成了一特殊社群。社群成员们凭藉他们的认知权威占有了绝大多数的学术资源，如各种珍本、善本、孤本古籍、各式海外时新书报期刊、各种国际同侪间的交流活动、各项专题研究基金和拨款，以进一步维护、巩固和提高其权威地位。至于社群内部是否衣分五等、食供三套，是否近亲繁殖、党同伐异，则纯属家族内部事务，外人无缘置喙。

　　学科规训制度充当了知识把门人的角色，既可以清除匡超人一类的假斯文(也许还包括赵雪斋一类的企业家？鲁编修一类的院士？)，也可以把一心向善(据说知识即是真理、即是善)却不识得“知识学建构”的非门庭子弟挡在槛外。何谓“知识学建构”？据我私下揣摹，大致是：若我对某种现象、某种思想、某个人、某本书生发了兴趣，或者更进一步地，我对某些东西产生了某种感情--或爱或憎，或爱恨交集，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或明喜暗憎，或明憎暗喜--我是否可以立即说出来或诉诸文字呢？不可以。若我真想煞做一个学人，我必须把此种现象、此种思想、此人、此书予以“客观化”、“对象化”。换句话说，我必须与之保持距离，划清界限，像审贼似地反复拷问。或者面对我的“知识性审视对象”，如同面对街上迎面走来的女孩，要“上看、下看、左看、右看”，直看得她无地自容，方能看出她的“不简单”，并由她的“不简单”，推出“每一个女孩都不简单”的结论。这还不够，我还必须像如来佛祖一般，能勘破她的过去和未来、前生和后世，能遍察四大部洲、三界十方的卵生胎生湿生化生的芸芸众生与这女孩之间的因缘际会。舍此，任我文章做得如何感天动地、如何花团锦簇，都算不得“知识学建构”，都只是个体情绪的反应。然而，绝大部分传统纸质媒介和现代音像媒介对于经过学科规训的学术执业者，仍然心持戒心。一则疑惧他们的所谓“知识学建构”会成为发行量和收视率的毒药。二则疑惧他们“建构”的所谓“知识”有可能不合国情，不仅少儿不宜，恐怕老中青皆不宜。所以，我对于以“学术花边”知名的《读书》杂志无论如何是很佩服的。许多人对《读书》持不满态度，认为它只是经过学科规训的学术执业者们的健脑俱乐部，门槛太高。其实，门槛高有高的好处。君不见学人们在俱乐部里大谈自由与社群，极权与民主，纳什均衡与长官意志，后现代与老传统，等等，汪洋恣肆而不出格，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心法之一是把“人文”规约为“人文科学”，把“思想”规约为“知识”。仅举“自由主义”知识为例，品种之繁、花色之多，令人目不暇接。有“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爱，有真理”的神学自由主义(如刘小枫)，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儒学自由主义(如李泽厚)，有以多元主义为指归的自由主义(如柏林)，有以本质主义为宿敌的自由主义(如波普)，有强调自生自发秩序的自由主义(如哈耶克)，有强调社会正义原则的自由主义(如罗尔斯)，有“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市场自由主义(如汪丁丁)，有不法先王、不法后王、也不法西方(？)的社会自由主义(如汪晖)，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以《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为例，一旦稍稍偏离学科规训，便会招来“情绪化”的非议，尽管何清涟女士持有经济学硕士学位--一种绝对合法的学术执业资质证明。

　　老话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若以学科知识话语权为志业，没有一点悬梁刺股、雪窗萤灯、皓首穷经的精神，是连门也敲不开的。读书人，从前称为“士”--“士农工商”四民之一，又怕在寒窗下坐十年冷板凳，又想取得某种话语权的，另有蹊径可走，这就是做名士。名士自有名士的规训制度，在从前，须获韩荆州一类的权贵赏识，连“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李白也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之类的话。如今，只要有市场，新闻业和出版业是最最欢迎名士的。如余秋雨即当今名士，虽然他很想做学人也确有朝野人士称他为学人，以既有“文化”又状“苦旅”的大散文出名。据他自己说写得很苦，但因为有市场，所以仍乐此不疲地一本接一本写。又如少年名士韩寒，也是个不喜读书的种子，也许还不愿受现代教育制度规训，所以退学而写起小说来。在当前出版业同声喟叹书难卖的“零下一度”气候下，初出茅庐的少年名士即能敲开市场的三重大门，实属后生可畏。

　　其实名士也不容易做，一要有才气，二要有运气。《儒林外史》中，牛布衣是薄有诗名的名士，除了才气平平外，时运也实在不济，终于客死异乡。他身后除了遗下两本薄薄的诗稿，除了牛浦郎如获至宝外再也无人理会的，还遗下六两银子，折合现在人民币约二三千块钱。

　　欢迎访问新浪文化文学专区,赏读更多精彩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