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的第一个春天就在这雪花漫舞的寒冷中悄然而至。陶先生冒着零下30℃的严寒，在春节的前一天如约来到《家报》编辑部。他忧郁的神情，与迎接佳节的喜庆反差很鲜明。他说：“我选择这一天倾诉，是因为我坚信：寒冷过后，等待我的必定是温暖而温馨的新春曙光。”

　　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教给我做人的准则就是坦诚和上进。在这样一个充满温馨的家庭里，我的成长经历可以说是一帆风顺。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哈市一家银行工作。在别人眼里，我属于那种白领阶层。可我的内心却总觉得有一种感召力在让我脱离开这按部就班的生活，到外面去闯荡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1998年，28岁的我离开父母，只身来到深圳。我应聘在一家合资企业工作，工作之余，我还炒股。

　　认识她，纯属偶然。那是1998年夏季的一个周末，我到一家证券公司看股市行情。闷热的天气，让我习惯性地去摸口袋里的烟(我不爱喝酒，吸烟是我最大的嗜好)——口袋是空的。我正要站起身去买，一支烟递到我的面前。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她身高1.65米左右，皮肤白皙，一双不大的眼睛看起来总有一种忧郁在里面。她叫楠楠，比我大两岁，在一家证券公司工作。

　　第二次见面，是在一个星期后。那天我把公司里比较要好的朋友召集在我租住的公寓里，当然也没忘了给楠楠打电话。那天我们一群年轻人打麻将、唱卡拉OK，一直玩到半夜，同事们把楠楠当成我的女朋友，不失时机地把我们撮合在一起，哪怕是唱卡拉OK也要我俩一起唱情意绵绵的歌。她微笑着没有拒绝，同事们更是信以为真。那天，送走同事后，我说太晚了，我送你回家吧，她没有拒绝。

　　她住的地方离我这儿确实不近，打车还需要40分钟。车到了她家楼下，她没让我送到楼上，她说：“认识你真好！希望我们还能见面。”

　　那天晚上回到住处，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说出来恐怕你不会相信，我从小到大还是第一次同女孩子单独相处，难道她的话里暗喻着什么？

　　我和她第三次见面还是在我的住处。那天多了两位女性，那是同事带来的女朋友。看到我和其他女孩有说有笑，她的脸上有一种极不自然的神情。那天走时，她没有让我送。当我收拾房间时，发现了她的手机放在沙发角上。我以为是她落下了，怕她着急且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就打车给她送去。

　　她照旧没让我上楼，不是我想像的兴高采烈，而是冷冷地对我说：“我好像还有一个发卡落在你那儿，还是我跟你一同去取吧。”

　　她的发卡果真在我卧室的床上找到了。因为是周六，也没有其他特别的事要做，我们就开始打游戏。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到了半夜，我说送她回家，她说那还不如打一夜游戏算了，我也就没多说什么。就这样一直玩到清晨6时，我说实在坚持不了了，我要睡觉。她也不作声，默默地把身体靠近我，该发生的必然发生了。

　　我们在床上躺到晚6时，才感觉到已是饥肠辘辘了。

　　说到这儿，陶先生深深地叹了口气，把手又习惯性地伸进衣服口袋里，当我示意他此处禁止吸烟时，他才略带歉意地笑笑，说他喜欢吸烟的原因是因为吸烟时可以使头脑更清醒。

　　当我彻底清醒过来时，不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毕竟自己所受的教育不允许这么轻易地就同一个女孩发生这种关系。但是，我要面对的现实是，既然一切已无法挽回，那么就不能一错再错，我把她当成自己的恋人，决定和她厮守终生。

　　自那天后，她在我这儿住了一个星期，才回到她的住处。

　　那天早晨，她在卧室里让我出去等她，她说要给我写封信。我拗不过她，只好在门外等她。

　　当我拿着她的信时，被信中的内容惊呆了。

　　原来，她现在的住所，根本就不是她租来的房子，她也根本没在什么证券公司工作，而是一个香港有妇之夫所包的“二奶”！

　　惊怒中的我，有一种被人欺骗后的耻辱感，我恨不得一拳把她打倒在地。可是看到她泪流满面的样子，我还是忍住怒火，问她究竟是怎么回事。

　　1992年，她告别父亲(从小失去母亲)和哥哥，从河南来到深圳，当时举目无亲的她靠打工生活。她和同去的姐妹们合租了一间房子，她和姐妹们住一楼，房东住在二楼。这个房东就是后来成为包她的香港男人。她说，他比她大20岁，但对她很好，他的家在香港，但每周都会回来照顾他的房子，后来因为她的缘故，他才经常住在这里。

　　她声泪俱下地对我说：“我也不想成为人家的附属品，我也想找到自己的爱，我想彻底摆脱他！可是我说和他断绝来往后，他就去赌博，输钱后从我这儿借走了4万元钱，其中有2万是我从大哥那儿借来的，如果我不把钱要回来，我不是白白赔了青春又赔钱了吗？”

　　我被她的处境所打动，对她说，只要你能和他断绝来往，我等着你。

　　那天，我终于忍不住，去了她那里。她领我上楼时，我感觉自己的心跳在加速——毕竟这是她——自己所爱的女人和另一个男人共同住过的房间，但想看个究竟的好奇心驱使我跟她走进她的房间。墙上挂着她笑得特别灿烂的照片，照片下面有手写体的年份——1996年。我想她那时是那么开心，一点儿她说的悲伤和难过都没有。对面房间的门紧紧关着。楠楠向我解释说，她早已从那个房间搬了出来，即使他回来，他们也是独住，只不过现在他欠她的钱还没有要回来，所以她还要在这儿住一段时间。

　　我相信了她。那晚，我和她住在她的房间里，虽或多或少地感到了不自在，但还算是暗自松了一口气，因为她说她爱我。

　　这以后，我们隔三差五地互相约会，有时我到她那儿，有时她到我这来，如果不是3个月后发生的一件事，我还会沉浸在自己编织的梦里不愿醒来。

　　那是周末的一天，我一个人在房间里感到有些孤独，细想才知道，原来有一周时间没见她了，且两天没和她通电话。我拨通了她的电话。“喂，你找谁……”一个男子的声音让我不寒而栗。我提醒自己也许是拨错了号码，可那一串再熟悉不过的数字却实实在在地告诉我这是真的没错！

　　有一天，我去她的住处，楼下有人找她，我悄悄地打开她所说的从前和那个男人同住的房间。在一张双人床上，零乱地放了一些女性的内衣等物品，我知道，这是楠楠前些天穿的，床头柜上赫然摆着她和那个男人的合影！

　　这一次，我被彻底地激怒了。原来她竟是这样一个口是心非的女子！她口口声声说她爱我，要和那个男人断绝来往，可她还是继续背着我同他在一起。伤心已极的我离开了深圳那个伤心地，回到了哈尔滨。

　　说句心里话，我是个负责任的男人，我跟楠楠所做的一切，我都想负责到底，关键是她不给我这个机会。有时我也会想，在我和她相处的近3年的时间里，曾3次陪她到她的家乡河南，她当时是那么真诚地把我介绍给她的亲友，还许诺要和我结婚。而我也确实是想做她的丈夫，若不是发自内心的感情，我就不会在她患胆结石期间，像丈夫一样陪伴在她的左右。

　　回家后的日子，我和她通过几次电话，她在电话里答应到哈尔滨来看我，但要等到今年8月份才能彻底和那个男人了断，为了他欠她的那4万元钱。她说，她把青春耗费在他的身上，不能赔了自己又赔钱，那样她活着就没有价值了。

　　我炒股赚了不少钱，4万元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可她不肯放弃。如果真像她所说的那样，来了还要走，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再接受她了。

　　我的事没有对任何人说，包括我的父母。我现在天天都在祈求，我所爱的人能把她的心带回我的家，在新春的爆竹声里，开始我们的新生活。我的愿望过分吗？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轨迹。陶先生在经历了情感上的波折后，对自己的感情也曾一度产生过怀疑，但是有句话是这样说的，爱是双方的事，一相情愿的结合是不会有好的结果的。但愿陶先生能够用成年人的理智去判别自己的感情经历，让痛苦随过去的世纪沉淀为记忆，以好的心情重新开始。(本报记者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