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网友:牛布衣

　　科学是什么？

　　科学是超大屏幕彩电，科学是纳米概念股，科学是传播比特福音的互联网，科学是无坚不摧的巡航导弹，科学是关于世界的真实叙事，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等等，平民百姓、股市庄家、网虫、军人、哲学家、政治家……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对科学的理解。

　　九十年代初出版的《第一推动丛书·总序》(湖南科技版)曾经影响了包括我在内的很大一部份人对科学的理解，它说：“科学的精神之一，是它自身就是自身的‘第一推动’。科学活动在原则上是不隶属于服务于神学的，不隶属于服务于儒学的，科学活动在原则上也不隶属于服务于任何哲学。科学是超越宗教差别的，超越民族差别的，超越党派差别的，超越文化差别的，科学是普适的、独立的，它自身就是自身的主宰。”听上去很像是《玩偶之家》的女主角娜拉出走前的一大段台词。其实这一原则也适用于人类的其他活动，比如烹饪，比如足球，它们也完全有权利宣布自己不隶属于服务于神学、儒学和任何哲学。现在看来，“科学娜拉”的宣言未免有些大而无当，但在当时很有点为之血脉贲张，把一部科学史当做黑格尔味道十足的自由精神史来读了。

　　几年之后，我读到了美国科学社会学家伯纳德·巴伯的《科学与社会秩序》(1991年北京三联版)一书。巴伯的书写于1952年，我心中的科学英雄主义偶像至少已有三百年历史了，却经不住前者轻轻一击，轰隆一声倒塌了。那时，我还未读到后现代主义把科学大卸八块，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各种文章。

　　作为帕森斯功能结构派社会学的同人，巴伯提出，我们需要对科学本身有一个更科学的理解：获得这种对科学的系统理解的一种方式，一种显而易见的但却有点被忽视了的方式，就是首先从根本上把科学看作是一种社会活动，看作是发生在人类社会中的一系列行为。从这一角度看，科学不单单是一条条零散的确证的知识，也不单单是一系列得到这种知识的逻辑方法。从这一角度看，科学首先是一种特殊的理性的思想和行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中，人们实现这种思想和行为的方式和程度也不同。我们经常认为我们自己的社会和我们自己的科学是不成问题的，好像它们现在的这种形式就是普遍的。我们没有看到，其他社会对待理性的思想和活动——这是科学的本质所在——的方式是相当不同的；我们没有看到，我们自己对科学的巨大支持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科学和社会秩序》第2页，以下引文只标明页码)

　　也就是说，科学并非是特立独行的和超历史的。科学与社会其他部分，如政治权威、职业体系、社会等级分层的结构，以及文化理想和价值，有着确定的密切的联系。特别是现代科学，它是随着西方现代社会的生长而生长的，换句话说，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长而生长的。科学并非不能被移植到非西方社会而茁壮生长，但其与当地社会的所谓“相容性”，在巴伯看来是要大打折扣的。无独有偶，未来学家尼葛洛庞帝也有相类似的看法，即“互联网世界对东方的语言及其文化社会不那么友好”。

　　深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薰陶的汉语读书界对于巴伯的观点，或多或少有种似曾相训燕归来的亲切之感。后马克思时代有所谓“知识社会学”，它的研究对象即是科学以及其它形形式式的知识与各种社会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虽然斯大林版的马克思主义把科学区分为“无产阶级科学”和“资产阶级科学”是走得太远了点，但科学并非总是代表善，两次大战中以及战后科学助恶的例子比比皆是。记忆犹新的例子有，若无精湛的解剖学知识，现代的锦衣卫们是做不到既割断喉管而又不伤及颈动脉的，张志新女士大约也不会活着走上“文化革命”的祭坛。

　　巴伯认为，科学只能应用于经验目的，而经验目的和非经验目的之间并无一条固定不变的、明晰的和普适的界限存在，公认的经验领域范围不仅在不同的社会各不相同，而且在既定社会内部随着历史而变动。争执不在于承认这种差别和变动，而在于何种程度上非经验问题可通过科学化约为经验问题。由于科学领域的不断扩大，有人认为科学将君临一切，巴伯坚决反对这种立场。科学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诸如社会价值、宗教观念和社会意识形态自有其必要的和独立的地位，今天不能、将来也不能被化约为经验科学。巴伯小心翼翼地把科学理性的适用性界定在“经验目的”的范围之内是大有深意的，因为事情会牵涉到“科学原则”的普适性，即所谓科学主义合法与否的问题，即使书中并未出现“科学主义”这一字眼。

　　虽然在不同社会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存在着多种多样形式的经验理性，但是只有存在于现代西方社会的相对高度发达的经验理性形式，即“极其概括化和系统化的系列观念”才能构成近代科学理论。反过来说，近代科学的特征之一就是具有一系列高度概括化和系统化的概念框架，不仅在概念框架内部，而且在这些概念框架之间都是自洽的，甚至是自足的，只需要尽可能少的假设。(第12页)于是，巴伯在以牛顿和爱因斯坦为代表的现代西方科学与前现代的非西方的“粗浅常识的理性”之间树起了一道界标。

　　现代社会有一套标志其现代性的独特的文化价值和道德偏好，以区别于前现代社会。这套文化价值系统“不仅在科学之中，而且在许多其他的社会活动之中实现自身。”“科学不能仅被看作是一组技术性的和理性的操作，而同时还必须被看作是一种献身于既定精神价值和受伦理标准约束的活动。”(第73页、第100页)

　　科学的这一特性也是现代社会中一切社会组织活动的特性。对“科学价值”的信奉者中存在一种倾向，颂扬这些价值为科学活动所独具的精神，恰恰忘记了，科学奉行的价值标准事实上也是西方现代社会奉行的价值标准，只是打上了科学中立的印记，因为科学操作和思索的对象是自然界。科学的成就为现有价值标准提供了精神例证，反过来加强了对维系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在汉语读书界，有人把西方现代社会的价值理念误认为是科学天生俱有的文化价值，这也许是新启蒙主义的迷思，也许是借他人之酒杯浇己胸之块垒的策略，也许二者兼而有之，真应了一句老套话：科学，多少思想〔话语〕借汝之名而行。

　　在美国，大学是对科学进行支持的主要社会建制。巴伯毫不讳言，“科学直接起源于‘自由’社会的文化传统，事实上，起源于这一文化传统的关键所在——大学。依赖其在大学的巩固地位(通过最近几百年的艰苦努力才赢得的)，科学与其他学术性学科和那些基本文化价值保持紧密联系，这些基本文化价值构成科学和非科学这两类研究活动的基础。而且，大学还训练所有的系科老师，把‘自由’美国社会的基本价值和文化传统灌输给学生，这些学生离开大学后，又在全国范围内加以传授。”因此，现代社会培养新科学家的过程即是一个有关文化价值的精细的道德灌输过程。(第168-169页)

　　社会变迁或快或慢总在进行中，不存在什么“超稳定结构”；变迁的原因可以是内部的，如人口增长、价值观变化、社会革命等等，也可以是外部的，如黄河的泛滥，如建州女真的入主中原，如中东油田的发现改变了贝督因部落的命运等等。“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变迁之主要内部来源之一，是科学及其在工业和社会技术中的大量应用。”显然，巴伯已经预见到会有一个刻下媒体称之为“知识经济”时代的诞生。一个现代性的悖论是，包括科学理性在内的合理性，“无论表现在什么地方，对产生变化和破坏已有的社会秩序具有同样的影响。因此，社会不稳定是我们为理性的建制所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虽有其长程“合理性”，但是对于代价承担者来说，人必须生活在“短期”，他整个一生的生活要靠他现在收入的剩余来维持，任何“短期”的失调对他来说都是致命的。(第245-247页)

　　科学人文主义者“渴望更好地通过所有科学的手段和可能性来体验人性。他们直接了解科学改善社会的实际与潜在的力量，他们知道这一点，并且想使对这种力量的认识最大化。在追求这一理想过程中，他们倾向于把科学本身作为一种价值而绝对化，或者他们至少忽略了科学同一个社会许多其他需要和价值的相互依赖性。……他们没有看到，在所有社会中都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对科学的阻滞，因为科学在几个重要的社会目标之中永远只能是其中之一，因此它必须同这些其他的目标分享可以获得的人与物质的社会资源。”(第263页)巴伯说，一个很大的社会错觉是，认为科学完全是一种精神活动，认为科学的方法是“一种人类判断之充分的、唯一无二的形式”，这是实证主义的偏见。“做为一个整体社会是建立在一系列道德价值之上的，而科学总是在这些价值的范围之内发挥作用。这些社会价值提出某些非经验的问题，即意义、邪恶、正义和拯救的问题，只关心经验问题的科学是不能对这些问题给出答案的。”(第265页)

　　对于汉语知识界的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者，以及伪(拟、类)后现代主义者来说，巴伯的这本书无疑是过时的、落伍的，充满了西方中心主义、甚至是男性主义，因为作者对科学和科学的“真理性”，对“西方男性独有的普世和霸权话语”并没有作彻底的解构，仍未脱离“现代性的逻辑”。

　　对于新老启蒙主义者来说，巴伯的这本书，以及后来的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先后成为相对主义侵蚀科学的特洛伊木马，应该对以波普尔为代表的科学发展内在论的破产负始作俑者的责任，因为作者视科学为一种社会建构和文化建制，揭穿了科学与现代西方社会文化价值唇齿相依的秘密，从而瓦解了启蒙主义心目中的跨时代、跨地域、跨文化的科学英雄主义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