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网友:春风不相识

　　主要人物在生活中的目的性或曰目标或曰理想亦即人物的精神境界，是人物行为的依据。李逵的理想即杀到东京，“夺了鸟位”，让宋家哥哥做皇帝。

　　宋江人称“及时雨”，在生活中是个顺民孝子的角色，后来被逼造反，他的“目的性”是什么呢？似乎是暧昧不明的。网罗豪士，占山为王，好象胸怀大志，后来却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招安了。他讲究的是个“义”，然而只能“义”在共患难时，同享福时就“义”不下去了。

　　林冲始有夺妻害命之恨，所以他的行为显得有声有色，扣人心弦。一旦这个矛盾消解了，他就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他的目标就是复仇。

　　武松、鲁智深是力量型的，他们没有明确长远的目标--悬念，最大的可能就是凭真本领，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假如他们有妻子的话。他们的魅力是随时出现的。打虎，打“镇关西”，杀潘，闹山门，拨垂杨柳，打蒋门神，等等，都是精采场面。却不知他们究竟要向何处去。他们的未来就是他们的命运本身。

　　宝、黛、钗等人的身上蕴含了明确的目的性。宝玉的目标指向即与黛玉的爱情，或者与其他少女的关系的发展。他虽是个聪明俊逸的人，仕途上却不象会是有所作为的。黛玉的目标指向即与宝玉的婚姻。在那个时代，人们当然不能指望一个女子的才华会给她带来什么奇迹。宝钗的目的性却不在与宝玉的婚姻上，而是她的“心计”能否得逞(许多人误解了这一点)。她的“心计”得逞了，她的故事就难以发展了。黛玉的婚姻梦想破灭了，她就该“死”了。

　　《围城》中方鸿渐一角，包含了两个悬念：事业(职业)和爱情(婚姻)。从他个人发出的理想呼号并不明确--成为革命战士之类，但他面临的问题是不言自明的。答案有些令人失望，这或许就是该书的题旨。

　　看来目的性在人物塑造上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它就没有人物行为的内因，情节发展就缺乏动力。即便是所谓“新小说”，人物还是有目标指向的，看不懂的除外。

　　需要注意的是，高明的作者在使用这一手段时，并不直截了当地越俎代疱，而是在展示人物性格的同时，让读者渐渐感觉到目的性。曹雪芹从来也没有写过黛玉的目标就是要和宝玉结婚，但是谁都知道可怜的姑娘的心思。因为目的性和人物命运的独特性是一致的。“制造”出来的东西，只全给人以套路化和虚假的感觉，如苦大仇深—参加革命—提高觉悟—英勇杀敌—壮烈牺牲等等。

　　目的性有没有崇高或渺小的区别呢？文学走向今天，这一点越来越模糊不清了。腐朽或神奇，高贵与庸俗应该作为人物能否成为文学对象的分水岭，但这个分水岭似乎坍塌了，有各式各样似是而非的理论作如是观。这是英雄主义向平民化的过渡，目的性被淡化了，仅此而已。有一点可以肯定：追求自由平等，向往美好事物，关注人类命运，梦想幸福爱情，大约可以作为永恒的目的指向。

　　文学的本质是对于生命的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