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记忆不可思议。有些事转瞬即逝，有些事经时光冲刷，益发纯净灿烂。

　　两载前的寒冬腊月，我前往拜访季羡林先生。告别之际，没承想季老穿大衣、戴绒帽，亲送出门，亲送出楼，亲送至车前。

　　多少双手相拦，多少句话相劝：留步，留步，敬请留步。

　　先生的秘书李玉杰大姐淡淡地说：劝不住的，所有的客人，先生都要送。一句话把我的心拧出了泪。

　　先生是旷代鸿儒呀！

　　忆往昔，他学成归国，入北大执教。按校方规定，凡获海外博士学位者，只能任副教授，需经数年历练，才能转正教授。可是，短短一周，他就接到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先生的通知，被破格聘任为正教授，负责创建“东方语言文学系”。那是1946年，他仅三十五春，学界传为美谈。

　　看今朝，七秩晋五之寿，他抖落一圈身外光环：全国人大常委、北大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没有放情山水、颐养天年；而是衰年冲刺、进入学术生命新的黄金期。十五度春秋，才情喷涌、专著迭出，累计数百万言。九旬长者，依然活跃于学术文化前沿，宇内罕有其匹。

　　回望站送之老人，我仿佛看见楷树挺秀、模叶葳蕤。

　　机缘巧合，之后数度求教于先生。不知不觉间，那份记忆中的纯净灿烂生长出枝枝杈杈。

　　名重人间少宁静

　　一个人的童年生活，常常会镌刻心岩，浸透整个生命旅程。先生故乡在山东清平，鲁西北贫困的小村。他家乃贫中之贫，几无立锥之地。他冲出小村，跨出国门，迈上燕园讲台，步入社会高层，只是永远走不出刻骨铭心的平民情结。

　　先生，不知您是否意识到：岁月把您塑造成北大的元老和活字典，塑造成高等院校内硕果仅存的文科大儒。慕名者纷至沓来，或求序，或合影，或签名，或探访，或礼聘……

　　或许，我只要披露一下李大姐提供的数字：1998年春北大百年校庆，前后40余天，先生上镜23回，接受采访200余次，接待来人无计其数……当然，这是百年一遇之盛典，先生再累也甘愿。但是，平常时日，先生寒素之家，也是宾客如云；出于各种无法言清无法推卸之原由，先生尚需出席各式会议，发表各类讲话，为各种著作、论文写序、作评。况先生事必躬亲，涉及文字，更一笔不苟，容不得半点马虎。仅以为博士论文作评为例，一篇论文，洋洋洒洒数万言，先生戴四百度花镜，举一倍半放大镜，凡发现疑讹，查尽相关典籍，迅即告诉本人修改，一篇文章，往返三四次，先生才落笔作评。期间，先生支付的特快专递费高达一二百元，而支付的时间和心力无法用金钱来衡量。

　　人即便是长明灯，也需要添添灯油，剔剔灯芯，怎经得起不间歇地大放光明？

　　先生劳碌过度，有时坐上餐桌，双手颤抖，举不起轻轻的筷子；有时胸腹烦热，胃气上逆，承接不住薄薄的稀粥。耄耋老者食少事烦，导致生命的钟摆跌跌撞撞，出现血压不稳，复发肺部旧疾，累及心脏……

　　北大校方严令李玉杰保护先生。李玉杰成了门神和箭垛，“凶名”传扬四方。今岁，李玉杰七十有三，历经生活的腾挪跌宕，本不在乎他人的指摘诘难。只是，先生鹤发童心，不知自己生命之弦的脆弱。她把不速之客挡于门外，先生听见动静，会招呼客人登堂入室。有一回，先生头痛，一位外地客人来求合影，被李大姐挡驾。先生从窗内看见，悄悄走出大门，和来客合影于荷花池畔……

　　李大姐弹落委屈的泪珠，老先生吐露内心的情愫：人家需要，你能做没有做，心里过不去。

　　为了心里过得去，先生只能委屈自己。他何尝不晓得，人寿有限，前路苦短，尚有许多学问待做；他何尝不清楚，自身性格内向，懒于应酬，拙于周旋，最怕曝光于社交场合，偏偏又被捧于人生舞台之聚光灯下，偏偏成了应接不暇的社会活动家，甚至会遭遇利欲宵小之辈，累及声名受玷。

　　清夜扪心自问，他也怀疑自己是不是患了老来疯？白日求者上门，他又身不由己地为人作嫁，金针度人，满足他人的要求和恳请。

　　别人的需要，是他的乐趣，他无法走出那个刻骨铭心的情结。

　　性求本真化是非

　　先生的脉管里贲奔着村民的血。从一介佃民至一代鸿儒，那么漫长陡峭的石阶，若无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韧和犟倔，怎么可能面壁10载，读通那些宛若天书的梵、吠陀、巴利、吐火罗等文字？怎么可能白手起家，支撑起名扬中外的北京大学东语系？

　　外表的文弱和内心的犟倔恰成鲜明的反差。

　　我想，慕先生者大多读过先生的《牛棚杂忆》，但不一定了解先生何以罹致牛棚之灾。其实，当时先生已幸免于红色狂澜，但偏偏跳将出来，去反对北大那位炙手可热、红极一时的人物，反把自己反进了牛棚，险险乎赔上老命。先生哪，您忘了“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古训呀！

　　岁月之河没能冲淡先生的姜桂之性。何时何地，他不言则已，言则直抒胸臆，旗帜鲜明，不掩饰，不婉转，不让步，不更改……

　　世上有多少人喜听逆耳之言？

　　再说，我大胆妄想：学界泰斗也绝非全知全能，先生无法推拒之事，五花八门，纷繁复杂，先生也未见得门门精通，难道不会百密一疏？即便是先生精研之东方文化，因爱之深，求之切，望之殷，会不会也有武断之处？

　　当今之世，涌动着活跃的、尖刻的、新锐的学术思潮，于是，风起云生，飞掠过遒劲的老枝，带舞起嘈杂的声响：簌落落，簌落落……

　　真正精神上的强者骨子里存一份倔傲，存一份有恃无恐，才能大踏步走向质朴和本真，走向豁达和宽容。

　　先生笑言：人人都说好，我就成了玻璃球；有人说不好，对我是好事，促使我自己警惕。他的想法不止于言，而付于行。他主编的《中西文化议论集》，同时收录了自己及不同意自己的观点。问其故，先生云：事情各有各的看法，不必争论，不必商榷，留给历史和他人慢慢理解，也许过多少年后错的是自己。他喜欢讲一则笑话：有一座庙，刚盖好，要挂匾。两个近视眼，一个400度，一个500度，比比谁先看清。翌日一早，两人同看，一个说，看见了，匾上写着“正大光明”；一个说，还没看清。旁人告知：匾尚未挂。

　　朋友，您不妨品味品味这则笑话的深意。

　　情到深处无言辞

　　古奥冷僻的学问造就了先生，也剥蚀了先生，枯燥了先生。

　　钱钟书曾言：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

　　季先生也言：他的为数不多的朋友，是“一些素心人”。

　　何谓“素心”？清代纪晓岚提及一种境界：“心如枯井，波澜不生，富贵亦不睹，饥寒亦不知，利害亦不计，此为上者也。”

　　私忖之，中国知识分子素有潜心治学之传统，素有自重与淡泊之品格。您看先生，寓所6间房，5间辟为工作室，环壁皆书，俯视着桌面上雅洁、整齐，落笔成文的稿纸，那是先生对佛学、语言学、历史学、教育学、文化交流史等诸方面的论述。每天，不分节假日，无有休息天，甚至大年初一，先生比雄鸡报晓更早，4时许起床，5时用餐，之后，游弋于5个工作间，以研究课题之更换来调剂大脑。他应德国学者之邀，用英文翻译了一部吐火罗文的佛教文学剧本《弥勒会见记》，轰动了欧洲学界；他和汤一介先生共同主编的14卷《中国佛教史》，亲自撰写一卷中的几章。每天，案头上会有一沓完成稿，最少二三千字。至于散文，那是研究之余的休憩，听任心灵的野马于方格之中信缰漫步。

　　前不久，清晨5时半，小保姆匆匆找见李大姐，报告先生房内3时多就有响动，至今未开房门，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李大姐冲出自家所在的燕南园，奔进先生所在的朗润园，启开房门，室内朦胧胧，静悄悄，一片晕黄，勾勒出先生伏案写作的身影。原来先生夜半梦回，忽有感悟，旋披衣起床，捕捉灵思，神游八荒，忘记了尘世，忘记了盥洗。

　　李大姐追随先生数十载，慨言先生工作效率极高，生活极简单，做人极乏味。先生早有妻室，留于济南，侍奉培育自己的叔、婶；而自己单身索居，刻苦治学，从不以衣食安乐为念。吃饭以素为主，馒头咸菜加茶水就能充饥；着装一以贯之，一套中山装就是出门礼服。个人之事以“忍”为上，头痛脑热不愿声张，不肯麻烦他人。

　　在先生身边，需要李大姐学习察言观色，观察先生的饮食起居，判断先生的冷暖康健。这对豪爽刚直的李大姐是个全新的课题，有时难免埋怨先生寡言少语，连散步也沉思默想，与身边之人太少交流。先生从不辩解，偶而自嘲一句：“我是一棵枯树，有干有枝，无叶无花。”

　　噢，那纯净灿烂上生长出的枝枝杈杈真的无叶无花吗？

　　非也！先生重情、守义、惜缘，乃性情中人。母亲仙逝，亲朋凋零，夜半惊梦，老泪纵横，酸透了思念的月色，情到深处无言辞，落于纸上成华章。捧读先生的《怀旧集》，宛若凝视急雨携来的虹，那么纯情，那么美丽，却又转瞬即逝，令我悲叹人生之脆弱。

　　先生之情何止于忆昔，大爱必泽被于生灵万物。莲花池中的季荷，燕园内的二月兰，家中的波斯猫，等等，都沐浴着先生的关爱，并跃上先生的笔尖，给我们平庸的生命增添护生的情怀。

　　枯燥的外表和深情的内心恰又成强烈的反差。

　　表里冲撞铸成独特的季羡林。他的身边有温馨，有理解。李玉杰自愿当义务秘书，起初只为报答40载前的恩情，后来则被先生的人格魅力所感染；近邻乐黛云教授每周周日亲送汤羹；北大有的学生拜访季老，不愿惊扰，在雪地上留下几个大字：“季老，您好！”

　　尘世间，佳话永远是少数，而多数是世俗的、功利的目光和要求。

　　最近，我听李大姐说，今冬北京冰天雪地，造访者依然络绎不绝，先生依然来客必送，出出进进，穿穿脱脱，终于感冒，咳喘得气息微弱。李大姐万般无奈，以辞职和拒绝所有来访者相威胁，迫使老先生应允只送客至门口。门口，在先生重情的心目中，不是房门，不是家门，而是楼门。他殷殷相送，止步于滴水成冰的台阶前。

　　闻听此言，刹那间，纯净灿烂的记忆凝成了时光净瓶中的一捧冰雪，那么贞洁，那么凄美。回望朗润园，我能看见，风猎猎，雪纷纷，冻云如铅，门灯如豆，摇弋着枯瘦的枝枝杈杈、冰冷着弱不胜衣的世纪老人。

　　朋友，您忍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