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志成

　　专以经营文字、推销文字为谋生手段的人，算不得雅士，因为你那个“雅”至少有一大半意思是“有偿表演”。演了一番“雅”之后，总是要沽一点名、谋一点利的。如果与此同时再以“隐士”自封自誉，那就是双倍的俗不可耐。真隐士是没有的，努力去做也做不成。隐士的最高老祖宗李耳，即老子，有一句话算是说到家了：我之所以有大患也，在乎我有身。及我无身，我何患之有！听话听音，连大隐士老子在实际上也承认他有很多“患”，做不到“避世”。

　　清朝人有位年轻的才子蒋氏，有一首很辛辣地讥讽“隐士”的诗：装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这样的角色，算得上什么鸟隐士！

　　唐代的一位小文人叫卢藏用，一心想当官，就佯作“隐士”，到陕西的终南山假意避世，对朋友司马承祯说“此中大有佳处”，对方一语道破：“仕宦之捷径耳。”卢氏后来果真抄近地当了官。

　　我认为，“隐士”的级别最低，应予嗤之。比“隐士”稍高明一点的，是“雅士”。当然，“雅士”也不能当得很“纯”，多少要有一点钱，一点势，而且越多越好。有人说“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这就很懂隐士、雅士的成功门道：第一位的是款子，有名位。

　　当年的“曾文正公”即曾国藩，就劝他的老爹“竹亭老人”闲一点，雅一点，隐一点。这位“竹亭老人”有那样富而贵的儿子供养，何乐而不为？为此，便在家里挂上两副对联，一曰：有诗书，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恩泽；无官守，无言责，时事不闻不问，只将艰巨付儿曹。二曰：粗衣淡饭好些茶，这个福老夫享了；齐家治国平天下，此等事儿曹任之。

　　这样的闲人、雅人、隐人，老百姓是没有资格去当的，穷文人也当不起。你一定要强行学样，处处玩清高，背地里骂你、讥诮你“叫花子”、“穷措大”的人一定不少，而且人家的鄙夷又是言之有据的。

　　有些阔人、贵人一旦只热衷于玩雅，没有别的事可干，那一定是失权失势，大有举目悲凉之意了。当年大军阀吴佩孚与北伐军打仗时，也时时以“儒士”自誉，连给部下发电报，也以诗为电稿，如“寄汝全军众将士，此行关系国存亡--山东吴子玉倚戈再拜。”那时他的“雅”还不是为雅而雅，还不是无病呻吟。一旦大败，失权失势，只好逃到天津做寓公时，那时的画兰画竹、吟诗写字就有一大半是心不在焉的，时时愣神儿了。不过，他有一首诗我还是有一点看重的，这就是在某些败阵倒戈、弃吴降蒋的“将军”看望他并向他索要“墨宝”时，他即兴写的诗是：民国将军尽紫袍，无人再替民操劳。人人都道民生苦，苦了民生是尔曹！

　　这样的诗，无论是为雅而雅，为文而文，还是故作忧民之态，沽名钓誉，单就那首诗而论，总归还是有一点“有为”之感，比起曾国藩老父写的那两副对联来，还是显得有分量些。

　　“纯”隐士是没有的，即使有，德与才也无大可观处。倒是从心里腻歪“隐士”之名，只是不屑于与大小“贵人”、“名人”纠缠，躲到清静的地方做些正经事、写些正经文的人，使我们多几分敬重。元明之际的罗贯中，原是打过一些年仗的，做过十数万军队的头目。朱元璋成事后，罗贯中本可借此弄个官做做，但他却无志于此，宁可回到深山著书立说，写出了《三国演义》。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青年时代也有过很激烈的斗争史，如反对过阉党，斥骂过阮大铖，参与过抗清活动。清朝的官方人士也曾“征召”过他，但他的回答是“身遭国变，期于速朽”。他并没有做“隐士”，而是回到故乡(浙江余姚的南雷里)写出了有名的《明夷待访录》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叫作“隐居”、“隐身”，但他绝对不是“隐士”。

　　借助隐居、隐身而意在有为有绩者，是雅士的上品；为作出“隐士”的样子而捞取虚名俗利者，是雅士的末品、等外品，说成是废品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