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网友：hubugui

　　　　所以你呀，既燃起这危险的热情；

　　　　要在诗才的荆棘场上赛跑、竞争。

　　　　　　　　　　——法·布瓦洛《诗艺》

　　不仅商业世界，即使思想领域，我们时代也在进行着一场有史以来规模最为庞大的生产与破坏，任何产品都短命得出奇，而每一次破坏却几乎都是永恒的，仿佛连“永恒”也像时光女神一样忙碌；显然，她并不是缺乏时间，而是她的时间已被那些短暂物眼花缭乱的表象充满，以至分不出一点时间来关心自身的存在；但是，在这个一切都会耗尽、消失的世界里，同永恒相比，有一样东西会倒塌、毁坏得更加彻底，同时又留下更少的痕迹，那就是记忆。不管是幸福的记忆，还是痛苦的记忆，都如翡翠鸟筑于海波之上的巢，找不到一处可以停居的地方。显而易见，地球的生命史最终必定是一部十分残酷的遗忘史：无论在何处，是站在事物的开端还是末尾，一个人都必须为其情感而牺牲他所信仰的诸神，或为他的诸神而牺牲其情感。与此同时，人的同伴，众神，以及他的激情都不会让他独自安宁。借助这些盟友和敌人的关系，他维持着险象环生的阵地，拥有其短暂的重要性。而作为一切短暂者中最短暂的——诗人(他因为已上升到短暂的顶端因之也就接近了永恒的起点)——则如沙漠里的胡杨树，干枯之后，即便还挺立在深远背景之下，把自足者的傲岸勉强诠释出来，其对美学的贡献也是非常有限的，因为不可能有太多游览者到此领略，更不用说那类似宗教热情的朝拜了。世界像一个岩洞间拒绝回声的笑话，揭穿后又总能得到时间庇护的谎言，文字的意义虽然存在于生活之中，但生活却完全忽视文字的存在，它甚至蔑视这一存在，因为正是文字的这一存在使生活显得踯躅狭隘，忘恩负义。

　　我们都知道，在穷土僻壌，一个少女眉清目秀就可称得上美丽了，山花野溪非但未能将这一美丽淹没，反而与之相得益彰，更昭示出野性之果的令人陶醉之处；因为人秀不同于物美，为感觉而存在的人秀是独一的生灵美，有意识的生灵美，有欲望的生灵美，一旦其个性，即露珠般闪烁的心灵，显示出某种稚嫩而完整的形象，她的美就如为蜜蜂准备的花的子房一样绽开，她的美就如古代神秘图腾在祭坛上唤醒的一个又一个意境，不知不觉地渗入观察者心田，成为更高形式的梦。假如她来到城市，就很有可能被大街上糜烂闪烁的虹彩吞噬，她的天真烂漫成为无知的象征，她的健康活泼更是缺乏教养的标志，她的自然之眉暴露出她对“时尚”从来就没有过殷切的渴望，因经常小鹿般奔跑而健壮异常的腿走在光滑的大理石地面上也显得不再轻盈，似乎地心的引力都集中在她的脚下，大地也因她的滞重而倾斜、颤抖。退一步讲，如果这位少女的确天姿独异，以至城市镁光灯都向她表示臣服，以至杂志封面都愿意为她让出篇幅，以至选美舞台也不羞愧于她的脚步，但在对形式的感性之美有着深刻研究的专家的显微镜下，她的优点会缩水，缺点却得到了放大，就如不可逼视的太阳在学者撰写的教科书上也布满致命的黑子一样。而且，当观察者对她的形式已无可挑剔后，就会开始对内容的关注，而内容是永无限度的，它不像形式，总能想象出一个接近于完美的境界；而每个人对内容的接受力都跟自己的容纳度有关，每个时代对内容都有着不同的要求，每个群体更有着不同的利益与趣味，即便是一个单一的个体，在不同环境与不同时间里也有着大异其性的憧憬。总之，她离开自己的家乡越远，她被掩埋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一旦她对家乡做出了永久性的“弃绝运动”，就几乎不可避免地拥有了被遗望的命运。

　　一位少女是如此，一部作品亦然。在所有无生命的物体中，在人类创造出来的一切事物中，书离我们最近，可以说是另一个自我，因之也就同我们一样难以牢靠地掌握自己的命运。一般说来，按照造船技术规则所建成的船舶都有一段可以信赖的使用期限；然而，与造船一样精心写成的一本书却很有可能在诞生的那一天就悄然沉水了。作品只要离开了作者，就意味着它已踏上了危机四伏的旅途，它所走的并非通往真实的道路，它的每一步都蕴藏着遗忘的陷阱，毁灭的过程如此短暂，而旅途又如此遥远，不要说行走，即便望上一眼也是令人恐惧的，甚至不必去望，单是想上一想都需要非凡的勇气。况且，对我们的书而言，在艺术的准则中找不到它永葆青春的秘诀，就像对我们的身体而言在一大堆医学典籍里也不可能发现永葆青春的秘诀一样。这倒不是因为有些书真的不为后人所需要，也不是因为书的作者没有把真实的生命灌注到作品之中，而是因为艺术的准则依赖于种种可变的、不稳定的以及不可信赖的因素；它还依赖于人类的同情心、偏见；依赖于人的爱和憎、道德观、礼节、信仰和各种学说。这些东西本身不可摧毁，却常改变其形式，并常发生在短暂的一代人身上。总之，一本书如果能在时光女神所织的布中占据一朵花的位置，就可以算是一个奇迹了！

　　但人类毕竟是会说话的生命体，自诞生之日起就行进在通往语言的途中，言说不是欲望，而是本能，无论醒时还是梦中，我们都处在倾诉的激情之下，以至于诗人做如是感叹：“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换言之，于词语存在处，物则保留了它固有的完整。我们必须通过语言来思考这个世界，认识自身也需要通过语言。语言使我们飘离外在，也使我们到达内在。但语言并非仅指说话，因为说话是个变数，远不是一项固定财产，由于惊奇或恐惧，人会突然失语，有时由于疲倦或厌恶，也会失去说话的兴趣，甚至仅是因为到了一处陌生地方，由于没人能听懂我们所说的，我们也就只好掐死了询问的念头——沉默了。任何人都有沉默的时候，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离开了语言，不，他还在言语之中，沉默是一种更为深层的表达；文字是沉默的产物，思想在静寂而虚空的黑暗中孕育，可以说，沉默是写作的开始，而且这种由于长期沉默而到来的写作冲动是难以抵御的，它会突破你的防线，把沉思之果逐渐剥离并呈现出来。

　　本来，在写此书之前，我更想奉献出来的是一部诗集，对我来说，朝拜诗神的时日更漫长，报答她的愿望也更强烈，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对她的青睐持有太大的信心，事实上在她面前，我是一个屡次考试均不及格的学生，我只之所以愿意为她效劳，是因为我正在失去这一效劳的能力，我已搭上了时光的航船，正在向自己的青春告别，原本就影影绰绰的她更迅速地隐退到遥远的背景之中，我能够捕捉到的仅仅是她那颀长的影子，甚至是影子中的影子。我不能指望在以后漫长而单调的旅途上还有如此令人心醉神迷的时刻，要知道寻找一位秀色可餐的姑娘，比寻找一处古迹困难得多，因为她是匿名的，活动的；而且由于渴望之力的丧失，我的发现之眼也逐渐封闭了。曾几何时，在乡间，在都市，从我身边经过的女性身姿无一不似完整的古代石雕胸像那样从每个路口、从每处绿荫下向我骚动不已的心田射来美神之箭；而现在，那些稍纵即逝的倩影再也不能替我补充美神残缺的部分了。这景象就如一个囚犯在码头上无意间发现一位少女，她的绝伦之美瞬间就唤醒了他对生命的无限依恋之情，更要命的是，这位少女也把视线投射过来，仿佛要在他所站立的地方发现一棵向四面八方摇晃其手臂的树木似的，要知道对美的观察永远也不会疲倦的眼睛，原本就是为了在孤独庭院里放射她的光辉的月神和仿佛世界最后一滴血在海的女儿睫毛上滑落的黄昏准备的呀！蓦然而至的激动使他哽咽，以至于失去了向她呼唤的机会，当他清醒过来(这无疑得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铃声敲响了，这个命中注定的囚犯拖曳着他的刑具上了船，回头顾盼时，发现她已与混浊潮水苍茫天地凝为一体，显然，她已不可能为去者而在了。少女没有对他产生任何概念，连构成一个崇拜者的概念都没有，如果有，也只能是一个不可以寄予任何希望的流放者的概念，可以说那双星星般闪烁的眼睛还没有来得及完整容纳就把他忘却了。他的泪水流出来，奇怪的是这泪水非但未能阻挡他的视力，反而把少女的幻影从水底荡漾出来，而且使这一形式很快得以确定、理解、铭记。一方面，他的“流放地”不可能存在如此永恒的青春，也不可能呈现如此不朽的美；另一方面，在这一少女身边停留是不可能的，再找机会与之重逢也是有风险的，这就骤然给她增加了一种魅力，如同故乡由于地震、霍乱或战争使我们不得不离开、离开后又无法前往探访时所具有的魅力，如同有的花朵因为衰败得快而彻底使我们无法忘返地留连时所具有的魅力。——他的绝望是如此深重，以至不跪在船头长久祈祷就不可能平息。——而诗句正是这一祈祷的表现形式。

　　但是，当我把这些诗句整理出来，想就正于“方家”时，却找不到值得信赖的途径(我的写作处于封闭而自足的境地，一直努力避免跟任何权威、任何媒体建立联系)。直到去年夏天，才在北大打听到谢冕家的住址，蔚秀园中徘徊近一小时，却只等来他妻子，执意不收稿件，说谢老看不了诗了，我不由涌上——“一阵痛苦，一阵还不是爱情的痛苦”(乔伊斯语)！——这样一位名满新诗界的保护人竟然看不了诗了，那北大的诗人部落找到“替人”了吗？我逡巡以退，回到校园，在第五院门口刚好遇上另一位尚有北大遗风的学者，他仿佛一尊刚从海底打捞上来的石像，连溢出脑壳的汗水都在昭示着远古的馨香。但当我把稿子递上去时，他却愣住了，以为在自家门口撞上了“出没风波里”的海盗，我连忙解释：“先生，我听过您‘四八年文学’的讲座，也看过您主编的《中国文学百年》，知道您有着‘丰富的痛苦’，……有部自写的诗稿，想请您一阅……”由于口音滞重，说者比听者还累，他迅捷地挥挥右手，“诗，我看不懂；我看不懂……诗！”那神情便是：在这世界上，我什么都能把握，都能读解，只要你除了——诗！面对这位柏拉图式的高人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那……那就请您给……”“好，我转交给他，就是了。”他接过稿子，插进手提袋里，淡然地瞥了我一眼，像撇下终于看清是认错了的某个人掉头而去。

　　第二天，我把另一份稿子放进某位教授的信箱里(我听过她唐宋散文的授课及两晋文学的讲座)，当然，这两份稿子均是泥牛入海，而我在“贫困与她的姊妹孤独——这两位寒酸的王室侍女”，据《琐事集》的作者洛根·史密斯说：“有才能的人都乐意向她们求教”——无微不至地关怀下，困倦已甚，也懒得去在意。——直至初冬的一个下午，北大书店某画家举办“诗集”发布会，我挤到众多学生之间，也累他在其书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然后无偿地增加了我回去的重负。其序言即为谢冕所写，他还亲临现场，但没说什么就走进后面小隔室，有两位女生跟了进去，我踯躅再三，终于也推开门——他坐在长沙发上，姑娘们靠在他的两侧，正交谈着什么，却成不了“岁寒三友”的景象。我问起那份稿子，用的是结结巴巴却无童音之表现力的语言，他印象中似乎根本没有这回事儿，我的出现，对他来说，不过是诗歌文本上出现的一个无需解答的失误，一次自然界的有意失足。但——他显得特别诚恳，抬起头来，无奈地望着我——“真的，我——是——看不动——诗了”，他特别突显了那个“动”字，那神情仿佛在说：“不久，即使我胳肢我自己，怕也不能从这衰弱之躯引出可怜的一笑了(蒙田语)。”──我空如无物的心底忽然涌上一股莫以名状的悲悯之情，仿佛追随遥远的云柱去朝拜一座神殿，到达时，岁月的恶意却只向我呈献孤独的重扼之下一个雕像的影子，而实体已迁移至他处；现在的他，显然已“是一个对镜子感到害怕的人”(博尔赫斯语)，对人生的真谛似乎已有所理解以至于不屑再去讨论的人，很危险地悬在时光的杯壁上--“仿佛有裂痕的东西在最轻微的撞击下也会破碎”(奥维德语)。

　　他似乎已从事了太多的事业，以至没有什么“内核”能给自己留下，就如一艘遭受海盗轮番劫掠的船，连最后的“压舱物”也被卸下，只能孤零零飘荡在空茫茫的波面上，接受并释放出一些自己也不解其底蕴的泡沫，跟“虚舟”相似，却又与“醉舟”不同，连名字也成为社会的装饰品而非他独有了。显然，他是由“众人”组成的一个人，却又隐含并逃避着“众人”，一如“无人”；此刻，他置身于“众人”与“无人”之间，那两个少女与其说是长出身体的桂树；无宁说是“人们只有在醒了以后才能述说的梦”(蒙田语)，这标志着他已进入“安全地带”，再不能如“特洛亚之狮”赫克托尔那样满怀热望地转身向命中注定挡在他多厄命途上的敌人迎战了。但我依然为他在生命的严冬尚能感受到那么一种强烈的、不安的烧灼所感动；因为，这绕城逃遁的底层还依稀现出一些星体的碎片──往日鏖战的影子，谜一般、梦一般、火一般的影子──岁月的流动物──仿佛卡在喉咙里还没有发出的叫喊，仿佛荒草遮蔽下的荒台旧苑……我依稀看到自己的父辈，又仿如直面自身，我们都是“神的玩物”，而——“神捉弄人何其残酷(克劳笛乌斯语)！我们“每个人依偎在大地上，瞬息间便是傍晚”(夸西莫多语)，但未必都能在生命之树最后一批枝叶上结满晶莹剔透的合金，也未必都能如他到了“读不动诗”的年龄还有“如同染成绯色的印度象牙”的少女偎依呵护。她们朝拜他，更因为他是某个神话的朦胧的遗址，只要存在一天，世人视线就不肯稍稍转移。──我一时无言，慢慢离去；看来，“在夜晚刺杀白昼以前”(庞德语)，对这些习作——“必须另寻强壮的夫君，能解开她处女的衣裙(卡图鲁斯语)”。

　　他“读不动诗”对他是一个不幸，还是对我，我说不清，当代最著名的诗歌理论家回避一个卑微农民的习作，这意味着什么呢？难道仅以一个误会来阐释吗？我想这更应该视作一种倾向，即我们对土地的呼吸是遗忘得太久了。尤其学院深处，在那批“麦子的背叛者”为麦芒刺伤，然后痛苦地星散或死去后，一个真的“种麦者”来到这里，要求本世纪最后的“诗歌保护人”来祝福他头上的血井，然而得到的帮助是没有帮助，他渴望的尊重与理解已不再是以土地的谦卑形式表现出来的尊重与理解。──固然，谢冕对“诗”这“广大的沉默的土地(维尼语)”倾注了过多的爱，但终有一天，他会失去这块土地，相对而言，这块土地也将部分地失去自己──他将带其一掬作陪葬，而这同样是土地乐意付出的──那不过是另一形式的存在！

　　既然“爱情之鸟不肯在光秃秃的橡树上栖息”，我就送到怡福处(他独自寓居在青岛建筑工程学院时，寄给我的明信片上有如此按语：阳光之下，大海一边，与葛洪毗邻而居的撒旦的朋友！)——想先让他这样的“普通读者”过目，孰料，他颠倒读之，还是不解其中的意味，困惑之余，就提出一个对我颇有蛊惑性的建议：“很遗憾，当我对诗歌尚有感受力的时候，你写不出值得感受的东西；现在，你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可我的‘诗耳’却已被岁月的尘土锈住了。如果你真的需要我来阅读你的作品，最好先把自己精神世界的建构过程图画出来。有位法国评论家说过：作家最大的野心就是写出一部法兰西风俗史或个人心灵成长史，这显然是针对巴尔扎克与普鲁斯特而言的；至于你，当然不具备描绘中国社会风俗画卷的能力，可谱写个人心灵成长的乐章有什么不可以呢？毕竟每个人的心灵都有一段不可能被他人替代的成长过程，不是吗？”“照你这么说，我就只好亲自做自己女儿的牧师，替‘求婚者’开道了！据《蒙田随笔集》中说：某个民族有这样一种习惯：新婚那天，天主教士走在前面为新娘开道，以消除丈夫的怀疑，免得他好奇地追究，新娘到他家时是处女还是已在和别人的恋情中破了身。”“不错！而且从另一方面来看，用生命原型写诗的人，其‘妻子儿女’原本都是带在身上的。希罗多德《历史》卷二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埃及士兵叛离，国王追上来肯求他们回去，并说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还留在城里，跟他们的神像财富在一起。这时有个士兵指着自己的生殖器说：国王，我们的妻子儿女在这里，只要有它，我们到那里也不愁没有妻子儿女。同样，诗人的‘妻子儿女’也是带在身上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表现物是‘笔’而不是别的什么。况且，你既然已经砌好了屋子，何妨费一把力再竖起一截烟囱呢？让‘追云者’隔着一片意象的丛林就能发现袅袅升起的炊烟，知道里面尚有未开化的野人炊食，这怎么可能不是一件快事呢？而且，不但是我，对那些想了解‘诗与真’之辩证关系的人，这一工作也不失其意义。进言之，艺术是抵御时间的武器，它昭示着某种更为可靠的未来，任何爱情如果不与文字结合起来，是很难在时间的打击下捍卫其领地的。”……正如浮士德不可避免地要落进魔鬼的圈套一样，我也向这巨大的诱惑屈服了，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我接受了这一挑战，因为撰写这样一本书的欲望，在我意识深处早就暗暗地滋生了。

　　但是，这种自传式样的写作跟盗墓相似，把过去的自己从时光造就的坟墓中发掘出来，其困难程度堪与潜水员从沉船里打捞死者遗骸相比，你必需具备在暗流中潜水的本领，同时又不缺乏坚信耶稣之必定复活的信徒所具有的耐心；可是，即便你真的把残骸打捞上来，也不可能再赋予它旺盛的青春了，它会在你描摹其轮廓的过程中风化殆尽，你能保留的只是它再一次死去所带来的更为深沉的悲哀。——因此，当我提起笔，试图掘开记忆中已经凹陷的泥土，重塑哪个曾经存在过的所谓的“自我”时，深感自己正如卡夫卡笔下的“土地测量员”，深夜到达一处陌生的村庄，早晨醒来，面对城堡之下广袤的土地，却找不到一个可供测量的起点。显而易见，如故事里讲的“从前有个国王”的俗套，已远不如一个女人抚摸漏水下体来得有味、刺激。——笔者曾在书店工作过，惊讶地发现当今小说几乎每部都从床上写起，仿佛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是可以单靠性器官构成似的；诚然，具体到人自身，其幸与不幸，至少有三分之一要依赖这咫尺之地的鏖战来证实，伟大小说家确也不曾回避过这块土地，地球更在三分之一的时间内不拒绝露出世人称之为“月亮”的那只角(据说月亮是地球戴上绿帽的征象)；但有一点是无可置疑的，那就是：“我们决不可能在树上，在水流潺潺的小溪中，在石块中，在一切非生命的物体上发现性的存在。从自来水笔的笔囊说起，到底有几件物品会产生真正的阴茎勃起”(曼斯菲尔德语)！而且，事情总是过犹不及──“宛如张开的蚌壳，快意而炙热；交欢后的她疲惫地离去，却并未餍足”(尤维纳利斯语)。

　　既然文字不可能帮助我们完全架起横跨记忆之深渊的桥梁，那么就让我们绕过这些深渊，直接呈现对往昔的思考吧！在这本书里，我将仅仅谈论一下自己是怎样跟缪斯订交的，这些所谓的“形式之卵”又是在怎样境况下孵成的。这个藐小的人──因为他身材中等──由于懒惰与固执，其知识还未丰富到足以认识、理解并尊重自己的无知；因之，竟敢无视西塞罗在《图斯库兰论文集》第一卷中说过的不宜“滥用他的闲暇和他的纸张”的话，而斗胆拿起笔，描述那原本不足为外人道的自己。──在这本书中，我不拟谈论别人，除非是为了更好地谈论自己──虽则，这支笔并不及博物馆里陈列物上的生殖器更有活力，但在暴露自己方面也不较一把残缺手术刀缺乏勇气。尤其是考虑到：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我自己，如果不通过对过去某些经历的大胆反思与真实描述，我就有可能被自己的懒惰阻挡在自己的家园之外，面对桌上的面包和酒，却饥渴难禁；另一方面，我也不认为别人有能力能更深入地探索摆在我多厄命途上的被一段时光煮烫的海水；当然，我从不怀疑许多有地位、有学问、甚至有思想、有激情的人更适合描述自己；但在绵延无际的林莽中，每棵树都应该有自己的位置，都有言语向恩赐的阳光祝福，只要你沉溺人生如同少数人沉溺肉欲吸毒，那么依照古老的“法的精神”，都应该给他辩护的时间与权利。

　　虽然我有意识地习作可能并不晚于那些同龄者，但对读者——哪怕是未来的读者——并不抱任何渴望或期望，因为“我对于活人世界不大感兴趣，我就像给想象中的男友邮寄密信的多愁善感和悠闲自在的女人一样，我也只为死人写作”(波德莱尔语)。仿佛那些不在人世的人，全都是为我一人而死的，他们的生命沿荒原徐缓斜坡流逝的同时，也做信仰的重复运动，文字所建立的神话则无疑是这一向无限重叠的运动的可靠同盟。在我印象之中，是死者影响着世界，所谓的生者并不存在，他们是未来的死者，正如处女不过是未来的女人一样；虽然处女乃万象中最纯洁的，可以嗅上帝，奠鬼神，但毕竟不是为人间准备的，一旦我们开始感受她，她那短暂而脆弱的形式就会破碎，不复存在了。而且从另一方面而来说，语言不仅是写作的质素，也是渗入并组成生活的质素，但无论怎样，它并不等同于生活，即使最简单的生活，也蕴藏着令语言感到困惑的因果关系，语言所表现的只能是我们已经理解的生活(但我们对生活的理解从来都是表象的、破碎的、虚幻的)，语言可以模拟生活的丰富与严酷，但却不能使生活固有的困惑不再成其为困惑；因为这些困惑正是通过语言才为我们所感知的，既然语言必须把这些困惑带给我们，就证明它对此也不具备消解的能力。

　　但是，在这本书中，需要我正视的恰是那些曾给我幼稚灵魂带来伤害的困惑，因为长期以来，这些困惑对我来说是一种未被理解的语言，既然我所关注的一切已经消逝如烟，那么，如果我有办法学会理解那些被遗忘的言词，难道我能拒绝它的诱惑吗？假如一个炼金术士通过长期思考与缜密研究，终于发现一种妥善的死法，再假如他认定这一死法是所有死法中最美妙的，即使魔鬼想结束自己的存在时，几乎也设想不出更好的完成之法，他能拒绝它的诱惑吗？显然，我写作，是因为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发现比这更彻底的死法，这是一种类似于复活的死法；此外，写作是一个回忆的过程，而且那些过去的时刻并不是凝固不动的，它们还保留了当初我们对未来尚一无所知因而充满希望时的幸福之感，以及希望所蕴含的醉人的魅力，这希望在当时是奔向未来的某一时刻的，如今这时刻虽已成为过去，但是当我们通过写作把往事展开时，幻觉会使我们在一瞬间把它当成未来——似乎我们还处在奔向充满希望的未来的途中。而且，从另一个意义上讲，作品是痛苦的象征，也是幸福的征象，我们曾经爱过的人正是通过写作溶解到更为广泛的现实中；如果我们着手写作，我们的心灵会再次使之升华，为了满足我们对自身分析的需要，我们把所爱者视为可能爱过我们的同等人物，赋予其心灵与之相称的力度，从而使原本荒唐甚至残酷的一次情感历程显示出神秘崇高的品质。当然，写作的过程也是一个揭开伤口并加以观察、研究、切割的过程，所需的勇气有时并不亚于医生在自己身上重扎有危险的针；但这也是一条可靠的能够使别人分担我们痛苦的途径。既然在诗人的疆域上，爱是抵御忧伤的盾牌；那么在哲学家的坩埚里，思想更应该是洗涤悲哀的泉水，就在一次次的忧伤变成一个个语词的同时，它也部分地丧失了对我们心灵戕害的能力，就如经过挥发的毒药一样；甚至在刚开始的时候，转化本身也会释放出不可抑止的有时连我们自己也不敢相信的欢乐。因为在实际生存中，惟有幸福有益于我们肉体的健康，忧伤却从来就没有失去培养我们精神的力量；甚至，每一次痛苦之流都能在岩石上打出它的道路，为我们揭示出生活中原本蕴藏却为我们平庸睫毛所覆盖的法则，这就使我们有机会也有可能通过个体的努力拔掉习惯、怀疑、轻率、冷漠的杂草，一次次返回自己，做我们原本所是的人，希望一切，倾听一切，敞开一切！至于幸福，在天诸神的天平向那个方向倾斜它就随之降落到哪个地方，对此倾注过多渴望是没有意义的；它几乎只有一个用途，就是使不幸变得真实而充盈。我们应当在幸福不期而至时铸造有力而甘美的信赖关系，从而使这种关系的中断足以导致可以被称之为“不幸”的那么一种珍贵的痛苦。如果你不曾有过幸福，哪怕是只凭希望或信仰支撑的幸福，那么，不幸便丧失了它的纯洁性，以至结不出抽象的果实。——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最后一条河流彻底干涸，最后一艘飞船坠落地面，最后一瓣叶子在即将消亡的地球上枯死时，人类由于经受了抵御不幸与痛苦的考验，将以那种不曾失去其纯洁的目光来迎接微弱的另一世界的天光。

　　当然，笔者如此说，并非对幸福有多少体验，不，我连对痛苦的认识也是肤浅的，因为，在它们还没降临之前，我无意研究甚至有意忽视理解它的方法，而当它倐忽而逝后，我在方法论上虽已颇有造诣，却无济于事了。不过，如同一头羊冲开栅栏逸失到野外以至于被狼吃掉了一样，我们在隔板裂缝间总能找出几根遗落的羊毛，现在，我的全部努力就是要在这几根羊毛上面构造出羊的整体的形象；我并不想创造一个世界，哪怕邮票大小的世界也超越了我的能力；我只是顺其自然，既然羊毛已经在手上生根，再怕额头上长出羊角就胆怯得有些滑稽了；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才竭力促使这支笔不要写得令自己厌倦；同时，我还相信：一朵开于野地的雏菊将美于犹太王所罗门头上的王冠，一根火柴在“卖火柴的小女孩”手里将珍贵于伊阿宋载着金羊毛的船舰——如果不是这样，我把自己“贡献”出来有何意义呢？……简短说吧，就跟岁月本身所固有的连续性一样，我踩着时间的潮水，一步步走来，便似荒林野棘间的一次散步，但愿牧羊神的酣睡未醒，而狄安娜猎神允许我偷窥她的沐浴，要是没有他或她的温馨支助，我肯定会在下一个词上绊倒且永远不想起来，倒不是惧怕“前途亦雨”，而是起来后，还要在这个词上绊倒──与人不能两次跨进同一条河流相反，人不可能跌倒在两个地方，那第一根拴住你的木桩终究会成为你坟墓的一个标志，而你在进入它之前的漫游，不过是为了酣眠的宁静而弄倦自己的影子。终有一天，世界的黑暗将降临这个地方，为我们消除一切，我们将静静地走出自己——“像是从泉眼里慢慢流入一个已经很满的水坑的水滴”(乔伊斯语)。

　　不过，此番在林中小径的散步是没有特别之诗意的，荆棘划破衣服，是为了审视是否还有真实如野兽的肉体；而沼泽漫上脖颈，是为了探查是否还有资格复归泥土；在上为乌鸦餐，处下为蝼蚁食，除了为被甘美地吃掉做准备，还有什么可准备的；除了为虚无中的真实之痛苦，化为痛苦于真实中的虚无外，还有什么值得努力呢？黑山还是从前的那座，而野水不再潺湲，钟的命意在于外实而中空，与乳房相似，与古墓相似(你想赢得光荣吗？那就小心经营你的坟墓吧！——夏布多利昂语)，诗的原型亦应如此。但是，在经过那么多次徒劳的沉睡与苏醒后，诗歌已将如许的真实隐藏进它的虚无之中，以至再也找不到一把真正能窥破她奥秘的钥匙。如同《圣经》里的撒拉，每个企图同她婚配的人都将在第一个夜晚死去，直到那个幸运者，邀上天之力为她点起“鱼心”做的蜡烛。可以说，她在不幸到来之前就已经处在不幸之中，以至在可能获得的幸福面前早已对幸福怀着极端的恐惧；而诗歌又何尝不是如此，它站在时间叆叇的额头前，是那么地诚恳而孤单！

　　海德格尔说过：“谈论语言比谈论沉默更危险”，何况是深入语言之林的中心去探索自然之神的奥秘，从本质上说，诗人不仅是短暂者，更是背叛者，因为他并不掌握造物者广大的包容的纯粹的语言，他只能用地域性的方言写作，甚至还不是写作，他是在翻译，他译笔的好坏取决于他对“原作”是否虔诚，在信仰的阶梯上是否忘我地攀登，至于对“原作”的把握与理解并非唯一值得信赖的尺度。本雅明在《翻译者的任务》中提出的见解在这里同样适用：“翻译是一种形式。要把它理解为一种形式，我们必须回溯到原作，因为控制译文的法则在原作之内，包含在原作的可译性(translatability)问题之内……”，世界不单是造物者激情的产物，也是造物者记忆的产物，人类的艺术创造，即使从最好的意义上说，也只能是对这一记忆的记忆，是记忆的回声——与其说缘自其生命，毋宁说缘自其来世的生命。这不仅是因为译文比之原文而晚到，更重要的是在翻译本身就是一个毁灭原作的过程。首先，翻译者并未置身于语言森林的中心，而是置身于外，面对着长满了树木的旷野；它在没有进入的情况下造访了那座殿堂，并把自己的这一造访向外界传达，这无疑会将误解也忠实地发布出去——在欺骗别人之前首先欺骗了自己。——如果本雅明在这里所阐述的理论对翻译家来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么，“纯诗”的倡导者——马拉美对诗歌语言的绝望我们也应该表示同情：“那种至高无上的语言并不存在……不朽的词语仍然是沉默的……”因此，谈到诗歌，我从不认为以诗之形式排列的句子都是诗；恰恰相反，其中大多是泡沫、是垃圾，如果我们在一首所谓的“诗”中能找到一个接近她并把她碰伤的句子或仅仅是一个词，那这探寻本身即是富有诗意的尝试。但，哪些“伪诗人”正与强迫大象跟他做爱的老鼠相似，其罪孽已经阻断了“诗”对他们的青睐，并使他们越来越接近罪人的渊薮，即使她垂死之躯上正有无限的悲悯之情投射过来，也不能使这些“食尸者”心生畏惧。这些视生存为罪恶的人，总是“牢牢抓住生活中的不幸，在哀叹不幸中得到满足。好似苍蝇，在光洁平滑的物体上呆不住，必须停在粗糙不平的地方；也好似吸血虫，专找不洁的血吮吸(蒙田语)”。由此，在这诗人泛滥的年代，天源的诗性却渺茫难寻。如果在一部诗集中，能找到一首真正完美的别无取代的作品也不比在沙漠深处寻找一位“蓝眼睛的船长”容易。因为，在艺术的伊甸园里，诗并不比人具有更多的理性，有时她也如魔鬼一样，会表现出对人类整体的伪善或蔑视；虽则，这一“蔑视”在有限的“知罪者”看来更像一种高于一切的问候。

　　可是，在上帝孤独而冷冽的号角声中，时间和这个世界在一同飞逝，某种可怕的美从血泊里诞生又向讨论的园地消隐，退化为夜水中流光溢彩的烛影──为一颗脚踝上的铜铃摇碎的梦。显然，与诗相关的事物越是充斥眼边眉角，诗的真纯之美越是淹溺其中，无从溢出。譬如流行歌曲的泛滥，除了证明我们实际生活中情爱之少，内在泉源已渐告枯竭外，还能说明什么呢？嘴巴只有在不能接吻时才肯歌唱，你反复咀嚼其名的人肯定不在你身边。鸟儿的鸣声是战败的眼泪，诗也是如此，你一旦注视，它就逃逸，仅遗下一个渺渺无声的影子。如果我们从本质上来审视，就会发现，做一个诗人即意味着他的个人生活、他的现实处在一个与他的诗歌创作完全不同的领域；他的诗歌只是一个关于想象中的理想，从而使他个人的存在更多的是对诗歌和他自己的一种讽刺。因此，真正的艺术家，往往扑倒在《雅歌》时代的废墟上，“想哭哪已过了季节的旧时的美”(叶芝语)。显而易见，如果一个时代只允许一个诗人出现，或者说十年仅出一本诗集，一个季度仅发表一首诗，那么可以相信，我们还能与她相濡以沫，交颈而眠，重新拥有一个诗的国度。为什么一个时代只承认一个女人，却出现那么多采撷红豆的诗人呢？当世纪的玫瑰凋落，全世界的诗人都应该满含热泪捧起荷马诗篇，这才是对美真诚而温馨的祝福，舍此只能走向美的反面，走向诗也不屑与之为敌的“死水”中。——当然，诗作为语言的精粹之物，具有“非世俗之所服”的特性，不是散文、随笔所能取替；但我们还是惊恐地发现诗的散文化、随笔化已不可避免。诚如施列格尔所说：诗意〔poesie〕是这样丰富，然而最难得的却莫过于一首诗〔Poem〕！虽则某些散文因富有诗意往往显得比诗还要珍贵，但如果从本质来审视，任何艺术一旦上升到独立自足的高度即成了诗，然诗本身的独立与自足，却不单纯由这些叶片来支助，它有高出一般艺术的道路要走。蒙田说过：“大凡可以品尝和忍受的情爱都是微不足道的。”诗更是情爱的试金石(在诗人那里，爱有它的祭司！──克尔凯郭尔语)，它包含了人类生活的最高艺术，而且——“学会这一艺术要通过生活而不是学习(西塞罗语)”。

　　如果，我们抛开句式与意象编织而成的囚笼，应该承认近百年来最有成就、最具启发性的诗人是卡夫卡，因为他的“诗性生活”已达到生命的底层，引发出对于存在本身的思考。可以这样认为：他的全部作品都是围绕着一棵树展开的叶子，这棵树，既是“神圣的喜剧”，又是高尚的悲剧，他是本世纪伟大诗人中最纯粹的，又是纯粹诗人中最伟大的，他对现代文学的贡献似乎已超过了上一世纪的波德莱尔。对他而言，首要的是生命，他的全部创作都体现了这一生命之拯救的拯救过程，“在生命中创造生命”(乔伊斯语)，“最终得到揭示与理解的生命”(普鲁斯特语)，“生命，生命，这才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乔伊斯语)！

　　如卡夫卡所写，诗应该是包含于一个巨大隐喻内的明晰之物，她不是宙斯闪电也为之辟易的桂冠(诗人一旦戴上桂冠，就标志着谁也不能碰他了。——塞万提斯语)，更非暗黑角落里爬满蚂蚁的耻骨；可能，仅仅是可能，她正是填充桂冠与耻骨之间那段虚空的灵动之物。我们只能与之平等相处，换句话说，我们与她只有成为游戏的一方，互相角逐，既珍惜自己的生命，也尊重她的生命，谁也不要屈服下来，甘愿作对方的奴隶，尤其不要做自己的奴隶，即便踏着时间泡沫奔驰而来的死亡也没有资格做我们的主人。

　　至于我自己，走过一段略有曲折的习诗之路。我也时不时地从心口上割下一磅肉来点燃，以温暖这围困我的冰冷的空间，这与其说是作为简单个体对社会巨大整体的对抗，无宁说是把自己从社会这“骚动与喧哗”的火山口内放逐出去，我部分地断绝了当前世界的“水与火”，正如罗马公民被流放出了台伯河畔一样。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诗歌是我用岁月之流水铸成的认识自己的镜子，也是刺杀自己并给自己以死的能力的武器！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是什么诗人──不，我不是──我写的充其量只能算“半诗”。我谈论它，只是效法第欧根尼，有人指责他不懂哲学，他说：“不懂则干预得更好”。当然，我还不会虚妄到试图干预别人，我的“干预”只是用来干预自己。首先，我们原在的可怜的土地──“疲惫而沉默的女性生殖器(乔伊斯语)”──而今已根本不存在产生纯粹诗人的可能性，她已被各类文明“改造”过无数次了。即便其中真有头上长角的神子之属，在诗的长河里，也只是一只短尾巴的小猴儿，相对巨大的机器怪兽，这不过是老虎嘴里扔进几只蚱蜢，只能起点口香糖的作用。如我，确实厌倦了言辞的游戏。因为玩不出新鲜花样，我宁愿成为一个我父亲那样确知土地之为食粮的农民，也不愿蜕化为一个因生活空虚，只好“把自己的存在视为罪恶”，在酱缸里打滚的诗人。但世界逼迫我，“像压榨一个老妓的乳房(波德菜尔语)”，从家里赶出来，失去老家的屋子，来到都城，跟被扔进暗沟里的老鼠有什么区别呢？赖打工以续命，仰人颜以鼻息，既不能参入更不能创造任何无愧于“人”之一字的东西；更没有“像她们的母亲一样保持了童贞的女儿(塞万提斯语)”垂顾；除了写诗，你还能让我怎样磨去棱角，变成厕中之顽石呢？我这点可怜的才具，颇似老母猪的肚皮，有孕物时涨起来，摇摇晃晃，不可一世；孕物一落，则拖到地上，那些干渴的乳头反而妨碍了它的行走……我知道，在诗的部落里，自己只适宜扮演一个“无性”的角色，而我的缪斯则是雇主恶意的报复，出于彼此都不能理解的“判决”，她降到这简陋茅舍里，可我的“笔”却软疲疲得强不过一截报废的管子，根本达不到她的幽秘之境——那口深井里“白天的星星”，或许有，但绠引不到；至于疼痛，大概是有的，她处女的膜显然是破裂了，有天早晨，我惊讶地发现了稿纸背面有几滴血。但里面的金矿并未打开，那熔金一样灿烂的音乐尚未溢出，对我来说，她还是处女，却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处女，是处于临界状态的那种女人，可称之为“准女人”或“亚处女”，像一枚刀刃上滚动的苹果，刀刃既切不进去，苹果也不会自主地滑落，就这样保持着一种古怪而残忍的平衡。噢，因唤之停留而失去其美的那一刻呵！我在你的诱惑下已窘困莫名，并不讨厌到“地狱”里寻找圣境……

　　亲爱的读者——原谅我这么亲近地称呼你，但话说回来，我们本来就这么亲近——也许，这本书有一天会落到你的手中！我之所以把它奉献出来，并非出于高尚的雄心，像阿弗洛狄忒为了媚惑宙斯而解开她的“腰带”一样；而是以此隐遁，从此，大地上将失去我这个人──羚羊跳崖前会留下它的角，大象衰老后要埋好它的齿──这世界还有什么比文字更好的藏身之所呢？简单地说，我想把自己藏到文字之中，如水落到河床上，血流进脉管里；从此，作为诗人的我将不再呼吸，那在落日昏黄中艰难前移的影子，不过是一个在那里也不达至的路上不知栖止于何处的壳而已……假如你耐心将其读完，兴许会说：这是本什么书呀，不是悲剧，不是喜剧，不是小说，不是史诗，不是传奇，不是格言或警句……它不倾向于任何文体，却几乎包含了所有文体，它搅乱一般与特殊，混同个体与群体，仿佛哪个独立于九十九个义人之外的罪人，即使真的悔改了，只怕也很难讨到天堂的一条长凳，更不用说去享受棕榈树下的盛宴了。我承认，确实如此，我的目的，仅是写一点对自己有意义的事情──我写它纯粹是为了自娱，就跟囚徒摇响锁链以唤起对自由的回想一样——“丝毫没有考虑到对您有用，也没想赢得荣誉”(蒙田语)——如果你把闲暇浪费到它身上，那只能是你自己好奇的过错，对你的这一“损失”，我除了“幸灾乐祸”外，是不屑负任何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