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刘川鄂批评池莉
http://www.sina.com.cn 2001/03/15 11:47 新浪文教
新浪网友:我爱张爱玲001
说白了,刘川鄂是对池莉这位作家还有幻想,就是希望她能突破现阶段的写小市民文学的境界,更好地找到对当下真实生活的切入口,写出更有人性深度的作品来。不料的是,池莉对当今的作品呀,地位呀满足度够高,无意想提高。她当然是不会领刘这个情了,更是认定刘批她是有损她在文学市场上的声誉,这里边就有涉及她的利益之处了。
我刚看完池莉的新作《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写的是文革,是知青生活,但实在看不出她有什么新的突破。文革于中国来说是一大灾难,于作家来说,尤其是亲历过的作家来说,却是一大宝藏。关于这段中国文明史上的痛史,早期的“伤痕文学”,只仿佛挨了打的子女,哭涕着求没来由打他(她)的父母怜悯,不提了。有突破的,象王小波是用黑色幽默的笔调,用性来消解,比如他的《黄金时代》;阿城是满腔仙气,脱尘出俗地来写,比如《棋王》;余华是干脆承认就是当了奴隶,只是为生存而生存,比如他的〈活着〉……
池莉比之上述三位,是差远了。但是不是这三位反思文革,写文革已到了很高的高度了呢?我看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三位也只是在擦皮球而已。池莉是连皮球的边都没摸到。我说这类话题,是有参照的,也是主观的。因为,上述作品,相形见绌于〈日瓦格医生〉,〈古格拉群岛〉等等。
看到刘川鄂推崇鲁迅、张爱玲、王小波,深有同感。扪心自问,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读者,不约而同的欣赏这三位作家?我以为,他们形成了自己的一种风格,很独特。到什么程度呢?你可以将上述三位的作品和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打乱了放,我还是能从中辨别出来。这也是成为大家的一种标志。李银河说过,王小波有两大特色,一是他有异于常人的一种思维方式,这我们可以从他的杂文中看出来,他看问题的角度,真的有过人之处;二就是上面述及的,他已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试问当今文坛,有几人能自称自己的文字有特色?作品有自己的风格?想来阿城可算一个,李敖可算一个,余光中可算一个……后面一时还真想不起来了。真是一种悲哀。我想刘川鄂是能感觉到的。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悲哀?我们不妨从王小波身上探寻一番。记得王小波李银河夫妇曾讨论过王要不要加入作协事宜,小波说,“他王朔都没加入,我去加入?”这句话里透露出两层意思:一,小波对自己作品的生命力有一种自信,认为比王朔的强;二,小波和王朔都相信,在作协外,更能不受牵制,自由的写作品。
所以,我对当今的中国作家,自小波后,不看好,原因也在于此。正如〈远离鸟人的文坛〉所言,他们都是被人养在笼子里的鸟而已。他们不能自由地思想,独立地思考。
当我看到莫言在一会上说,这里有作协的领导在,我不得不来。我沉默。又一个作家从我的视界里飘了出去,我不相信这位作家还会有更深的体验,更大的反思作品面世。其实早已应验,他的〈红树林〉,看了一半就不想看了,看不下去。当我看到所谓的新生代作家周洁茹看看风向不对,忙得收起“美女作家”这身不知是自加还是外送的马甲,急急地与卫慧等划清界线,说自己是有组织的,是作协的作家云云。可怜呀,这类作家,叫我如何下得了决心去看她的作品??也许有人会以为我是在小题大做。我在这里说个故事,它典型而具体的说明,我们的社会现实是什么:旧的苦难在回避,新的苦难视若无睹。
近期的〈南方周末〉登了一篇辽宁省营口县的“杀妻案”。14年前,一位丈夫,发现新婚不久的妻子,被人杀死在家里。公安机关置其它可能找到真凶的线索于不顾,一门心思,采用逼供手法,坐实丈夫杀妻。于是,亲家变仇家。直到去年,案情才大白。那个原先住他们家对门的,当时是职高生的真凶,连续杀人案告破,连带也交待了这案。照理说,这位被冤十四年的丈夫,可以为出来了,然而至今未放。理由是要等真凶作出有罪判决,才能宣告无罪。这个也许是有法律上的说法,不说了。而那些个刑训逼供的当事人和办案人员,有的已退休的退休,有的如今仍高居营口市法院检察院的高位……当丈夫得知杀妻真凶已擒的消息时,狂呼妻子的名字,声声不歇,直至嘶哑,闻者莫不动容。
当时,我刚看完〈刮莎〉,原想写一部观后感,看到这个故事,没兴致了。真是丢脸!!
为中国的作家,导演,一群躲避现实,躲避过去的明哲自保的鸟人。梁家辉躲在美国陋室里喝闷酒的痛苦,有这位含冤关在中国监狱里的丈夫的烈度吗?谁去感知这个刚从新婚燕尔,娇妻环身的丈夫,坠入人为深渊的心路历程?那声声呼喊中,蕴含是一种怎样的沉痛,怎样的无奈?
再比如,据不完全统计,当下社会中从事情色业的女性,数以千万。有多少作家导演去正视过她们?(我以为,王安忆的《我爱比尔》有一种蔑视和说教的倾向)上半个世纪,曹禺还写了一部《日出》。都用一种居高临下,自己以为是有组织的高洁之士,这类作家,真是要得!!
现实中有那么多的三毛式的流浪儿,却再也没见过早期的张乐平式的有良知的漫画家。
现实中有那么多的人只是因了没有户口,为了某种很堂皇的理由,被当作牲口一样赶来赶去,却没见有人写出《被侮辱者与被损害者》。
有组织的作家大人们,去写你们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吧,一副叫人怎样在困境中做个好奴才的感人作品;去写你们的事不关己的,缠脚布式的清朝民国掉牙故事吧,总会有观众哭喊叫“清官呀清官”……
所以我说,刘川鄂对象池莉这类高居“国家一级作家”宝位的作家再高标准,严要求,何必呢??再高,称之为“国家一一级作家”?或者干脆与官级连起来,相当于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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