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1)
http://www.sina.com.cn 2001/03/22 11:53 新浪文教
新浪网友：千里红3222
一、蛋糕
一个少女躺在一家旧式大院的床上，那床恍若一个有“灵”的物被安置在一个偏僻而暗淡的丝绸小城——南充——她的家乡。时间大约是1945年的春天吧。这一年，她左脚患了骨髓炎，一种难治的疾病。整整两年，她就这样无人作伴地躺着，失去了天空、大地、小城和同学……
两年，辗转反侧的床上的两年，它会给一个少女的内心留下什么呢?周而复始的痛苦、幻梦、烦躁、悲观，也许还有顽强的自怨自艾；昏暗的四季的轮转、阴凉的丝绸的院子、单调的阴雨天或慵懒的艳阳天、没完没了的药品和医生；这一切都宿命地指向下午，即一个少女所形成的下午性格。
下午(不象上午)是一天中最烦乱、最敏感同时也是最富于诗意的一段时间，它自身就孕育着对即将来临的黄昏的神经质的绝望、罗罗嗦嗦的不安、尖锐刺耳的抗议、不顾一切的毁灭冲动，以及下午无事生非的表达欲、怀疑论、恐惧感，这一切都增加了下午性格复杂而神秘的色彩。我的母亲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典型下午性格的人。
这令人紧张得如临悬崖的下午，生命在此刻哪怕听到一丝轻微的响声都可能引起本能的惊慌、可能被吓死。
向黄昏、向暗夜迅速过渡的下午充满了深不可测的颓唐与火热的女性魅力，而我的母亲正是那个“下午”少女的化身。这个永远“下午”的少女后来真的当上了母亲，她把她那“下午”的血输送到我1956年1月21日刚出生的身子里。
下午成了我的厄运。克服下午，我就会变为一个新人、一个军人、一个工程师或一个合法的小学教师：培养下午，就是培养我血中的怪癖，就是抒情的同志嚼蜡，这同志施虐灌汤、夸大其词、无中生有，他会天长地久吗?而时光已经注定错过了一个普通形象，它把我塑造成一个“怪人”、“一个下午的“极左派”、一个我母亲的白热复制品，当然也塑造成一个诗人。
在我的记忆中，我的童年全被母亲的“下午”所笼罩，被她的“词汇之塔”所紧闭。母亲是下午的主角，冥冥中她在履行一种可怕的使命。
日复一日的下午，母亲烦乱的心颤抖着、经受着一个少女狂欢般痛苦的煎熬，她急促的鲜血在拼写、在搅动那狂怒的符咒；她要废尽一个孩子的词汇，她只有这个古怪的男孩可以折腾，她已把“爱与光”三伏的脉搏捆成一束火把掷向我。母亲，而我把她称之为一个女孩或一个空中的激情者一次又一次向下俯冲，她相当准确地清算了我在“下午的大地”犯下的错误(那是一些什么错误呢?一个孩子的“打、砸、抢”的错误，更多的时候是“物”的错误，那“物”已指向道德上的过失或升华为五颜六色的精神分裂)。我，一个逗号般的男孩却象星星般动荡不宁，在母亲下午的训斥下(母亲的训斥都在下午)不得不笔直地站在她面前。时间一长，我会产生幻觉，喉咙发痒，血管里奔涌着尖叫……突然热里的下午又快速变化为冰里的下午，我不知多少次仅仅只差一秒钟就疯掉了。我在热昏的恍惚中最初只看见她洁白的牙龄灿烂地受挫于我无知的“好动症”，紧接着狂暴的血(少年血与母亲血)完全乱套了，声音凄厉呼叫，象闪电、象刺、象夏日翻涌的海潮扎向或轰向我“可耻的”细皮嫩肉。下午的“犯罪经过”被母亲无穷地揭穿、鞭挞、一针见血，我的小型愚蠢(在母亲眼里却是大型的、不可饶恕的)被凝结成踉跄、吐出、痉孪、假死或假熟但绝不是去睡、去运动、去敲响、去穿过、去冲破。
我们公然无助地这么对立着，为“物”或为她喜怒无常的“下午的悔恨”。细胞在剧烈地运动，情绪的双方在经历永无休止又不知疲劳的下午共同的“长征”。那长征已养成了一个艰巨而绝望的习惯、彼此不容忍睡眠并挥霍掉口水的真诚；那长征已抵达“三个蛋糕”——一个诗人最初的闪光点。事情发生在我6岁的一个下午。这天我并没有疯但也并不好玩。我感到我无论如何也玩不掉这个下午，它太长了，太复杂了，也太难了，对一个孤零零的6岁儿童来说简直无所适从(父母已上班，我被锁于家中)。儿童只能把握10分钟的事物，玩两分钟的邮票、两分钟的图画、两分钟的金鱼、两分钟的木头手枪、或者一分钟的鞋、一分钟的梳子，而我却要把握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下午。那只能是一个作家专注于痛苦的描述才能把握的不知不觉的下午，是成人宁静的耐心才能把握的无所事事的下午，是突突心跳的情人为了黄昏前的约会而精心修饰、反复对镜才能把握的无限幸福的下午。
我的下午就是一刻不停地挤走时间，就象蜡一刻不停地燃完它最后一滴纤小的油。我开始翻箱倒柜，寻找一切可以玩耍的东西。我甚至在一盒色彩各异的扣子里流连了整整一个小时，我反复摇动这个盒子，一遍又一遍静听扣子的清脆声响在我的耳畔。在这之前的两小时，我的确破坏了一把梳子，梳子的三个齿被我打断；破坏了一个茶几，它表面的一个斜角被我用锯子锯出一个小缺口(我又拼命用手把它擦旧，即便父母发现时会产生一个错觉，那是一个老伤口；可我的父母当然知道这是今天下午的一次严重破坏行动，他们怎能原谅我的愚蠢呢?)；破坏了一辆玩具火车，它已无法启动。
下午5点钟，我已再无东西可玩了，但离6点似乎还很远、很长；这6点，这茫茫宇宙中一个人为的钟点似乎漆黑难辨、永无尽头。
失望和疲惫减退了我折腾的热情。突然我发现一个墙角落的黑色小铁筒。我一把将它拿在手里，打开一看，啊，好象一份我正期待的礼物从天而降，好象这礼物早已决定在这时来抚慰我失去自由的饥饿的心。是的，我好象是有一点饿了：是的，三个蛋糕在最后一刻才把我推向好玩或时间的高潮。三个蛋糕静静地躺在对童年的我来说太幽深、太黑暗的筒底里。我的小手伸进这芬芳幽暗的筒子取出这三个蛋糕。我观看着它们美丽金黄的形状；闻着它们捂久了而一下集中散发开的面粉的醇香，然后一口一口慢慢地将这“美的幻象”逐一吃掉。在我吃掉它们的同时，这个下午也满怀它丰富的梦幻色彩一寸一寸向6点钟倾斜。
房门打开了，母亲出现了。然而下午，接近黄昏的最后的下午，教训开始了。“下午听话没有?”母亲问道。
我茫然不知所云，还沉浸在蛋糕的温暖里，也弄不懂这句话的道德意义。“下午听话了没有?”母亲又问了一句，声音有一点不耐烦了。
这句话重复两次之后象一个符咒立即打断了我的“温暖”，我如梦初醒，赶快回答：“听话了的。”
“那好。”母亲边说边检查房间，梳子断了、茶几缺了、车不动了，更重要的是蛋糕居然被偷吃了。“你还说听话，你在说谎。”母亲突然大为生气。
我知道她最恨的人就是说谎的人，生平第一不能容忍的事也是说谎的事。而小时候，我在母亲眼里总是说谎，长大后朋友们又认为我诚实得过了头。
母亲的脾气越发越大。她激烈的话语流出铿锵的血，仿佛要把我当场淹没在她滚汤的热血里。她已承受不了她自身的伤心、痛苦、厌烦的加速度，她弯曲起她娟洁的食指猛烈地敲打我不听话的脑壳的四周。我糊涂的脑壳年仅6岁，它在热得令人窒息的“下午少女”的敲打下飞出了我的身体。这个下午，这个“不诚实”的孩子必须起点变化了。
变化从何开始，悲又从何而来，我到底错在哪里?我只感到害怕和愤怒(这也是我最早理解的词语)。害怕漂浮不定，愤怒却使我清楚地想到了“李逵”。上周末，我去书店，我看上了一本连环画，封面是手拿双板斧的“水浒”英雄李逵，他满脸胡须翘起、圆睁双目从遍布树林的山岗奔跑下来。我很喜欢这怒放的形象，为不能立刻得到它而万分焦急直到晚上。25年后，这离奇的李逵又重新接上了童年的某一点，但已没有了“愤怒”。一个盛夏的下午，一位专为尸体化妆的老头在重庆观音岩一间低矮、潮湿的小酒馆里一边饮酒一边指着我说：“你是杨志，你这位朋友就是李逵。”酒意朦胧、词不达意，梁山泊、李逵、下午、一个朋友……
而这个偷吃了三个蛋糕的下午，尽管自责(由于害怕)会袭上心头，但同时一种对未来无名的反抗激情，对普遍下午的烦乱激情(不是吗?我尽了这么大的努力才完成的这个下午理应受到夸耀但却遭到敲打)，对本已完美的事物百搬挑剔的激情也开始在我内心萌芽。我以离奇古怪的热情和勇气从此渴望迅速长大、迅速逃跑、迅速自由。
在另一个冬日的黄昏，我终于冲破了下午越燃越炽的教育，挣脱了我那日课式的千锤百炼的完美主义训练。
那一年我9岁，第一次弃家出走。出走是由一位脾气古怪、性格烦乱的老处女引起的。她是我的语文教师，又胖又矮，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她有一个习惯，每天下午折磨她收养的一个男孩，不停地骂他并用一个黄色的直尺打他的手掌。那天下午，她恨我上课时的好动症，放学后将我关在办公室，一边呓语翻滚、空话连篇，一边大胆地用她那粗壮的“50岁”的手指戳我的前额。我已不能准确地描述那时的心情了，直到30年后当我写出：
这恨的气味是肥肉的气味
也是两排肋骨的气味它源于意识形态的平胸
也源于阶级的多毛症
(摘自——《恨》——)
这时我才清楚地恢复了对那个下午的记忆。的确那个语文老师是多毛的，我记起了她多肉的嘴唇和唇边密集的绒毛；我也记起了她的神态，她在寒冷的下午困难地滚动着她的身体，直尺在她手上换来换去，烦躁不安。
那个下午，她果然通知了我的父母。但我却有我的办法，更大的愤怒压倒了害怕，我已打定主意拒受教育，不回家。
下面这一段应该写得让人停止心跳，但我却只想将它尽快讲过。
冬日的黄昏，凄凉透骨，不懂事的孩子在学习逃跑。我走得并不远，在家的附近徘徊。天越来越黑，童年的嗜睡症袭上头来。我走到一幢熟悉的大楼的避风角落(那角落里散落着一些潮湿的破砖)，安全地蜷缩在那里，不知悲伤只觉饥饿地望着夜空，直到沉沉睡去。
事到如今，我才明白这一夜是我走向诗歌的第二步(在这之前我已以三个蛋糕为代价迈出诗歌的第一步)，这一步同样不是书本之诗而是生活之诗。9岁的我虽不会抒情，也不知道这“愤怒”所酝酿着的“精神分析学”的被伤害感和被抛弃感。但没有这一夜我就不会在15年后与波德莱尔的《露台》相遇，我就不会以我后来的“冲锋的青春”歌唱我的生活。作为诗人，尤其是一个极端左翼的抒情诗人，我命该如此。我感谢这逃跑的第一夜，它把我送往人生“表达”的路上，它至少高于蛋糕、高于现实。那真是一种对抗着又包容着大激情大神秘的(并不开口说话的)诗歌初夜!
一觉醒来就宣告教育的结束，这翅膀硬了的鸟可以飞了；一觉醒来(1990年在寒冷的北京)对身边另一位17岁的“大诗人”说：“要写诗吗，不要从‘下午’开始，上午9点更接近真理……”，说着说着我因干燥的天气而流下伤心的鼻血。脚步已经跨出，鸟儿已经飞走……
逃跑以它一连串的惊叹号，以无穷的“9”的速度从这一夜开始偏离了所谓“听话”的道路(或人生服从的道路)；它公开或暗中一直向左；它使我加速成为一个“秩序”的否定者、安逸的否定者、人间幸福的否定者。随着逃跑不断升级，我理解了“斗争”、“阶级”、“左派”、“解放”这些词语，它们在一个诚实的孩子的注目下显得无限伤感、催人泪下；同时一股近似于自我牺牲的极端热情把我推向“极左”(自恋狂或虐待狂)的尖端。这尖端顶着诗人放肆的特征但没有什么庸俗的快乐。它仅仅为我唤来一首诗的几点闪光以及前途未卜的变迁，除此之外就是肉体的疲乏和灵魂的狂妄。时光强硬地向前推进。1989年7月，我在北京同我的朋友——一位出色的诗歌翻译家李赋康讨论我的诗歌英文翻译，谈话中，我曾告诉过他我的诗深受父母影响。它的核心是“母亲激情”，它的外表是“父亲形式”。
通常情况下，我这个“下午”的歌者(不象张枣，他是“正午”幸福的歌者)总是在母亲“下午”的氛围里面朝“左边”尖声歌唱：
该是怎样一个充满老虎的夏天
火红的头发被目光唤醒飞翔的匕首刺伤寂寞的沙滩……
叛逆的动乱的儿子
空气淹死了你的喘气和梳子
……
愤慨的夏天
有着娟洁的狂躁和敏感
愁绪若高山、若钟楼
……
——摘自《海的夏天》
这夏天，它的血加快了速度
这下午，病人们怀抱石头的下午
命令在反复，麻痹在反复
这热啊，热，真受不了!这里站立夏天的她，宣誓的她
腼腆的她，喘不过气来呀
左翼太热，如无头之热
……
——摘自《夏天啊，夏天》〖HT〗
就这样，在火热的80年代中期，我以绝对重庆夏天的名义、以童年“蛋糕”的闪光反抗了另一位我不愿点名的“下午”的女巨人。斗争的焦点找到了一个传统——蛋糕——它已伟大、正确、光荣地成为我生命中最“古老”的象征或最隐密的出发点。我并非忘记了时间。1989年冬天，在南京一个初雪的下午，蛋糕的谜码终于被我译出。那一年我33岁(一个人命关天的数字)。我透过蛋糕寒冷的“译文”默默地看清了教育的“美名”。教育并不在南充一个受宠爱的昏暗院子里进行(我4岁前曾寄养在那里，我的外公家，对于“幸福”我是善忘的)，也没有在幼稚园老师的呵斥下进行(即使如此，我也失去了记忆)，教育在一个下午，我的家里进行(它虽已成过去，但却刻骨铭心)。那可怕而灵魂着魔的古老“蛋糕”，教育通过它的松软、香甜惩罚了一个儿童，它对我产生“不幸”的影响。尽管它自以为正确而又怀着善意，但我天性中“下午少女”的性格却反对任何形式的教育。尤其在少年时代，这种教育曾引起我强烈的反抗。只要有人(母亲或老师)对我说：“你不应该这样，你又错了”，我就会偏着颈子或怒目相视或转身逃走。我这种个性使我非常不适应家庭，也不适应这个社会，但适应一个诗人处理他生活的悲剧。看看吧，那儿童早就下定决心，要偏执地在未来的一个下午挺身而出。
今天，在我经历了这么多痛苦、曲折、火热的生活之后，我明白了这27年前三个蛋糕的意义。我可以无愧地说：那个下午是决定我前途的下午，也是注定了我要歌唱的下午。一个儿子——永恒母亲的儿子正迎着江南漫天大雪吟唱《教育》：
我传播着你的美名
一个偷吃了三个蛋糕的儿童
一个无法玩掉一个下午的儿童
旧时代的儿童啊
二十年前的蛋糕啊
那是决定我前途的下午
也是我无法玩掉的下午
家长不老，也不能歌唱
忙于说话和保健
并打击儿童的骨头
寂莫中养成挥金如土的儿子
这个注定要歌唱的儿子但冬天的思想者拒受教育
冬天的思想者只剩下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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