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网友:世说新语2001
最近,在《读书》杂志第一期上读到了贺仲明的一篇文章《阿Q为什么是农民?》。作者认为:“如果当初鲁迅将阿Q的身份定位一个知识分子或者会好些,至少他阻止了知识分子的后退和苟且之路,使之不得不前行……”
作者在论证中认为:《阿Q正传》反映了鲁迅“急切的功利心态”,认为“阿Q的命名实质上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启蒙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文化转型,即中国知识分子由以往自我启蒙为主体的方式转移到以作为启蒙指导者对其他人启蒙——农民是这一启蒙的主要承受者——的转型”。
可是“‘五四’之后,启蒙运动貌似在继续,实质上却是知识分子的屈辱和精神倒退史。”中国知识分子将“中国社会落后的责任往农民身上推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对知识分子本身提出一些之一供他们自己反思与咀嚼呢?尤其是,在当代社会,知识分子是否有自我重新启蒙的自觉、信心和勇气呢?”
《阿Q正传》是鲁迅的代表作品,贺先生对于阿Q身份命名的质疑很有启发性,也很有现实的意义。但我觉得鲁迅对于阿Q身份的认定并没有错,同时也起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作用。
《阿Q正传》写于1921年,小说中鲁迅总结了辛亥革命的教训,提出了民主革命准不准农民参加的问题——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唤起农民的觉醒”并不是一种功利性的行为:从当时的政治环境上来讲,鲁迅是游离于主流的知识分子群体之外的,是当时少数的接受资产阶级教育而积极倡导彻底的民主革命的知识分子的领头羊。
回顾那个时代,主流的文化并非我们熟知的鲁迅等人的革命的文化,而是军阀统治下消极的迂腐的文化。在今天看来,鲁迅是当时的先锋人士。但是,在当时呼唤知识分子整体的觉醒是一种非常不合时宜的做法,知识分子的彻底的觉醒永远是少部分知识分子彻底的觉醒。因为知识分子是社会中最软弱的一个群体,既缺乏革命的彻底性,又有着对于社会黑暗的不满;即想脱离腐朽的社会,又没有力量离开供给他们衣食的统治者。
知识分子不同于农民阶级有着对地主压迫的深刻痛恨,也不同于工人有着对资本家剥削的切肤之痛。所以,要知识分子作为整个群体的觉醒是不切实际的。因此,鲁迅选择中国最广大的阶层——农民作为他要唤醒的革命力量是一种正确的选择,也是必然的选择。
但是,对于农民阶层的唤醒,同样需要知识分子的作用,而《阿Q正传》可以说是发出了对先进知识分子的“将令”,告诉他们需要他们去启发觉醒的是哪些人。这也正是“阿Q命名代表了中国启蒙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文化转型”的真正含义。我们应该看到,在当时是存在着一批像鲁迅一样的进步的觉醒的知识分子,他们在鲁迅发表《狂人日记》的时候甚至更早便经历了对自我的沉痛反思,“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他们已经认识到了“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
他们要启发的是那些真正的革命的阶级,是工人、农民,而不是具有小资产阶级性质的一批御用文人,他们不可能觉醒,只有受到批判。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于知识分子的认识分析是非常复杂的,我们不能单纯地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去看待,应该对其进行区分。那时的知识分子有一部分靠近工农群众,支持革命,渴望民主;同时也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御用文人;另外还有许多以技术救国,不提倡思想救国的所谓的“纯粹”的知识分子,他们也是需要启发的对象。因此,在鲁迅写完《阿Q正传》之后,“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们头上。
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Q正传》是某一段仿佛就是骂自己。因此就猜疑《阿Q正传》是某某人作的,何以呢?因为只有某人知道他指一段私事。”(高一涵攻击鲁迅的文章,见于1926年8月出版的《现代评论》)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引用了以上的话,并着重予以了批驳,并指出:“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为什么阿Q会引来这么多人的恐惧呢?在这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同样有着革命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他们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反革命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一部分人,从鲁迅的反驳和当时的写作目的来看,这种情况是鲁迅在写作《阿Q正传》是未曾意识到的,鲁迅对阿Q的描写也同时打击到了这一部分人的自尊,因为他们是“不屑”与农民为伍的。
这样来看《阿Q正传》也起到了对于知识分子的启蒙作用。所以把阿Q定位于农民而不是知识分子,有鲁迅所料到和所未料到的巨大的文化和思想的价值。而鲁迅在此以后的《伤逝》等作品中,也充分意识到了对以前忽略了的知识分子的中间群体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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