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网友:青枫峡
我一直钟情于文史哲领域的东西,对文学则甚之。
小时候就迷《三国演义》,从十四岁到三十大几读了三十五遍。于是是非标准和道义心怀就建立起来。但其智慧用到商场上,也不见得全对,因为商场不是中国象棋的思维,而是中国围棋的思维。
中国的十才子书(小说)已遍读,最后读到全本《金瓶梅》已是九十年代。《金瓶梅》的才气、故事水平和文学价值绝不亚于《红楼梦》,但该书的谋篇和干架远逊于《红楼》和《水浒》。
诸子。读到《庄子》,就感觉到此先生是绝对浪漫加上相当的任性,于是放弃。至今对这一经还不愿意触及,尽管曾国藩氏、毛润芝氏都对它推崇备至。我怀疑此类人如果太多,这个社会的法制是建立不起来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应祖述孔墨为范式。
史书最好通读《史记》和《资治通鉴》,则心中总有是非曲直标准。《史记》的文笔流畅、气势伟然有奇气,习之可写出上等的论说文。《资治通鉴》的文笔洗练精确,习之可避免文章壅肿。从史书学作文比从文学学作文要器局开阔,文气充沛,不会有巴金笔下的阴柔气。
中国的古典文学没有幽默,发育充分的是风趣和调侃,唯独《儒林外史》是例外,如著名的“范进中举”就接近黑色幽默。在欧阳修的小品文如“醉翁亭记”中也能看到星点幽默的笔调。令人不解的是,两晋时标榜清谈,文人放肆无忌,神仙家,金丹家等五花八门,就是没有萌发幽默的心和脑。究其原因,先秦百家中就缺乏幽默和幽默家。《山海经》、《庄子》和两汉的长赋已有点意思,但均与幽默擦肩而过。《儒林外史》的年代,文学和文化的世俗化、文人的生活化孕育了幽默。因此幽默的敌人不是专制和压制(前苏联的社会幽默就是有名的),而是非此即彼的线性是非标准。
骈体文。我对现在的青春期朋友们有一建议(尤其是追漂亮女孩的小伙子们):最能打动和吸引那些半文不通的对方的情书是用骈体文和对偶句排比起来的,读之而朗朗上口,感觉则满腹才情,理解乎似懂非懂,惊奇之后就以心相许了。
白话文应明白如话。中国的白话文章,真正的成熟是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五卷,并且基本定型。而白话诗歌则远没有白话文章的成熟程度,关键是中国的白话诗在中西文化冲突中找不到自己的歌、韵和弦律,成了拼盘或者是涩口的酸果。
我十五岁时读到的殷夫的革命诗歌,其激情、其音韵比较统一,至今难以忘怀,大约是悲愤加上紧张下的兴奋才能出好诗。而现在的诗人大多沮丧和消沉(汪国珍开始还在纯情歌咏,后来就被世俗吞没了)。北岛和舒琪,诗与歌是分开的,能阅读、能朗诵,就是不能吟哦歌咏。话剧式的。因此,白话诗歌的成熟不是在内容和形式上,而是在音韵弦律使用上的突破。
我从15岁到18岁通读了十四卷本的《莎士比亚全集》,莎剧的华彩乐段往往出现在开幕前的小丑的开张白中。其故事情节和丰富的词汇真令人着迷,但对感情的描写和渲染似比汤显祖的剧本还差一点点。我一直反对人们读《哈姆来特》,就象现在的美国电影《沉默的羔羊》一样,是应该留给心理学家和神精科医生去研究的。
长篇小说从对社会和人情世态刻划来讲,巴尔扎克胜过托尔斯泰。中国五四以来的长篇,应以《狂人日记》、《家》《春》《秋》、《山乡巨变》、《艳阳天》、《曾国藩》为断代标记。但对社会发展影响深远的是文革后的“伤痕文学”期,它补助了真理标准讨论的动力。白话长篇小说的谋篇布局,真正成熟还是近二十年的事(包括台湾和海外),以金庸的功夫小说(修订本)和谭浩明的《曾国藩》为代表。
人到中年,感觉到佛经和圣经中一些非常浅显和明白的话往往能消去你心头的阴影,进而也悟到文学的境界还是在师法自然,在“天真”两个字上,比如《红楼梦》,洋洋洒洒,千姿百态,但从文学上讲它属于自然主义派作品。作者有使命感,但未必有功利心;有沉痛的过去,但在写作时已有几分宗教的平静;有丰富的生活历练,但始终有贵族的气质,如果按汉语“天真”二字的原意来理解是洽如其分的。
欧阳修的小品文、顾准的论文、唐后主和纳兰性德的词,大米小米的书法,东山魁夷的风景画,同属此类。
独钱钟书先生,学富五车,一代天才,识破机关多矣,但其文思是“穷则工”的路子。此“穷”乃穷究其理之“穷”。故其为文博雅深艰而不在意“浅出”。《围城》通顺流畅而不媚俗但骨子里与《雷雨》一样是特例故事的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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