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时节得导师杨匡汉先生赠“七星文丛”一套。书的作者，都是我所崇敬的前辈学者，其中几位还是授业教师，对于他们的著作，我向来不敢妄自置喙。但见他们各自为自己新书所取的诗化的书名，又不由感慨良多。这些颇具意味的书名，除了涵括自己的研究领域，同时，又将诗情的想象泼溢开来，像《耕海者心语》(杨义)、《渔阳三叠》(杨匡汉)、《樱园拾叶》(叶渭渠)、《米拉波桥下的流水》(柳鸣九)、《俄罗斯的回声》(童道明)、《环绕喜马拉雅山的旅行》(降边嘉措)、《贝壳留住了大海的涛声》(郭宏安)，书的名字韵律生动，读起来颇有几分诵唱的意味。几位前辈将各自心曲集结在一起并出，正是所谓因缘翰墨，曲水流觞。

　　随意翻阅这几本泛着油墨清香的小册子，会发现它的一个有趣之处在于，平时读他们高头讲章式的严谨的学术著作，一律是端坐着诵读，不敢有片刻的懈怠和放松；平常在单位里跟这些先生打照面时，也直觉得威严，问声好后缩着脖子吱溜而过，很怕他们提问出什么令后生答不上来的问题。但是如今躺着读他们的散文随笔，就可以不怕他们，有种随心而平等的感受。同样的话题，放到教科书里说与放到小册子里说，味道就不一样，已经渗透进足够的性灵味道，随处也可见智性之高蹈。几位作者原本都是身兼数职的翻译家、批评家、学者及作家。就我们这一批从80年代成长起来的晚生后学而言，对于中国文学以及外国文学的最早授业解惑就是由眼前这些长者来完成的。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正是他们的一生功力厚积薄发如日中天的时代。也该我们那时有福，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文学荒疏与贫瘠之后，率先读到的就是他们的翻译、译介和批评文字。那时读一篇好文，真是如聆涛声，如赏春樱。

　　是否因为学科研究方向会天然影响个人的行文气质？研究外国文学的和做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下笔迥然有别。读杨义先生的《耕海者心语》，却如聆听遥远古典的回声，直感觉质地肌理绵密，脉路清晰沉实，厚重，朴拙，是他“文存”之中风格的延续。虽也凌牛津剑桥之波，领宝岛风情，阅南洋春色，但仍不是徐志摩笔下康桥诗人般的浪漫，风光宝物掠眼而过，最为凝重执着于内心的，却是山海冥思、书林拾叶中的怀古情绪，更接近于杨义先生的自然心性。杨先生自释书名曰：少时下地耕耘，出门见海。“海与耕”连着其生命起点，亦足可见其谦逊亦是心胸博大与宽宏。杨匡汉先生的诗学物语，则汪洋恣肆，多抒情品格，就连日常演讲词和杂谈随笔之中，也常常充满诗意的节奏和韵律。以“渔阳”为名，取自《后汉书》“为《渔阳》掺挝，蹀躞而前。”“《渔阳》为曲，击鼓喻文。”他自谦自己文字是取在边缘站立书写的“敲敲边鼓”的耕耘方式，对于物欲横流常保以一份警醒之心，对于个人文化立场的坚守又总持一份悲凉之情。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叶渭渠、柳鸣九、童道明、郭宏安等专家学者撰文，常多浪漫情怀与异域风味。他们的异邦纪行，更多地帮助我们了解了先前他们译文后面所不为人知的那份真实的物与

　　人。惟藏族出身的降边嘉措先生是个例外，他多年从事《格萨尔王》研究，行文时自然和汉族略有不同，时时充满史诗式的铺陈和赞颂。将这些先生前辈们的观书阅世随意所得，与其翻译、批评的严谨文笔两相对照，更容易让我们了解作者的内心世界，也更能知晓所谓随笔是刻骨铭心之作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