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园中曹禺当年写作《雷雨》的地方

　　他们是一个特殊的年级，基本上都是1910年出生。

　　在他们中间出了无数知名学者，至今仍是清华校史上最耐人寻味的一笔。

　　钱钟书、曹禺与常风不仅同年同系而且同班，他们与清华一起经历了90年的岁月沧桑。

　　很少有一所大学与一个国家的命运有这样紧密的关联，但清华有这样的幸运。

　　我们刚刚纪念过北大的百年校庆，又要纪念清华的九十华诞。

　　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与中国现代大学的建立是分不开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清华，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

　　我们可以想想，在逝去的岁月里，无论政治信仰如何，为中国现代化出过力的各种人士，有多少是由清华而来，又有多少是由清华而成就了自己一生的伟业，武有孙立人文有梁思成，可见一斑。胡适是由清华出来最后落脚北大的，在很大程度上，胡适的经历有象征性，中西文化的最终和合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关键是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以怎样的诚意来努力。清华的命运是坎坷的，但坎坷中又有清华的福气，中国大学，在它们后半生的历史中，很少有不改名换姓的，但清华没有，它的校名没有变来变去，没有因为政治和其他的原因，让一个美好的记忆从人们心中消失。特别让人感慨的是，海峡两岸如今都有一个清华大学，他们本来是一家，但政治和教育有时候是会冲突的，清华的历史也可以说就是一部中国的现代史……

　　清华的路是不平坦的，它不仅有这边的清华和那边的清华之分，还有老清华和新清华之别。人们怀念清华，其实怀念的是那曾经消失的精神，那是一种沉着、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一种认真奋斗，胜不骄，败不馁的运动家精神；对事，它代表苦干实干，勤劳尽职；对人，它代表谦虚自律，容忍异见，互相合作的民主素质；对学术，就是陈寅恪写在王国维纪念碑上的那种理念。老清华是综合大学，新清华是工科大学，清华为综合大学的历史短，为工科大学的历史长，这其中的甘苦，怕只有清华人才品味得出来。想到清华的命运，真有一部廿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之感，我们就从三个清华同班同学的人生说起……

　　作为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清华的历史从1925年算起，因为它在本年才设立了大学部，在清华校史上，本年度入学的新生即为第一级，这里提到的三个清华同学是第五级的，他们是1929年入学，1933年毕业，用习惯的说法就是1933级的学生。这三个学生是钱钟书、曹禺和常风，他们是清华五级外国语文系的同班同学。

　　这一年入学清华的学生，基本上是1910年出生的，1929年是清华盛年时期，用尚传道当年所写第五级级史中的话说：“正是学校几经狂风暴雨而渐趋于安静发展的时期。将这惊涛骇浪中的学校之舟，撑渡到现在平安的彼岸，固有赖于全校师生的和衷共济，而这其间同学方面主持把舵的人，却大部以我级同学为中坚。至于学生自治会的其他各部分，如周刊社、消费合作社、民众学校等以及各种学会，也莫不以本级同学为其经营的主要分子。这一点更可显明一九三三级的特色——它包藏着活跃的生命，它有许多杰出的人才。岂止是团结精神，组织能力，足以使我们自慰自豪；我们在学业上的朝乾夕惕，虚心好问，也是师长们所素昔称道的。学校设置的几种奖学金，我级同学常得其大部。二十一年翁代校长捐薪奖学，在十二个名额中我级的同学竟占其九。这点便足以证明我级级友学业成绩的一斑了。”

　　清华五级共毕业学生209人，这些学生在各自专业中的地位不好确定，就以社会知名度而言，也真可以说是人才济济，如林庚、吴组缃、钱钟书、曹禺、乔冠华、王宪钧、周辅成、孙敏棠、王铁崖、赵九章、娄成后、王竹溪、张民觉、常风等等。在清华校史上，一级出现如此众多的知名学者，还是比较特殊的。

　　清华五级的学生，1949年时基本是四十岁，正是一个人的盛年时期，也正是他们应当在学术事业上最有成就的时期，但在他们一生中，四十岁以后创造性的贡献并不显著。钱钟书、曹禺和常风是同年同系同班的清华同学，虽然各自在学术上的地位不同，但他们却保持了较好的友谊，特别是钱钟书和常风还是同寝室的同学，他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今天，钱钟书先生去世以后，杨绛先生还与他有书信往来，他们三人的妻子也同出于清华，只有曹禺的婚姻发生过变化。

　　钱钟书、曹禺和常风是非常有趣的三个清华同班同学，因为他们虽是同班，但他们三人却代表了当时清华新生入学的三个类型。当时清华制度有正式生、备取生和转学生三种。钱钟书是正式生，常风是备取生，曹禺是转学生。对清华何以出人才，最常见的评价是他的学生素质好，这当然是重要的原因，但我们从钱钟书、曹禺和常风的入学情况看，素质也不是绝对的，还是清华的学风好。一所大学，如果只能培养天才并不让人觉得有什么了不起，而能把中才以上的人造就成天才，这才是它所应当追求的。钱钟书、曹禺和常风虽然专业都是西洋文学，但他们一生的主要贡献却不在西洋文学研究，而在中国文学研究和创作上，人们总是认为清华是西化的产物，其实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清华学者是最能将中西文化融合的。中国社会学研究中最早注意到要本土化的就是吴文藻、潘光旦、吴景超和费孝通他们，较早意识到民主在中国可以实行并进行了很多努力的是罗隆基、王造时和梁实秋他们。这些人同出清华且有留学背景，但他们的根却在中国，今天清华学子中还有他们那样的中国情怀吗？

　　钱钟书、曹禺和常风五十年代初不过四十岁的年纪，但他们一生最重要的学术成就却都是在这以前做出的，最能显示钱钟书才华和个性的不是他晚年的作品，而是他早年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曹禺最好的剧作都完成于四十岁以前。作为文学评论家，最能代表常风先生学术研究水平的，也是他在四十岁以前所写的两本文学评论集《弃馀集》、《窥天集》。作为一般现象观察，清华人文学者当中可能都有类似于这三个同班同学的情况。一个人的命运和一个时代的关系是分不开的，虽然钱钟书、曹禺和常风都不是政治风云中的人物，但他们作为学者，作为作家的经历，却也映现了一个时代的沧桑，如今他们三人当中，只有比较最不为人知的常风先生还健在，还能看到九十岁的清华，还能发出他的感慨……(谢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