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母亲絮絮叨叨的话语中，感悟到了慈母的爱……我能做到，也应该做到，认认真真地倾听母亲的絮语。

　　母亲又在罚我演算一沾便“脑仁儿”痛的习题—她说，我听，时不时还须作出反应的回答。

　　母亲很健谈，凡她体验过的事，总要原原本本地道个明白。诸如邻居张大妈不小心让骗子蒙走1000块钱；她们老姐儿几个搭帮坐车到新发地批发市场，那里的葱、蒜比在市场上买能便宜一半；从前一条胡同的老街坊，带着有残疾的女儿、外孙来作客，走时却发现锁在楼门口的三轮摩托坏了零件；楼上的邻居现在“规矩”多了，晚10点以后便不大有“动静”；她在小区遛弯时，捡到一个包着二毛钱的纸包，里边写着些“尽善施舍”一类的动听词儿……

　　母亲咳嗽着，喝完水，又接着说，我机械地答着“噢”、“是吗？”之类的应承，或者，双手交叉抱着后脑枕部，胡乱想些什么，或者，把手里的塑料火机一次次地点燃，要不，我就用遥控器将电视伴声加大。终于，我听见了母亲的一声长叹和不停气的咳嗽。等母亲稍事休息后，我极力回忆着母亲说过的话，探身问她：“您刚才说到哪儿了？哦，三单元的刘老太太让相面的骗去1000块钱，她老头儿……”

　　“哪儿呀！刘老太太早得偏瘫了！是张大妈办的傻事！”

　　母亲很认真地纠正我的“听力”，全然没看出我的心不在焉。这倒使我觉着“挺没劲”。母亲已然看透我的“心不在焉”，却偏要不揭穿我蒙她的“障眼法”。她干吗不骂我一顿呢？

　　母亲从床上拿过被子，递给我：“你睡会儿觉吧！一年到头上夜班，真够受的。”

　　我倒在双人沙发上，盖好被子，不一会儿便进入梦乡。朦胧中，我看见披着棉袄的母亲坐在15瓦的灯下，左手拿着套着袜子的袜板，右手上针往头发上蹭了两下，又低头缝着袜子上的补钉。我还看见，父亲佝偻着瘦弱的身躯，俯身从炉子里往外夹着发红的“乏煤”，以便明早起来生火时再用。冬日的夜温很低，何况我家从不封火呢。我看见母亲把袜板放在桌上，两手凑到嘴边。依稀可辨的哈气从母亲口中吐出。她又拿起针线……母亲依旧坐在八仙桌旁的木椅上，却不是为了给我补袜子，神情凄然、无望，两道泪从她眼里流出。我看见，母亲捂着脸跑出院子，伏在院门口一块“馒头石”上恸哭。那悲悲切切的哭声，引来四邻八舍围成一圈，有人抹着眼角，有人不住地叹息。我的父亲已化为一捧骨灰在一个黑匣中静眠。那一年，我13岁，弟弟10岁，而母亲才41岁。只有二十几元收入的母亲仍呜呜地哭，上气不接下气喊着：“你可省心了……我的命……”我永远忘不了母亲那似嚎的哭声，还有她脸上不时抽搐的样子。那是一张扭曲得十分难看的面孔，像烙印深深地烫在记忆里。

　　我被母亲的咳嗽声吵醒，坐起身看时，母亲一边咳嗽着，一边在系一个塑料袋，那袋里装着几块上午做好的炖排骨。我想起，中午吃饭时，她说给我儿子带回尝尝。我说：“您可真累，他不缺嘴！”母亲笑了笑，说：“我炖的排骨跟你们做的不一个味儿！”母亲的眼里含着一股傲气，她咳的时候，头上那日渐稀疏的白发倔强地抖动着。

　　母亲喝了一口水，止住了咳嗽。她坐在炕沿上，平静地说：“你们单位快要分房了，得交一万多块呢，我给你们准备了1000块钱，多了我也没有。”我周身一阵发热，忙说：“您留着用吧，我们的钱有富余。”母亲说：“有富余留着买家具，用钱的地方多着呢！甭管是新房还是旧房，总是要装修一下吧，总得添两样家具吧。现在的家具好是真好，就是贵，可买的人还真多，光玉泉营大转盘就有三个家具城，南边的……”

　　母亲又在发挥着“健谈”的特长，把她看见的，听到的，详详细细地告知我。我直视着母亲的眼睛，一字不漏地倾听着。

　　我从母亲絮絮叨叨的话语中，感悟到了慈母的爱。不，这绝不仅仅是一个母亲对儿子的交谈，分明是一个孤独的人在倾泻着无尽的孤独。

　　因诸多原因，母亲一个人独住单过。为这，母亲没有责怪过我们，只是要求我们每星期给她半天的时间。3月28日，又是周六。母亲给我打来电话，说如果我去，她就去买韭菜，给我做馅饼吃。我说，这两天我们要筹划分房的事，抽不出时间去看您。母亲说，“我的什么都挺好，甭惦记着。”

　　我不止一次地告诫自己，一定要陪母亲好好聊，她需要倾吐。作为一个儿子，能坐在母亲面前，权当是一个“倾吐对象”，让母亲痛快淋漓地把心里的憋闷无保留地“一泻千里”，或许能减轻她的孤独。我作为一个已是43岁的男人，一个已为人夫、人父的丈夫、父亲，面对年迈的母亲———一位失去丈夫30年的女人，我无法估量，母亲心里憋闷着多少理应该说，却无法说出的话！

　　母亲还很硬朗，很健谈，这是我的福份。我虽不能让她“万寿无疆”，但是，我能做到，也应该做到，认认真真地倾听母亲的絮语。（姜克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