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淘书，有时真让人纳闷儿。比如有些旧书旧资料好像懂人情赶时髦，会在什么重要日头或者节坎儿时，突然从地下冒出来，给你个意外的惊喜。这不，今年北大的校庆日快到了，报国寺的收藏市场上，竟然又有人从麻袋里像倒垃圾似的倒出一堆旧书刊，周围的人就像拾荒者们一下子扑了上去。原来大多是解放前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的书刊，从人群夹缝中，我也抽到了几本40周年校庆和50周年校庆的专刊——正好补充了我的藏书。

　　作为一所名牌大学，校庆本就不是普通日子；而北大的校庆，就更有说头。曾经碰到过一位恭列过百年校庆筹备班子的老北大，说在小范围里曾有过“北大校庆日在哪一天？”的争论。为此令我奇怪，多少年来，我们想也没想听也没听过这样的问题。

　　从资料上看，在北京大学的百年历史上确实有几次校庆是格外隆重重要的：按时期来看，“七·七事变”前1933年的35周年校庆或许算得抗战前最隆重的一次？翻开《北京大学35周年纪念刊》，蔡元培先生的题词“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刘半农等前辈的纪念文章尽现眼前。正值国家民族危亡之际，北大人和北大精神都正在经受历史的考验。

　　40周年本也是大庆，可是形势却根本不同了。在北京出的1938年“北京大学40周年纪念”资料，相对于此后8年来说是最盛的一次，但其时北大已经陷入日寇之手，所谓北大其实已是伪北大。真正的北京大学不与侵略者合作，按照国民政府的指挥撤退到敌后，先是长沙临时大学，后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此后就以临时大学正式开课的11月1日为校庆日。虽然如此，12月17日远在昆明的西南联大里也举行了“北京大学建校40周年纪念会”，北大精神并没有因为敌人的入侵而中断。

　　50周年半百大庆，北大已经胜利复校，这次校庆真是最富戏剧性的一次。早在1948年年初的1月14日，北大50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就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决议的纪念事项颇多，胡适校长摆开了大庆的架势。直到11月9日和12月8日，北大50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还召开过第二、三次会议。如今50多载过去，翻阅北大50周年校庆的出版物，所列成绩也还值得称道———不过，对于主人胡适来说，却是一道不得参与的酸溜溜的最后的晚餐。

　　其时，蒋家王朝大势已去摇摇欲坠，北京大学在反饥饿争民主中迎接解放。等到12月17日校庆之日，头号人物胡适却不见了踪影；本应当与学校同在的他，原来两天前就携夫人乘飞机逃到了南京。当年有报道说：“胡适十五日夜六时三刻抵京，七时许与朱家骅傅斯年在黯淡灯光下共进晚餐……直谈至深夜。胡旅途劳顿，略现倦容……并说‘……十七日北大五十校庆我竟不能参加，’言下有遗憾之慨”。

　　到17日，重庆《大公报》又报道过：“北大校友会南京分会十七日……举行母校五十周年纪念会，主席为甫自北平来京的北大校长胡适……先由胡校长致词……他说：‘我绝对没有梦想到今天会在这里和诸位见面，我是一个弃职的逃兵，实在没有面子再在这里说话。’”此时此刻，灰溜溜的他也实在顾不得什么脸面，没有什么大话好说了。群龙无首中的北大，在12月17日，只好由学校主要负责人召集会议，研究应变事项，校庆原定文法学院学术展览三天改为一天，组成三人负责小组，一切只能从简了。

　　解放后的北大进入了新时代。1949年4月28日，“北京大学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给毛主席写信，请他回校参加“五四”运动30周年的纪念活动。虽然毛主席因为工作的原故没能到会，但是在30日给了回信，并“庆祝北大的进步”。

　　为了庆祝解放后的第一个校庆，北大做了比较隆重的准备，并且在校庆前的12月12日，决定再一次邀请毛主席回北大并请为校徽题字，郑重地发出了邀请信。

　　到12月16日，《北大周刊》出版了第21期，1-8版全用红字套印，是为“庆祝北京大学51周年校庆暨师生代表会议开幕特刊”，压题标语是“开好师生代表会议庆祝校庆”，头版头条是“纪念解放后第一次校庆”。第二天，在北大三院礼堂隆重举行了“51周年校庆纪念大会”，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徐特立到会作了讲话，使这次校庆成为北大解放初期最为隆重的一次。转年1950年3月17日，北大收到了中共中央秘书室送给北大的放在一封信内的毛主席为北大校徽的题字，信的内容是：北大校长办公室并转全体师生员工同志们：寄上毛主席为北大校徽题字，敬请查收。

　　1950年4月20日，北大校务委员会又以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的名义写信给毛主席，为纪念“五四”，为“五四”运动史料展览，请毛主席题字。4月21日，毛主席给北大写了回信，全文为：“祝贺‘五四’运动三十一周年，团结起来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毛泽东”。

　　到12月16日，北大校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决定，当年校庆以举办展览为主，不另举行庆祝仪式。再转年到1951年的12月7日，汤用彤副校长提出把北大校庆改为5月4日，认为校庆时间临近期末，师生紧张不宜搞大的活动。从此以后，北京大学的校庆日就改在了每年的5月4日。

　　更改校庆日，当然不会是简单小事。从12月17日改为5月4日，象征着北京大学从此告别旧时代进入新时代，是新生的标志。这样的脱胎换骨，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为影响深远的一次极为重要的校庆是1958年5月4日的北大60周年校庆。这天下午万余名师生员工参加了“北京大学60周年校庆纪念会”。

　　那天陈伯达讲话，用的题目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继续改造北京大学，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的新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中，北京大学曾经站在运动的前面，有批判的革命的精神，当时中心的口号是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孔家店。后来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派篡夺了北大的领导权，改变了北大的教学方向。……”他说：“北京大学的老教授大体上有两个包袱：一是受西方资本主义没落时期的教育，一是受中国封建意识的影响。不论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文学等方面都是这样。”他最后说：“我愿意向大家提出这样的意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继续改造北京大学，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的新北京大学。”接着用“共产主义的新北京大学万岁！”的口号结束了演说。

　　就此，当年的新闻报道这样评述过：“……它始终贯穿着新与旧、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目前在兴无灭资、自觉革命的口号下，全校师生的思想改造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这番振聋发聩的声音，既让大家兴奋，也使校庆日过得紧张有余而轻松不足。

　　经过“文革”运动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北京大学又迎来了新生。1998年5月4日，古老的名校北大焕发出勃勃生机，在世纪之交百年华诞之日创造了中国大地上最辉煌的一个“校庆”。每个学校都有校庆，而北大校庆更是一个典型，它打上了沉重的时代烙印，记载着往日的故事，它折射着历史，反映着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