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案头放着一本《摄魂——戏剧大师曹禺》，是万代从美国回来看我时送的。那时郑秀已去世，万代的脸色显得憔悴、疲惫。临走时，她对我说：“看看这本书，关于我家的情况你清楚，遇到文艺界的人，你要讲出真相！”我答应了。但说实话，多年来由于没能履行诺言而感到内疚，并非不想说，而是没有适当的机会，这篇文章就算是承诺的兑现吧！

　　万代和我是同届的中学生，但我们并不就读在一个学校，她在贝满女中，我在师大女附中。高中毕业后，她被选拔到留苏预备班学习俄语一年，后由于中苏关系紧张，停派留学生，第二年她才进入北京医学院，中途又曾调出做过老师，直至1965年毕业，比我晚了四年。最初，她被分配在北医附属的结核病院，“文革”中结核病院与北大一院呼吸科合并，我们就在一个科内工作，她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在学院内读书时，我们并不熟悉，但她却是知名度很高的人，这当然与她有十分显赫的家庭背景有关，不过说句公平话，她本人是十分刻苦、认真、勤奋的。1958年大跃进时，学院里排练大型文艺节目，曹禺亲自莅临现场，并作了鼓励，在校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应该承认我们并非挚友，但对她的讳莫如深的家庭私事，她却从来对我没有隐瞒过什么，细想起来这绝非偶然，尽管我们家庭背景不同，但却有着相同的际遇。我家有五姐妹，她家也只有女儿(郑秀生两女：万代、万昭；方瑞也有两女：万方、万欢)；我父母虽没有正式履行离婚手续，实际上是名存实亡，家里都是母亲担当着哺育我们的重担；我们俩又都很酷爱文学。

　　60年代后期，我们曾一起赴西北医疗队，编在同一小队，她是队长。住在敦煌城郊的一个农家土炕上，我就睡在她的旁边。我曾坦言地问她：“你爸为什么要和你妈离婚？”

　　由于提问突然，她没有任何准备，但脸上并无愠色，只有困惑、忧伤。她非常诚恳地在我耳边悄悄地说，显然她不希望睡在同一条大炕上的人，能够听到我们的谈话内容。

　　“我曾经问过我的父亲，他说你现在年龄还小，讲不清这个问题。时至今日，快过而立之年，而我也有了儿子，他也从来没有主动地解答过这个问题！”

　　看过书后，我才知道她的母亲郑秀在饱受十年婚外恋的折磨后，于1950年，拉着一双年幼的女儿，在中央戏剧学院会议室举行的离婚仪式上办了手续，裁判书刚一读完，坚强的郑秀忍不住放声大哭，那时她还不到40岁。想当年在清华园内，曹禺爱得死去活来；南京订婚、长沙婚娶；解放前夕，龙华机场为了迟迟未到的他而与父亲诀别……1940年夏，他的难言之隐，已为这场苦苦恋情的毁灭埋下了伏笔。

　　不难想象郑秀是承受着巨大的精神折磨和被遗弃的心灵的重创，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抚养着一双未成年的女儿，其担子之重，内心之苦，作为女人，应该能够理解。

　　万昭虽小万代几岁，但她表现得十分倔强，她的爱憎分明，父亲对于母亲的不忠，不可原谅，所以她不像万代那样穿梭于父母之间，直到母亲去世后才恢复了与父亲的往来。

　　这里我要谈谈方瑞的死，因为我是“目击者”，其事实与书中的叙述是大相径庭的。

　　当时万代正在密云医疗队，我恰恰刚由医疗队回京，接替她在病房的工作。走时她非常放心不下家中的事情，当然是母亲和父亲两个家。那时大家是互相帮助的。在我成为“宦游人”发配边远的西南边陲时，万代也曾主动去探望我的老母亲，我是十分感激的。这次她将照顾两个家的任务交给了我，我自然是慨然相允。

　　一天上午，我正在病房查房，突然接到万代母亲病重的电话，是由病房的护士长转达的。由于对她家的情况比较了解，又不便查问到底是哪个母亲。立即兵分两路：一路去史家胡同郑秀家；我和费护士长带着输液瓶、针管、急救药品，骑着自行车直奔张自忠路曹禺的家。

　　那已经是近中午的时分，方瑞仍然躺在床上，不单单是双目紧闭，脸色死灰，呼吸、脉搏都没有了，连背部的皮肤都出现了一些花斑。臀部的床型由于凹陷，堆积了很多大小不等的药片，有的已经碾碎了。身体厥冷，已无抢救可言。家中只有保姆和曹禺。保姆十分惊恐，断断续续地在为我们讲述事情的经过：

　　“……每天早晨都是九十点钟起床，然后喝牛奶，她拿不动碗，要在椅子上再摞个小凳……她是将下巴颏凑到碗边去喝的……”保姆学给我们看。“她的两手抖得厉害……可今天早晨她睡得很香，我问过曹同志要不要叫醒她，他说让她好好睡会儿吧！……”

　　她大概从来也没有见过这种场面，竭力想摆脱自己的责任。

　　当时曹禺的两只耳朵上埋着耳针，眼角旁有泪迹，面容憔悴、慌恐，口中不停地讲：“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就这样走了……”焦灼、惶惶不安，胜过了悲痛。在我的记忆中，那房子虽小，但是北房，至少是三间或更多，因为方瑞躺在最西边的一间，曹禺不停地在房间内，从西头溜达到东头，步子很快，不能坐定在一个地方。

　　1974年，曹禺已从干校回京，但并没有完全解放，如果爱人因服安眠药而死，这无疑是雪上添霜，使他的处境更为艰难。经过和护士长商量，为了不惊动更多的人，回到医院急诊室开了一张死因为肺部感染、呼吸衰竭的死亡证明，由医院的救护车将尸体拉到太平间。

　　为此，万代十分感激我，曾在她仅有一间小屋的家里“设宴”接待了我。其实从内心来讲，我觉得大可不必，再说我有一个癖性，不喜欢与外人共餐，我觉得妈妈做的饭菜至少在我眼中看来是最好吃的，但这次却是盛情难却，我记得在那不大的桌面上摆着炒鸡蛋、炸花生米……那年代，对于我们这些每月只有二十几斤定量的人来说，应该算是高蛋白饮食了。

　　方瑞死后的一些年里，说句公平话，真是忙坏了万代。临床工作很紧张，她还要花出很大的精力照顾体弱多病，而又感情丰富的父亲，特别是他失去了一切特殊待遇的那段时间。万代从不否认，在自己对父亲的关怀中倾注了母亲的心血，凭着郑秀对曹禺的了解，他的好恶、起居、饮食……毫不夸张地讲万代做到了润物细无声……

　　我曾不止一次地问：“你妈和你爸为什么不复婚！”其实这是医院里很多人都非常关心的事情，只是觉着不大好开口，万代总是表现得十分踌躇，仿佛是难以启口似地说：“母亲当然……可父亲……”

　　我常常会突如其来地提这个相同的问题，总是得不到满意的答案，就用常人的心理来推测：好事多磨吧！可后来从文艺界传出一则令我十分震惊的消息。我是搁不住事的人，忙跑去问万代：“怎么回事？婚还没有复呢，半路上又杀出个程咬金来！”

　　万代显得一脸的无奈说：“猜不透父亲的心思。”后来，她主动地告诉我，“我爸将我们召集在一起，正式宣布了这个消息。他也说出了自己的顾虑……主要是怕她的文化水平不高，我们不能接受。但他立刻解释说，不过从我们来往的书信中，可以看出她的文字功底……”

　　俗话说，年轻人找情，中年人找家，老年人找伴。老伴儿，老伴儿，找的就是伴儿。这纯属个人私事，不要说旁不相干的人，就连子女都无权过问，只有望“伴儿”兴叹了。至今大家聊起这件事来都不无憾意。

　　至于这件事给郑秀带来的影响，那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万代也从不提起此事，他人更不好去触动的这致命的旧伤又再一次流血……“春如苗，人空瘦，泪痕红氵邑鲛绡透。”

　　郑秀抽烟更多、更勤了，恸哭已无法表达她心中的凄苦，数十年受压抑、受摧残、被遗弃的爱情，再次煎熬着她那颗受重创的心。她没有向他人赘述自己苦闷的习惯，烟成为她唯一可以发泄自己愁苦的方法。因为面对着课堂上的学生，她必须全神贯注，保持着诲人不倦的、可尊可爱的师长的形象；对于膝下的一双女儿，她不应该仅仅是严“父”而且也必须是慈母，孩子们太缺少“爱”了，这样惟独苦了她自己。

　　由于长期抽烟以及内心的“重创”，郑秀的健康明显受损。后来医院在西什库盖了宿舍楼，万代将自己的平房换了两间楼房，接母亲同住。她还买了辆小三轮，平时看病或外出就蹬着郑秀，颇令我羡慕，因为我虽会骑自行车，但是个左撇子，始终没有练会蹬三轮，就当时我们的经济能力来讲，也就只能负担一辆小三轮车。如果我也能蹬着车，带着年迈的母亲到处看看，将令母亲非常开心。她是十分喜欢热闹的人，虽然年过八旬，对生活仍然是兴趣盎然。这一宿愿未能实现，至今想起来都后悔不已。

　　晚年，由于肺部疾患，郑秀长期住在医院内治疗，依然是住在我们病房，当时万代已在美国。因为住院时间长，病情多次反复，万代曾回国看望过她，但不能久留。在郑秀弥留之际万代没有回来。

　　病重时，郑秀提出要见曹禺一面，通过多种渠道，不知为什么竟没能实现这个要求。她是呻吟着家宝……家宝，这个名字而离开人间的。

　　死后，在院方为郑秀设置的简单的灵堂内，曹禺献上的大花篮，最引人注目，这不单单是因为他的名字，而那是一个足以使整个灵堂内所有的鲜花、挽联、花圈，黯然失色的最大的、“品位”最高的……

　　郑秀什么也看不见了，带着终生的憾事走了。

　　在郑秀眼中，曹禺永远是家宝，她爱的是家宝，而不是曹禺，这是她与其他任何女人的不同之处。谁说天下没有痴情的女子，郑秀爱家宝就是海枯石烂，粉身碎骨，也不变心。但她又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她没有沉沦，没有放纵自己，她竭尽全力地掌握着自己生命的风帆，在情感的“九级地震”的强震下，带着一双女儿闯过来了。

　　(摘自《传记文学》2001年第4期，李惠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