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木刻的大力提倡是众所周知的,相比之下,他与中国画的关系就很少有人关注。在公开的场合,鲁迅对传统中国画评价不高,曾对“古人作画,除山水花卉而外,绝少画社会事件”深致不满。但是,诚如李欧梵在《鲁迅与现代艺术意识》一文中敏锐察觉到的,鲁迅的艺术趣味“在公和私、社会和个人两方面存在了相当程度的差异和矛盾”。对中国画的喜爱,属于这私的一方面的个人趣味。即使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对木刻大事张扬的同时,鲁迅也没有停止过购买中国画册,并在通信里老到地品评旧日画家。事实上,鲁迅岂止是一般的欣赏者,他与传统中国画开始现代变革时期的一个关键性人物有着极深厚的交谊,故其对国画的了解自非泛泛。这里指的是陈师曾。
一
义宁陈衡恪(1876-1923),字师曾,陈散原之子,陈寅恪之兄,可是他与鲁迅在一起的时间,实在远过其与父兄。在南京矿路学堂他们就是同学,只是那时鲁迅等因为不喜欢学堂总办俞明震,连带着同俞的亲戚陈师曾也保持距离。一同到了东京弘文书院,两人又住一个寝室,关系始密切起来。当日俄战事起,蔡元培先生办《俄事警闻》,有偏袒日本的言论,鲁迅投书表示不满,陈师曾也受鲁迅鼓动,四处写信,晓以日人觊觎满洲之祸心,有一封就是给散原老人的。插句题外话,陈寅恪彼时也在东京,鲁迅与这个小弟弟也熟,所以1915年日记中有“赠陈寅恪《域外小说》第一、第二集,《炭画》各一集”的记载。民国成立后不久,鲁迅与陈师曾先后到北京,在教育部同事十年,直至师曾1923年去世。北京时期的鲁迅日记里,陈师曾是出现最频繁的名字之一。他们常常一起逛小市,看画帖,交换碑拓,一个月总要聚首那么几次。
五四之前,鲁迅在文坛尚籍籍无名,陈师曾却已经确立了其在画坛的大师地位。梁启超在《师曾先生追悼会上演说》中说:“陈师曾在现在美术界,可称第一人。无论山水花草人物,皆能写出他的人格。”“师曾之死,其影响于中国艺术界者,甚于日本之大震。”在《鲁迅的故家》里,周作人也认为:“陈师曾的画世上已有定评,我们外行没有什么意见可说。在时间上他的画是上承吴昌硕,下接齐白石,却比二人似乎要高一等,因为是有书卷气”。据徐梵澄《星花旧影》回忆,鲁迅说陈师曾的画“是好的”,其刻图章也“不坏”。他口中的“是好的”与“不坏”,殊不平常,因为照鲁迅的说法,像沈尹默的字,像《彷徨》的技术,也只叫做“不坏”而已。
当然,鲁迅对陈师曾的评价并非都这样“低调”,只是因为版画的关系,激赏都集中于陈的画笺。1933年鲁迅在《〈北平笺谱〉序》中写道:“及中华民国立,义宁陈君师曾入北京,初为镌铜者作墨合,镇纸画稿,俾其雕镂;既成拓墨,雅趣盎然。不久复廓其技于笺纸,才华蓬勃,笔简意饶,且又顾及刻工省其奏刀之困,而诗笺乃开一新境。”1928年2月1日鲁迅寄李霁野信,想找一张陈师曾的花卉笺纸做《朝花夕拾》的封面,后因找不到合适的,才托了陶元庆设计,可见其念念不忘。
因为有这样一位书画篆刻家朋友在身边,周作人开玩笑说,大家都打算慢慢“揩他的油”。据鲁迅日记,陈师曾给鲁迅刻过多方印章。画则或赠或索,颇有几幅:“陈师曾为作山水四小帧,又允为作花卉也。”(1914年12月10日)“午后陈师曾为作冬华四帧持来。”(1915年2月2日)“师曾赠自作画一枚。”(1917年1月26日)“午后从陈师曾索得画一帧。”(1921年1月10日)。可以想象,从小就描了那么多画谱的鲁迅,与这样一位友人长年共处,濡染之下当更具只眼,笔端文字也常带墨意,就一点不值得奇怪了。
二
陈师曾的画以山水花卉最负盛名。鲁迅从来对山水没感觉,可自小就喜欢花谱,所以陈的花卉大约特别受他垂青。我们先来看他《雪》中的一段描写:
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深黄的磬口的腊梅花;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蝴蝶确乎没有;蜜蜂是否来采山茶花和梅花的蜜,我可记不真切了。但我眼前仿佛看见冬花开在雪野中,有许多蜜蜂们忙碌地飞着,也听得他们嗡嗡地闹着。
设色之艳,恰似受色彩富丽的晚年吴昌硕所影响而更趋极致的陈师曾的画风。有论者说,陈师曾也比齐白石更善于发挥鲜艳颜色的长处,大红大绿的色彩只有他敢用。而鲜艳的颜色,鲁迅也一样敢用:
河边枯柳树下的几株瘦削的一丈红,该是村女种的罢。大红花和斑红花,都在水里面浮动,忽而碎散,拉长了,缕缕的胭脂水,然而没有晕。茅屋,狗,塔,村女,云,……也都浮动着。大红花一朵朵全被拉长了,这时是泼剌奔迸的红锦带。
吴昌硕说:“师曾老弟,以极雄丽之笔,郁为古拙块垒之趣,诗与书画下笔纯如。”胡佩衡也道:“他画花卉痛快淋漓,气势磅礴,用笔飞舞健爽,用墨又能燥温浓淡任意挥洒,用色厚郁绮丽。”说到“雄丽”与“厚郁”,《在酒楼上》的废园一景,真当得起这样的形容:
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于远行。
陈师曾的“冬华四帧”不知是怎样的,鲁迅写冬天的花儿总是特别出色,是最好的文人画,气骨遒劲,精力饱满,而又色泽明艳,大红大绿适成大俗大雅。
雅而能俗的陈师曾,又是中国漫画的始创者。他在教育部与鲁迅共事的日子,曾作《北京风俗图》三十余幅,名重天下。试看《风筝》中的这段文字:
故乡的风筝时节,是春二月,倘听到沙沙的风轮声,仰头便能看见一个淡墨色的蟹风筝或嫩蓝色的蜈蚣风筝。还有寂寞的瓦片风筝,没有风轮,又放得很低,伶仃地显出憔悴可怜模样。但此时地上的杨柳已经发芽,早的山桃也都吐蕾,和孩子们的天上的点缀相照应,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
色调素淡,逸笔草草,温和的心境透出几许寂寞清寒,免不了叫人想到丰子恺。但据丰子恺自己说:“陈师曾在太平洋报所载毛笔略画,题意潇洒,用笔简劲,实为中国漫画之始。”“忆陈作有《落日放船好》、《独树老夫家》等,皆佳妙。”当日鲁迅常到陈师曾的寓所,应当熟悉后者的那些风俗长卷,以至有深刻印象也未可知。
陈师曾是吴昌硕的门弟子,但他要求于文人画的“学问”与“思想”,为一般画师所不能做到,包括吴昌硕。周氏兄弟也许都更看重陈师曾笔下的“书卷气”吧,所以鲁迅对吴昌硕这位浙籍同乡似乎并不推重。1924年他在《论照相之类》中写道:“假使吴昌硕翁的刻印章也算雕刻家,加以作画的润格如是之贵,则在中国确是一位艺术家了,但他的照相我们看不见。”语气总不大肯定。相形之下,他对受陈师曾无私帮助而画艺大进的齐白石,却几次连带地表示了赞赏,编《北京笺谱》收其作品颇多,所以对齐白石的画风本不陌生。明乎此,我们对于《秋夜》最后那色调鲜明的一景,应当别有会心了:
那罩是昨晚新换的罩,雪白的纸,折出波浪纹的叠痕,一角还画出一枝猩红色的栀子。……那老在白纸罩上的小青虫,头大尾小,向日葵子似的,只有半粒小麦那么大,遍身的颜色苍翠得可爱,可怜。
显然,这只能是一幅中国画,一幅标准的齐白石的画。白纸罩的底子,一枝猩红色的栀子,几粒苍翠而精致的小虫子,这样的设色与构图,如果说与齐白石那些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写意花卉加工笔昆虫的绝妙小品具有同构关系,想必不为臆断吧?
鲁迅1933年《赠画师》一绝云:“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朱墨作春山是没道理的,正如猩红色画栀子花也没道理一样。要讲道理,只好说鲁迅“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其文字乞灵于陈师曾之处,有道是色相未泯,形迹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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