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将军是国民党政坛上一位独树一帜的人物，在其五十年戎马生涯中，信守不对共产党放一枪一弹的承诺，毛泽东称赞其“专做好事，做了许多好事”。杨者圣的《和平将军张治中》一书，依据大量史料，以流畅的笔触，再现了一个真实鲜活的张治中。

　　张治中职掌侍一处，充当蒋的近侍之臣，最大的优势，既不是他的善于“宣达领袖意旨”，也不是他的肯为主上“分忧分劳”，而是他的放言极谏，敢讲真话。这是张治中的一贯特色，也是陈布雷等近侍之臣所不敢做或做不到的。抗战期间，由于大后方交通业务庞杂，特别是由于打通西南交通大动脉滇缅公路之后，因缺少统一的运输管理及领导机关，各路“神仙”纷纷上路抢道，形成千军万马搞运输的局面，以至秩序混乱，问题百出，朝野颇多非议。为此，侍从室建议在军委会之下设立运输统制局，总揽滇缅公路运输管理事宜。在当时“运输第一”的口号下，亦为了显示最高当局对交通运输管理的重视，蒋便在人事部门遴选运输统制局局长的签呈上，大笔一挥，写了“自兼”两个大字。

　　蒋的批件退到侍一处，张治中皱眉头了。不错，抗战时期，东部的出海口都被日军封锁，滇缅公路成了大后方的国际通道，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运输统制事宜究属局部，由最高统帅自兼局长，岂不是将领袖的作用，降到一个事务官的位置?再说，抗战期间，事关党国兴衰成败的要职，多乎哉!岂可都由最高统帅自兼?于是，张治中找到军政部长何应钦，直截了当地建言：“应该请你兼，若是由委员长兼，不成体统。”随后，张在蒋的批件上，老实不客气地签上自己的意见：“这个运输统制局，以最高统帅兼任，实在不成体制，可由何总长兼之。”张将这个签呈第二次送上，蒋批了一个更大的字“可”，表示采纳了。

　　这样一件趣事，本不为局外人知晓。但是，自从运输统制局成立后，滇缅公路上的各种投机走私、违禁贩运的现象，不仅没有能“统制”起来，相反却是愈演愈烈，一片乌烟瘴气，以至于运输统制局被撤销，也未能有所改观，兼统制局长何应钦也被弄得大伤脑筋。有一次，何在总理纪念周做报告，大概也有推卸责任的意思，便把这件旧事重新提了出来。何说：“本来，这个运输统制局，是张治中主任以大义责我，要我来担任的，因为成绩不好，真是很惭愧!”据张治中说，他听到何应钦公开这个故事，心里很高兴：“幸而蒋没有兼，否则将损伤最高统帅的威信。”并自负地认为：“从这些地方，也可以看出我对最高统帅的一点负责精神。所引为遗憾的，就是拖累了何，然而他为蒋分劳分怨，正是他的幕僚长责任之所在。”

　　大体说来，一般臣下要在蒋面前进言，是很不容易的。在蒋那儿，不要说政见不同的人，往往要吃闭门羹；就是蒋的亲信和心腹幕僚，真要是贡献了让蒋不高兴的宝贵意见，往往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所谓“忠而被谤，信而见疑”的事情，并不少见。以张治中的地位来说，当然不能算是政见不同的人，但也不一定算得上是蒋的心腹。像张治中这样不上不下、不亲不疏的身份，其实是很难在蒋面前畅所欲言的。然而，张的放言极谏的角色，却扮演得颇为成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特例，也不能不说是一个罕见的现象。

　　其实，我们只要深入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张治中的进谏方式，既不是一味的阴柔，阿顺取容；也不是一味的高亢，大唱反调，更鲜有令蒋难堪的局面出现，而是知时务，审时度势，顺其自然；什么场合能说，什么场合则不能说；能谏则谏，不能谏则止等等，都有精到的把握。在态度上则是落落大方，光明正大，有什么说什么，让蒋感到张治中的这些意见，大都是出自真心诚意，出于爱护自己，不是在玩手段，也不是为了邀宠献媚。如此，从蒋这一方面来说，对于来自张治中的进谏，爱听不听，要睬不睬，都无所谓；接受与否，接受多少，都没有什么心理负担。这也就使得蒋、张之间的关系比较轻松自然，双方都不需要刻意适应对方，增加精神负担。正是因为有种种轻松的氛围，张的种种进言，蒋反而往往容易接受。从这方面来说，张治中称得上是位善于进谏的“专家”。

　　诸如，自川军七师长联名通电“驱王事件”发生后，王缵绪终被赶下四川省主席的宝座，率部出川抗战去了。川省主席之职，一时虚位以待，由此引起川军各派巨头觊觎。过去，蒋曾数次设计，企图利用川籍政客张群谋取川政，均被防守极严的川军挡在门外。这一次，蒋觉得机会不能再失去了，也就不惜降尊纡贵，决定亲兼省主席一职，并派成都行营主任贺国光兼理省政府秘书长，先将省政把持起来。据考，以一国之尊，兼一省之长，是为开民国未有之先例。在此基础上，蒋筹划从人事、机构、舆论等方面，逐步加以调整，以为张群接掌省政的过渡。

　　据此，当川军老资格、第24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派代表赴渝谒蒋，意在谋夺川省主席一职时，蒋不客气地嘱咐唐总司令的这位代表，四川省主席现由自己亲兼，将来谁作战有功，即交谁主持。这当然是一个幌子，也是一个挡箭牌，先将野心家挡在门外再说。但是，谁能说蒋委员长做得不对呢?侍六组组长唐纵为此大加赞扬，认为：“一方面鼓励唐抗战，以示留以酬功之意；一方面委座兼任，以杜后方军人觊觎政治之门。别是非，明曲直，无有出其右者。委座此种处置，诚令人赞佩无既也。”

　　然而，这件事传到张治中的耳朵里，就没有这么好的口碑了。张对蒋的这一手段，大概还有点不甚了然；当张听说蒋要亲兼川省主席时，大不以为然，认为：由蒋自兼四川省主席，做得好，是应该的；做得不好，损失威信。因此，张治中明确主张蒋不宜亲兼川省主席。张为此多次向蒋进言，但均被蒋以“因为没有人”作盾牌，坚决地挡了回去。张明白蒋不肯放手后，也就适可而止，不再力谏了。不过，一旦遇到适宜的时候，张总是不忘敲敲边鼓，说说笑话，借以自嘲而已。在蒋亲兼川省主席期间，张曾两次侍蒋赴蓉办公。为此，张曾问陈布雷：“我们问问委员长，是用什么资格到成都去?如果是以委员长的资格，则无到成都之必要；如果是以四川主席的资格，则我们无随行之必要。”

　　当然，这是臣下在背后对主上的一次幽默，委员长那边，谁敢去问?成都那边，也还得一而再地去；不过，张治中并没有放弃直言进谏的责任：“到成都，已经一次、二次，我们可不要再走第三次了；如果还要走第三次，我们就要‘同盟罢工’啦!”虽然是一次严肃的进谏，但看起来更像一句玩笑话。为了一句玩笑话，蒋当然不会责怪臣下。所幸，张的这次进言，居然灵验了，没有等到走第三次，蒋便已辞去川省主席的兼职。张治中很得意，以为这是他们共同反对蒋兼理省政的结果。事实上，蒋之辞去兼职，是认为他已完成布置，由张群接掌省政的时机已经成熟。否则，四川省政不能到手，蒋会辞去兼职么?只是，在谈笑声中巧妙进言，不能不说是一个高明的进谏之道。

　　在蒋介石这样的大独裁者面前，张治中能够放言极谏，不受猜忌，除了他的有见识、敢担当、把握准、方法巧等优势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他在不少国民党要人中，素有所谓“无私心，无野心”的好名声。对于来自臣下的各种意见，蒋在“圣裁”时，往往有一个重要的尺度，这就是总要揣测一下对方的动机，是公忠体国，还是暗售其奸?是忠心爱主，还是阿顺取容?是精诚所至，还是沽名钓誉?当然，蒋在作出这些判断时，是以他的主上之心，度臣下之腹。也许在臣下是出自愚忠，但在蒋的眼里却是卖主，到了这种时候，君臣之间的这一笔账，往往也就很难算得清爽。因为，在蒋看来，权力这个东西，是世界上最好的尤物，谁不喜欢呢?表白说不喜欢的人，正说明他心中有鬼，所以要欲盖弥彰。

　　主上有了这个铁板钉钉的想法，臣下往往就很难进言了，如果有人建议蒋少兼职，少管事，多放权，蒋马上就会以为此人要与他争权了。这个人的不妙，也就可以想见。不过，蒋也有一个好处，这就是他在听取臣下的意见之前，往往要先从侧面打听一下这位“爱卿”的行止，考证一下此人的一贯表现。而这个“打听”与“考证”的过程，无非是从亲信心腹中了解。因此，在蒋手下说话办事，并且，要想把话说好，把事办好，这与蒋身边的亲信权臣对你作何评价，至关重要。张治中不但深知个中三昧；而且，他的长处也正在这里。以老子的处世哲学来解释，正所谓：“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之溪。”大白话，就是“以柔克刚”。因此，像张治中这样精明练达的权臣，在充当蒋的近侍之臣以后，居然没有给蒋产生那种卧榻之旁，闻他人鼾声的恐惧心理，这不能不说是张治中的一大看家本领，也不能不说张治中有着自成一家的侍蒋之道。

　　(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