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朱煦：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朱煦，现在我是在上海复旦大学，今天我们十分高兴的请到了复旦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的余吾金教授和原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发育生物学陈海明教授来到我们《午间一小时》节目，和我们听众朋友一起做一个交流。今天我们主要是想请两位教授就复旦大学的基本情况和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在选择志愿时遇到的问题谈一谈他们二位的看法，相信一定会给您不少的启发和帮助。首先我想请余教授给我们谈一谈，在我的印象中您是1977年第一次走进复旦大学的校园是吗？

　　余：对。我是66届高中毕业生，当时我们考大学的表格统统都填了，就在六月份，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学校走廊里招生简章都贴满了，我们的志愿也填好了，但是整个国家开始文化大革命，所有大学的门都关上了。

　　朱：那您当时填的第一志愿是复旦大学吗？

　　余：我很有趣，我填的志愿就是复旦大学的四个系，第一个系是新闻系，第二个系是中文系，第三个是哲学系，第四个历史系，而且我在旁边写了一句“其他学校，其他专业都不去”。

　　朱：就一定要上复旦大学？

　　余：对。

　　朱：那您第一次到复旦大学来玩的时候复旦大学给您留下的印象是什么？

　　余：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有一段时间我就在邯郸路桥的对面，也是属于我所在的上海电力公司，一有时间我就在那儿看复旦。

　　朱：也就是说围着复旦大学的周边，您已经看了很久了！我也是第一次来到复旦大学，当然之前有很多的人向我描述过复旦大学，进来之后最深的感觉就是它特别舒展，我没有看到其他高校的高楼，我看到的是绿色，是掩映在绿色当中的红色。为此我很想听听余老师，77年到现在又过去二十多年了，复旦大学用您的语言叙述是什么样的？

　　余：我们国家教育部52年院系调整以后，很多著名的教授都集中在复旦大学，所以当时我对复旦的印象就是有一些知名的教授，特别是我们人文科学，很多教授写的书，这个东西非常吸引我。另外复旦还是一个思想非常活跃的地方，它处于一个沿海的城市，从我读书到工作，很多国际上的名人都来过，比如像美国瑞根斯坦、德国总统德斯丹、英国的撒彻尔夫人，后来美国的国务卿克里斯托福还有拉宾总理都来过。而且每年都有各种各样的讲座，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好的讲座都去听，给我们的印象复旦是一个思想非常活跃的地方，非常宽容。

　　朱：正像它所处的地方，它是非常开放的，而且就像我们上海这座城市一样，它是咱们中国最重要的一个门户，而复旦大学站在这个的门户其中它也有与其他高校不同的，为在这个学校生活的人提供了非常宽阔的视野。

　　(音板：复旦大学创始于1905年，原名复旦公学，复旦二字由创始人中国近代知名教育学家马相伯先生选定，源自《尚书大传•虞夏传》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名句，意在自强不息。经历90多年的发展，复旦已经成为一所包含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以及管理科学在内的多科性研究型大学，并发展成国际上有影响的学术中心之一。)

　　朱：刚才我跟陈老师在节目之前简单聊天问起陈老师，说您学生物是您的一个梦想吗？他说好像不是，因为当时理化比较好。我就想问问余老师，您66年的时候就填报了志愿，我的印象中您是从新闻开始填的，新闻系，中文系，然后才是哲学系，历史系，到了77年的时候您的志愿有没有变化呢？

　　余：我在高中的时候就喜欢哲学，但是在高中的时候，文革初始的时候评论了林彪的一个观点，就是认为毛泽东语录就是顶峰了，我看过一些哲学书，上面说到真理是相对和绝对的，认为不存在不能超越的顶峰，所以当时我在班里说了几句话挨了工作组的批评。

　　朱：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余：那是在66年文化大革命初的时候，后来我挨整了以后就走向逍遥派，我到外面去参观，看了很多地方，后来我的志愿有所改变，我觉得哲学等于政治，我就开始搞文学，所以我写过小说，我在进大学之前发表过报告文学，但是后来就没有搞下去。

　　朱：那为什么后来还是读哲学了呢？

　　余：我当时的感觉是大门进对了，小门进错了，我在读一年级的时候还在写短篇小说，但是读三年级的时候班主任老师跟我谈了以后，他分析了我的情况，觉得我应该做深入的哲学研究，这个时候我才稳定下来，大概过了一个学期左右就开始发表哲学这方面的论文，后来就一直在搞哲学。

　　朱：也就是说在您的，当时的说法叫专业思想，对待专业的态度上也有一个转变？

　　余：有过转变。

　　朱：就是说，77年进来的时候自己从内心来讲并不是很接受这样一个专业，认为自己能读中文系或者新闻系会更好，为什么最后读到哲学系？是因为考分的原因还是当时--

　　余：我想考分可能要比中文和新闻低一点，另外一个老师可能在审稿的时候是不是也觉得我答题方面更注重逻辑，我的想像力要差一点，我也不知道，后来我报考就是这么一个次序，后来他就把我录取到第三个志愿，后来我也发觉我比较合适搞哲学。

　　朱：那在您二位看来，无论是稀里胡涂读上生物学，还是像余老师那样不太情愿的读上哲学，之后对你们现在所从事的专业的影响是不是很大？

　　陈：我学生物学专业是越搞越爱它。

　　朱：在搞的过程中爱起来了。这倒很符合当时干一行爱一行？那余老师呢？

　　余：我在中学的时候就喜欢哲学，后来因为在文革中受到一些挫折，所以后来倒向文学去了。因为文学是虚构的，想到什么都可以写，哲学的语言就非常讲究，所以这样吃了一点苦，所以后来就转过去了，但是最后还是发现自己比较适合搞哲学，所以后来我也像陈老师一样，非常喜欢哲学，一直长年累月在研究哲学，从来没有疲劳的感觉。

　　朱：深深的爱上了它？

　　余：绝对是深深地爱上了他。

　　陈：当时我的一个出发点，一个媒介是什么呢？当时新闻系，中文系的考分都比我们高，但是我们在一起读了七年书，因为我们学生都在一个楼，我们读了四年的本科，三年的硕士生，读下来以后可能中文系，新闻系有些理论水平和哲学系的学生相差比较大，因为我们是一本一本厚的著作看过来的，比如新闻系，它没什么著作，就是如何调查，如何适应，可能是这样，当然我没有轻视其他专业的意思，每个专业都有它的特点，它主要是快，但哲学主要是深，那么它就一部一部的著作，像《老子》、《孔子》你都得读下来，国外也是很多，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在思想方式上我觉得越来越爱哲学，另外它看问题比较深。

　　朱：乐趣是源源不断的增加。

　　陈：是啊，就像柏拉图讲的，他说哲学研究的境界就像在沙漠中走路，非常累非常累，但是你看到前面有一片绿的东西，那时候你的快乐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就是因为你吃了很多苦，所以当你得到一些甜头的时候你的感受就会非常深刻。

　　朱：陈老师刚才您在跟我谈到关于生物学的时候，您说生物学实际上是一个很庞大，很复杂的学科门类，当中分类非常非常多，而且在许多年我们都比较注重生物学的基础学科的研究，然而这些年来生物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而“生物工程”这几个字又为更多的人来关注，也因此生物工程就成了一个热门专业了。那您在当时读这个专业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会有今天这样的景象？

　　杨：没有想到生物科学发展得那么快，从来没有想过生物科学发展得那么快。那时只晓得生物科学跟医、工、农都有关系。没想到生物科学发展到21世纪竞争那么快，可能21世纪还要更快，甚至比信息时代本身的发展还要快。

　　(音板：高考填报志愿是不是该和四年后的就业直接挂钩，怎么看待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在名校和热门专业之间应该如何选择？请您继续收听两位教授的观点。)

　　朱：以前您二位读书的时候，包括我78级读书的时候可能没有太多的想到我们今天所学的专业和我们将来的就业到底是什么样一种关系，可能想得更多的是不是我干这个的，比如我是学筑造的，那我将来干筑造工作环境怎么样，我是不是很喜欢，它是不是我的理想，想这个想得比较多，可现在的考生不一样，现在的考生可能想的是四五年之后人才市场或者整个国家建设和社会是否更需要这么一个专业，对这两个问题，我想请二位讲一讲。

　　余：因为从我们哲学角度讲，应该说它是一门比较抽象的学科，但是它能从总体上给人把握外部世界的思考的方法，我们发现很多南方的公司要人的时候就要哲学系的学生，因为哲学系的学生有可能成为他的部门经理乃至总经理或者董事长。我举个例子，我们哲学系有一个同学在深圳，他就是一家公司的大老板，第13层楼大家都不敢做，他就敢挑战，他说我住的就是13层，他的事业搞得很大。一般一个搞哲学系，一个搞财会的两个人分到公司去工作的时候，财会的那个很吃香，因为他的具体工作做得很细，但是再下去，他宏观的东西没有，那么复旦是一个综合性大学，它文理科，各种各样的东西冲击他的大脑，所以他有一个比较高的立足点，刚开始的时候看不到，但是电脑的东西学得非常快，操作性比较强，一下进去了，进去了他的宏观的眼光就出来了。所以南方的一些公司点名要哲学系的人。哲学系的人除了在高校担任教师，科研机构从事哲学研究，一般要拿到博士学位，要求越来越高，其他就到外面公司工作，政府部门，或者新闻出版单位，这里面他也有非常广阔的天地，其中有一部分就下海去公司，用他非常辨证的思维来指导他的生意或者其他东西。比如我们上海有一个民办的叫复兴公司，学生就是从我们这儿出来的，现在资金是七亿多了。

　　陈：他是一个董事长。

　　朱：那么今天我是不是可以告诉考生和家长，如果您的孩子本身是考文科的话，哲学是不是应该作为首选啊。(笑)因为刚才余老师讲那么多南方公司，南方公司这些年发展得比较快，这些老板们要选择学哲学的人作为他们的管理人才，看来我们是不是不一定先要去学管理啊？拿MBA啊？直接学哲学就可以了。

　　陈：我觉得你的话很有道理，现在学生填志愿的时候他首先文科是新闻，而哲学是放在后面的，这几年哲学的考生，填志愿的人是比几年前要好得多。

　　余：说得对，我们已经有很多第一志愿，过去都是二三志愿转过来的。

　　陈：经过一段时间证明哲学在我们整个社会中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上海最大的民营公司叫复兴，董事长就是他们哲学系的学生，而下面的总经理是我们的学生。

　　朱：我今天怎么这么巧啊？请了这么两位教授来。

　　陈：董事长是他们的，总经理是我们的，我们两个结合起来以后现在是上海最大的民营上市公司。

　　朱：我们从小的方面考虑，从就业角度来考虑，哲学也不失为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而我无意在这里为哲学作广告，我们只是觉得我们应该重新认识一下，特别是有这样一个机会。

　　余：我举个例子，报考我的博士生就有二十人。

　　朱：实际上你是收的几个呢？

　　余：实际上研究生院规定我一般能收四个。

　　朱：也就是说冷门热门专业的变化也是非常快的。

　　余：很快，而且主要体现了一个名校效应。因为现在名校比专业还要重要，一个对路的专业不如一个更好的学校，这个学校是第一位重要，有了这个学校再来考虑专业。

　　朱：这是为什么呢？

　　陈：我给你讲一个情况，名校的效应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认为，复旦比较差的专业，它的分数也不低，大家都冲着复旦来考，所以我们再差的专业分数也比其他学校要高，所以在报考专业以后复旦也采取了一些优惠政策，比如说他被录入社会学，他不想去读社会学，可以的，你继续读社会学，还可以修第二专业，可以读新闻，也可以读法律，也可以读经济，比较宽松，复旦的环境很宽松，只要你想好好学，没问题。

　　朱：两位教授的观点是学校第一，专业第二，如果不是很严格的讲？

　　陈：我同意他的观点。学校第一，专业第二。

　　朱：那您能不能进一步的阐述您的理由呢？

　　余：理由是这样，刚才陈老师也说了，名校的氛围很好，进来的学生生源都比较好，另外老师的水平比较高，也认真负责，所以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比较规范的，出去的时候外面招生的人更多点名要名校的，这样就造成名校的效应。名校效应有了之后，像我们文史哲这样比较冷门的专业也带起来了，过去他要考好的专业，因为文史哲这些专业在市场经济下转化一下是转化不出来，所以我们就受到冷落。过了几年以后就像陈老师说的，有名校的效应也被带动起来，所以好多第一志愿就是考到我们这里来，他说第一我争取考进来，我大门跨进，像陈老师刚才说的我可以学第二专业，我可以听其他的课，学分制我是很自由的，而且是文理交融，比单科的接受的思想得更宽，思维方法也是比较活的，这样外面的单位也比较感兴趣，觉得他素质好，因为他们看素质，不是看你在单科，这方面比较突出，看你有没有占潜力。

　　陈：就是综合素质。

　　朱：但是综合素质的来源是一种综合的氛围。

　　(音板：如果您是考生，您愿意离开父母去异地求学吗？如果您是考生的家长，您会支持孩子到外地求学吗？请继续收听系列广播谈话《走近名校名家》，正在和您交谈的是复旦大学著名教授余吾金、陈海明。)

　　朱：名校固然好，可是有时候为了读名校是要付出代价的，比如说不是上海的学生，要想读到复旦可能就要不远百里千里，可是有的学生就觉得，比如从北京跑到上海，气候、生活都很不适应，他就会犹豫，说我花这么大的代价是不是值得？相反的，上海的学生为了去读北大也要克服这样的困难。据我了解，在上海、北京，包括广州等一些咱们国家比较大的城市，有这样一部分考生和家长对这个问题比较头痛，虽然刚才咱们讲了，选好学校是首要的，为了好学校就要下点功夫，可是一想到这样一些困难和问题就说算了，咱们别去上复旦了，咱们就在北京选个学校或者就在上海选个学校，不要去北大了，面对这样一个情况二位是怎么看的？

　　余：这个问题，因为现在的子女都是独生子女，父母就会担心子女的安全，子女身体。不光是北京、广州、上海，父母都希望子女能够留在自己的城市里，当然他们也是希望子女能够上名校，但是这两个观念可能也会发生冲突，发生冲突的时刻就会根据子女的情况，或者他觉得我更要保住他在我身边，我就这一个小孩，有这种心理的很多。在南方的可能更多的就考虑气候，担心沙尘暴，还有气候上的不习惯，吃的东西，住的东西。比如北京比较干，像我这个文革中间第一次去，我住在那儿鼻孔就流血，就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那么北方人到南方可能也有一个过程。

　　朱：对，说上海特别潮，钻到被窝里老觉得湿的，吃东西都是甜的，还要把很多钱花在路上。

　　余：有的四川的学生过来还把他们吃的东西都带过来，因为他不喜欢上海人吃的那的甜的东西。

　　朱：像这样的情况，在理解的程度上，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像家长和考生们有这样的顾虑和想法，您觉得如何处理这个矛盾？

　　余：我们建议父母让孩子到更广阔的天地去锻炼。我记得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最好的学校就是北大清华，没有人愿意留在父母身边，当然那时候子女也比较多，那时候年轻人的心态都是这样，这是一种时代的氛围，都往北京跑。文革以后上海也发展了，大家也喜欢留下来了。但是上海还是比较支持学生去外地，尽管有不少上海的大学不赞成，我们有一个零志愿，先让北大和清华来挑，我理解这也是上海市政府的一个措施，鼓励学生出去。

　　朱：对于这个问题陈老师您怎么看呢？

　　陈：这要分两种情况来区分，一种是小孩愿意考清华北大，家长劝他，但是孩子想去，这种情况考清华北大的还是不少，特别是江浙湖一带。

　　朱：可这时候家长就会有一些阻力。

　　陈：有些阻碍，有些想法。但是有些家长比较民主，也就同意小孩，还有一部分受家长影响，特别是刚才余老师讲的，独生子妇女，这种情况看一般不愿意离开，越近越好，一个礼拜回来几次。

　　朱：这样有可能就把读好学校的机会放弃掉了。

　　陈：对，真有些正好的学生由于家长的阻挠而不能考北大清华。在我来看，北大清华应该是比我们好，应该是我们国内一流的。但是现在看来我们江浙湖这一带看好的倒是复旦，有一两年北大清华的分数还没我们复旦高，特别是在江苏。

　　朱：那就占了地理的优势。对于阻碍比较大的这一部分家长，二位老师有什么忠告呢？或者你们想对他们说点什么呢？

　　陈：我的看法是选志愿的时候，家长不要干扰子女的志愿，真正由子女来决定，家长只能参考，因为真正的前途还要子女本人来决定。应该尊重学生本人的志愿，不要干预太多。

　　朱：可是学生本人可能对专业不是很了解，还有可能他有自己更喜欢的东西，比如他喜欢去考古，他喜欢上一些偏门的、另类的学校，这时候家长不仅仅有就读地点的问题，远近的问题，他是能够很不理解，他会想这个将来前景是否好。余老师，刚才您讲了，学校第一、专业第二，那么我们再包括就读地，还有学生自己的志趣，还有他基本的考分情况，这样几个因素综合起来，您觉得应该有怎么样的顺序相对合理？

　　余：总体上来比较我觉得还是北大、清华要比我们复旦更优秀，所以比如南方的考生，我觉得他应该有勇气到北大、清华这样的大学。另外一个陈老师刚才讲了，考生超过十八岁在法律上是一个独立的公民，他可以听父母的话，但是父母也应该考虑让他独立地进行选择，另外我觉得父母多少带有一点私心，比如说陈老师，您是不是听到哪个人的子女在美国，他说美国怎么这么远啊？如何在新疆他就会说，怎么这么远啊？他们的空间是畸形的。

　　朱：对，现在还有把初中生送到英国去读书，送到澳大利亚去读书，我就非常不理解这个。

　　余：所以总的说来他考虑的还是环境氛围能够帮助把他的子女培养成才，有的时候脑子非常清楚，他就支持小孩，有的时候可能考虑到一些情感什么的，到国外去，因为各种基础条件比较好，所以他脑子非常清楚，从来没有一个人说去英国这么远，每个家长都放出去了。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有点私心，我觉得一个是要从法律上尊重小孩作为公民的权利，另外还应该有一个开放的心态，让子女到外地去锻炼，这个对他今后独立生活也是有好处的。

　　朱：刚才我们说到北大、清华、复旦这些学校，能够考上这样的学校的学生毕竟在整个考生人群中是比较少的，还有比较大的一部分考生有可能是这样一个选择的机会，或者是按现在的分类，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如果他选择本地学校，可能他就只能到非重点大学，或者重点大学考分略微靠后的学校，如果他选择外地，除了北京之外，比如中山大学，比如武汉大学，比如兰州大学，云南大学，四川大学，这也是咱们国家很著名，历史很悠久，各方面条件也是很优秀的学校。

　　(音板：高等教育能够给我们什么？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考生和家长们最该注重的是什么？请继续收听系列广播谈话《走近名校名家》，正在和您交谈的是复旦大学著名教授余吾金、陈海明。)

　　朱：刚才陈老师讲到55年的时候您考进复旦的时候就觉得考上大学好高兴啊，别的事情就不是很重要了，而77年余老师考进复旦的时候他还在想虽然进了复旦了，可是我没有读到我最想读的专业，心理上还有一些想法，而今天的学生把高等教育不仅仅作为教育过程的本身，还赋予了它很多其它的期望，概念，甚至还把它和未来自己的人生联系起来，也有从经济角度的考虑，也有精神追求方面的考虑，当然更多的还是从个人的人生设计考虑得更多一些。对这一点我们可以给予一定程度的理解，但是正如余老师讲的那样，仅仅是把志愿选择变成一种技巧性的，或者是追求某一种利益，我想得到的利益去换取也是太过于局限了，也可能会给你带来很多很多的失望。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就想问问二位老师，在你们看来现今咱们的中国的高等教育，对于一个具体受教育者来讲到底意味着什么？

　　余：现今的教育一般说来我的理解实际上都应该是终生教育，作为一个受教育者我的感受是什么呢？我们这一代人的变化很大，比如电脑，在我们生活中就有非常大的变化，所有的东西我们实际都是在学着适应，从文化大革命以后新的东西不断的层出不穷。

　　朱：整个世界都在变化。

　　余：刚才陈老师说到的克隆人的技术，现在的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所以现在教育的本质上应该是终生教育，那么作为高等教育来说我觉得还是有一个社会学说的一个角色意识，比如说一个人在小学，你应该教他什么，中学、大学、研究生、博士后……我提议教育部应该有一个完善的计划，有差别的，在大学这个高等教育程度，我觉得一般还有一个通才教育，能够使他进入一个学科，能够面打宽，然后它就分流，有一部分大学毕业进入社会，那么你就更多地要有一些操作性的东西，如果你要读研究生，那么就分流到某一个二级学科或者某一个研究方向有更多的关注，所有的课都要为学生准备，其中有一个准备是通才，一个准备是告诉他基本生存的，比如说电脑、英语、他的社会公关，让他一进入社会能够很快地生存。还有就是他可以通向其他专业发展，更高地在本专业深造，反正各扇门他都应该打开一条通路，然后它基本上应该进行通才培养，我想这是现在大学教学应该有的。，像复旦这样的大学更倾向于研究性大学，研究性大学中间就是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培养，教研的比例越来越大，一般的高等教育我觉得就是通才的培养，就是为学生打开各种各样的通向各方向的通路，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陈：对，现在通才教学在各个学校中间应该很好贯彻，特别是现在我们通才教学，比如理科方面强调英文、数学、计算机，有这几方面的东西，不管哪个学校，对你今后的人生或者个人的前途，或者家庭的事业都有好处，像刚才我们余老师讲的，我们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这个就是专才了，专门来培养。刚才讲的清华北大和其他学校，每个学校都有长处，每个学校都能培养出人才，你看复旦、中山，现在来讲和清华北大比起来要差一点，但它也有它的长处，每个学科都是有它的特点的。

　　朱：因此我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告诉我们的家长和考生，今天二位教授谈到专业这个问题上，最后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整个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文科学的发展，给我们高等教育本身所赋予的内容也有了非常巨大的变化，在我们脑子里的固有的专业的概念要重新去定义。

　　陈：要淡化。

　　朱：说得对，我也想说这个词儿，就是淡化专业。当我走进这个学校，比如我是复旦大学某某学院，某某系，某某专业的学生，就不必太在意我这个专业给我打下的记号，而本身复旦大学就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比如你读了这个专业还可以读那个专业，还可以再读一个专业，等到你到社会上工作的时候整个高等教育，特别是本科教育，它只是在你这个个体上面做了一个基础性的打造或者说一个工作。

　　余：这个我想做一点补充，它首先要把学科导向、问题导向或者课题导向要统一起来，因为从教育部那个系统来讲，它下达所有的博士点、硕士点、研究中心都是以学科为单位的，所以你完全不谈学科到后来也没办法发展，因为我们衡量有的大学就是一个大学有没有博士点，为了争取一个博士点，他可以做很多工作，所以这个学科仍然是很重要的，但是现在来讲，因为学科之间的界线要打开，比如我们的历史地理研究所，生物化学，物理化学等等，它们之间有很多问题导向，一个问题涉及到五六个学科，那么他就以问题为导向进行研究，要把这种灵活的方法和学科的基础两者结合起来。因为你完全把学科抛掉也容易，因为现在国外有的大学教研室也没有了，有的系也淡化了，有好多问题都是在系与系之间，比如说政治哲学，就在政治系和哲学系之间，这个可能就是怎么结合起来，但是主要还是要灵活来研究以课题为导向。作为一个大学，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机构，它仍然需要有学科，一级学科，两级学科的博士点全部都设在学科上，它不会设在课题上。

　　朱：作为考生来讲，他刚刚才高中毕业，在他真正能够融入到主流社会的最初的阶段还是不要太看重专业对他的限制。

　　陈：我非常赞成你的说法，现在的招聘工作不看你的专业，好多只看你的学校。

　　余：对，名校就是不太看重专业。

　　陈：看你视野开阔不开阔，灵活不灵活，你要做营销要把营销能力表现出来，你要做科研，你要把科研能力要表现出来。我们生命科学的，到银行里面去，他不搞生命科学了，他完全可以的。

　　朱：这是很难想像的一件事情。

　　余：他主要是看毕业生的素质，就是你的潜能，你的潜力可以发展的一个空阔空间，他不看你现在已经有的东西。

　　朱：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考生在选择就读学校的时候应该把视野放在全国可能报考的学校，去综合衡量这些学校的综合氛围，然后依据我们的考分去对，对上谁就首选谁，再次才来考虑就读的专业，就读的地点，哪怕是为了能读一所好学校，受点儿沙尘暴，吃点儿苦，走得远一些，少回家看看父母等等还是值得的。

　　陈：值得。

　　陈：是有这种情况。数学原来在理科里没有人去。

　　朱：现在的情况呢？

　　陈：现在上去了。也改变了。

　　朱：也就是说不要听社会上媒体的宣传或者说人云亦云说，啊，这个热门专业，陈老师那儿，生命工程，大家都去报生命工程，管理科学，都填，计算机，都去报。

　　陈：应该看本人的水平，人的改变，科学的水平，考多少分，学校的水平，一系列的考虑。

　　朱：从我们约这次采访活动的过程我就深深体会到了不管我今天采访您二位，复旦大学的老师和明天要去采访同济大学的老师都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要想让二位老师在一个时间段里和我一起交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约了好几次。陈老师是提前赶回来，而我们节目刚刚一结束陈老师要匆匆赶去开会，这就是我们整个时代和社会的现实，我们也应该希望这样，生活越紧张，节奏越来越快的话说明这个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越快，因此在最后我特别想听听既是复旦大学的教授，又是多年从事专业研究的学者，也是两位普通孩子的家长，你们也曾经经历过了让自己的孩子去选志愿、考大学，您们想对全国的考生说点什么？

　　余：总的说来我们希望能够给子女和考生更多的选择的自由，另外我们也给考生提出一点希望，希望他们在考虑志愿的时候能够有更宽大的胸怀，能够有一种对理念和真理的追求来考虑和选择自己的专业，这也是作为我们家长的希望。

　　朱：不仅仅是考虑这样一个链条，就是学习专业，就业市场需求，只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

　　余：一个人一生要能够做一些轰轰烈烈的事情，当然还是要有一颗平常心，一个人有多少才能，他也不能苛求自己一定要拔高，比如上海家长买了几十万架钢琴，可能成为钢琴家的只有一两个人，所以这里面既要有一种自知之明的心态又要有一种更高东西理念的追求，我们的民族希望也寄托在青年人的考生身上了，希望他们比我们更优秀，对我们来说我们非常高兴，我们的民族也更有希望了。

　　陈：我希望全国的考生家长对学生本人填志愿不要干预太多，应该尊重他本人的自由理想。

　　朱：我在这里感谢二位教授抽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同时为全国广大的考生和家长谈了很多积极的观点，另外我也非常感谢复旦大学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而且这个安排非常有趣，为什么有趣呢？当我知道陈教授原来是生命科学学院的副院长，那就是搞生命科学研究的，而余老师又是搞哲学的，这两个角度非常有意思，一个是从物质的层面来关心生命，一个从精神的层面来关心生命，而我们一起又是为了一个一个新的生命，年轻生命的未来在提出我们的一些有益的建议，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听了会很满意、很高兴，我也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