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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之前的文坛，最有亮点的当说是域外文艺的翻译。除了著名的林琴南以外，鲁迅兄弟的译作最有力度。他们的译著，潜在地释放着新文化的梦想，说那些作品影响了白话文写作，以及后来的文人，并不夸大的。
1909年，鲁迅与周作人在东京出版了他们的第一部译作《域外小说集》，共两册，收作品16篇。译文为文言。鲁迅后来说它诘屈聱牙，似有不满的地方。初版时，曾有序言一篇，作者云：
《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特收录至审慎，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使有士卓特，不为常俗所囿，必将犁然有当于心，按邦国时期，籀读其心声，以相度神思之所在。则此虽大涛之微沤与，而性解思维，实寓于此。中国译界，亦由是无迟暮之感矣。
翻译域外小说，在鲁迅先生看来，是输进新精神的途径，小说乃感化民族的良药，这在周氏兄弟眼中，是精神世界的第一要义。鲁迅弃医从文时，想的第一件事，便是办一份文学杂志，但不幸流产，中道而废。后来便想在翻译上多有建树，以此引起国人的注意。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凋敝，并无多少佳作可读，老朽的八股体和文言小说，不仅内容贫乏，情趣亦殊为干瘪。他与二弟周作人着手从事翻译，用意颇为明显，就是“转移性情，改造社会”。许多年后，鲁迅在为该书的再版本做序时，提及了这一点，那文章流出的情感是让人感怀的。
《域外小说集》中，只有三篇小说是鲁迅所译，安德烈夫的《谩》和《默》，以及迦尔询的《四日》，其余均出自周作人之手。作者大多是俄国及东欧弱小民族的，像波兰的显克微支，波思尼亚的穆拉淑微支等。这些小说，均有一种苦难的意识，作品深处是底层的痛感，以及苍凉的精神。鲁迅后来写小说，多少也受到了这类作品的影响。他自称自己的一些小说，分明还带有安德烈夫的阴冷，看来初期的翻译，确实对其小说的写作有所暗示，所谓精神表达式的某种渗透，正是这样的。
译书和写书，是两种不同的劳作。有人说翻译是媒婆，创作是处女，或许有一点点道理。但在周氏兄弟那里，翻译的意义，恐怕不亚于创作，周作人在自己的集子中，将译文也收进去，这在现代作家中，是少见的。查鲁迅的译文字数，和创作字数相等，此可证明其做“媒婆”的热情。我一向认为，鲁迅首先是个翻译家，其次才是个作家，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荒芜的地方，引进外来思想，确是急需的。在翻译领域，鲁迅做的工作，多有开创的价值。像《域外小说集》这样的书，无论在趣味上还是品格上，均异于林琴南，有一种选择上的自觉。它不仅改写了小说翻译史上的色调，也开启了文学翻译新的风气，仅此，同代人中，是没有人能与他们比肩的。
鲁迅的译风，有古奥的东西在，但又与林琴南不同，内中夹带着诗人的性灵，笔触含着智慧。翻译并非是简单的词语转换，那其中亦有深情逸致在。这薄薄的《域外小说集》，像黑暗中的一豆灯火，照着中国荒漠的长夜，也闪现着周氏兄弟的精魂。偶然翻看那发黄了的著作，细细品味，是可感受到一种爱意的。(子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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