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国，我认为有三个人擅长幽默散文的写作：一为孔庆东，一为刘齐，一为单正平。孔庆东的《47楼207》风靡大江南北，用幽默、调侃、睿智的文字道尽了大学生活的乐趣，该书畅销四年不衰，最少有10万读者上过这厮的“当”；刘齐的大名恐怕您也不陌生，《南方周末》每期都有他的专栏，那带有浓烈的异国情调的“小葱大酱”吸引了无数的看客。那位神秘的单正平又是何许人也？

　　这厮乃西北汉子，他从小听党的话，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先后参加“文革”、下乡、插队、返城、考学、下海、教书。用他自己的话说，凡“咸与维新”之事，均与有荣焉。此生最令他耿耿于怀的事是，他好歹也算一大学教授，但父母却偏偏给他取了这么平常、平庸的一个名字。二十世纪末的某一个黄昏，当他再一次为一生的碌碌无为而慨叹时，他忽然悟到，自己的名字尚有“政治上正确”之意也。在中国这个政治大国，“政治上正确”就是一道安全符，虽然自己大半生平庸平常得一塌糊涂，却平平安安，亦乃人生之大幸，而且正好“名副其实”啊。

　　然而，他的文章比前两位却毫不逊色。在散文随笔新著《膝盖下的思想》的自序中，一开口他就出笔不凡：人们写作、思考用不同的方式，有的人用脑子思考，著作博大精深，有启发心智，指引方向之功；有的人用胸脯思考，好像总要“挺”着迎合点什么；有的人用屁股思考，立场鲜明，态度坚定；还有的人用生殖器官思考，故而才有“身体写作”或“美女作家”之说。而他自己，则是用膝盖以下的小腿思考的。没有高远的眼光，所见不过脚下三尺之内的事。而且他还常常怀疑自己，很多时候，没有站在大地上，是跪着的，膝盖经常会隐隐作痛。因为疼痛，常提醒他要贴着大地步行。

　　在《身份证》一文中他写道，80年代初，他第一次去公安局取身份证照，当他兴高采烈地拿起照片时，却大吃一惊，怎么自己像个囚犯？再往别人手里一瞧，无论男女，每个人的表情都大同小异，个个都像囚犯。等身份证出来，囚犯干脆成了待斩决的死刑犯，身份证上加了一个网，仿佛一个人在监狱的铁栏杆后绝望地看着外面的世界。进而他想到，在中国身份证是由公安部门统一制作并管理的，一说到身份二字，人们心里就紧张，因为以前普通公民一般是没有身份的，只有地主、富农、右派、坏分子之类才有身份，而这种身份却总是和错误、罪行联系在一起。迄今为止，身份证除了坐飞机、住旅馆、取稿费或上街时作为某类嫌疑犯被盘查时有点作用外，并不能证明我是个独立的个人而应享有什么权利或保护。为什么由公安机关而不是由民政部门来管理身份证？既然公安机关的主要职责是对付坏人，它自然会下意识地把所有管理对象都当作监控的对象或犯罪嫌疑人来对待。他写下了一系列诸如《身份证》、《户口》、《护照》、《人事》、《政治面貌》之类的文章，对我们习惯的生活进行质疑。此外，他还写下了诸如《第一双袜子》、《老刘的故事》、《单氏家语》等一系列反映底层人生存状态的幽默小品，堪称“含泪的笑话”。

　　从《两句名言》、《生态环境与丛林法则》、《从宋教仁说到民族主义》、《北京流氓论》等文章，又可领略单先生作为学者的另一面。他这样评价时代：文化思想暴力需要把流氓嘴脸打扮成英雄形象，有时则相反，需要公开承认自己是流氓，以此来显示自己的坦率坚决，来更有力地打击对手———你遇上流氓了，呼天无语，入地无门，说理而无人理，那你就只有缴械投降，或者自绝算了，省得老子动手！我们在一种流氓文化中浸淫太久，深受其害而不自知，慢慢使我们都习惯了，甚至也会跟着学坏，即使是正义的声音，正义的事业，有时也会用流氓的语言和方式表达出来。

　　单先生说：“我常弃书浩叹，世上的臭文章如此多，我常掩卷悲叹，天下的好文章何其多。写，还是不写，这是一个问题。我常常因此而茫然无措。”(牧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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