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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世纪后期秦的统一，是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划时代的大事。吕不韦作为秦国上层执政核心中的重要人物，在这一历史演进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可以忽视的。吕不韦的生涯富于戏剧性，曾经极尽显贵，最终又归于悲剧结局。历代史家每多特意渲染其奇诡经历，或以政治道德油彩重加涂抹，使其文化形象大失其真。
以财富影响政治进程吕不韦出身阳翟富商，然而他与一般的商人不同，能够凭借非同寻常的政治敏感，发现质于赵国的秦贵族子楚“奇货可居”。于是决心进行政治投机，出谋出资支持这位“秦诸庶孽孙”取得王位继承权。子楚即位，是为秦庄襄王，吕不韦任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洛阳10万户，其政治投资获得回报。3年后，秦庄襄王去世，太子嬴政立为王，这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
从秦庄襄王元年(前249)起，到秦王政十年(前237)免职，吕不韦在秦国专权12年。而这一历史阶段，正是秦国军威大振，统一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期。应当说，秦实现统一，在吕不韦专权时大势已定。后来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秦王朝建立，吕不韦是当之无愧的奠基者之一。论其功业，吕不韦可以与商鞅并居前列。
吕不韦以个人财富影响了政治进程，他以富商身份参政，并取得非凡成功，就仕进程序来说，也独辟新径。吕不韦的出身，自然也是他身后招致毁谤的原因之一。而这种由商从政的道路，虽然履行者罕迹，但对于政治文化风貌的影响，也许是有特殊意义的。
桃色污点吕不韦的情感经历污染宫闱，又有秽事，都见于司马迁的记载，所根据的，应当是秦国史《秦记》，大约是可靠的。不过我们通过《战国策·秦策》宣太后及性事毫不避忌，可知这是秦人风俗特征，也反映了秦人纪史的传统。秦重女权，秦国政治史上屡次发生太后把握朝政的情形。这种政治异常往往又与道德异常相伴随，即太后专权时每有后宫秽行的传闻。这种现象的发生，或许不应当由吕不韦等个人承担主要责任。
实际上掌握着秦国军政大权的吕不韦据说与太后关系暧昧，于是在传统史家笔下其政治形象蒙上了深重的阴影。我们今天回顾这一现象，则应当持较为冷静的历史主义的态度，更看重他的政治实践和文化倾向的历史效应。
吕不韦事迹中最为世俗之人所瞩目的，是关于秦始皇血统的传说。秦始皇身世之谜中赵姬有孕，后归子楚的说法始见于司马迁《史记》，然而明代已有学者指出此说乃“战国好事者为之”。自然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即如王世贞《读书后》所推想，吕不韦客借此丑化秦皇，“而六国之亡人侈张其事，欲使天下之人谓秦先六国亡也”。后世文人炒作这一传闻，以艳市俗，则是出于另外的目的。而秦始皇私生之说即使属实，这种男女私秘，知情者也只有吕不韦、赵姬和子楚，而他们都是绝无可能宣露于外的。以严肃的眼光看历史，秦始皇就是秦始皇，嬴政也罢，赵政也罢，吕政也罢，都不应当影响我们对于他的历史作用的评价。
《吕览》的文化品级吕不韦时代，是秦国吸引东方士人西行参与秦政，从而使秦的文化实力空前扩充的时代；也是秦文化汲取东方文化的成熟内涵，取得历史性跃进的时代。这一文化进步的突出标志，是《吕氏春秋》的问世。吕不韦组织其宾客各自著述所见所思，“集论”以为《吕氏春秋》，以为天地万物古今之事，都充备其中。据说书成之后，曾经公布于咸阳市门，请列国诸侯游士宾客修正，号称有能增减一字者，给予千金奖励。可见这部书当时在秦国已经占据了某种文化权威的地位。《吕氏春秋》的重要文化价值，突出表现在撰著者有意在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即将形成的时代，为推进这一历史进步进行着一种文化准备。在政治文化的总体构想方面，吕氏为秦的最高统治者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并且体现了相当开明的政治意识。
《吕氏春秋》是战国百家争鸣时代最后的文化成就，同时作为文化史即将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可以看作一座文化发展的里程碑。尽管吕不韦在秦王朝建立时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然而《吕氏春秋》的文化倾向对秦政依然有一定的影响。或许可以说，《吕氏春秋》一书的文化内涵，体现了吕不韦较其政治实践更为突出的历史贡献。(王子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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