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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跨出机舱门，就有一股从未感受过的热浪向我袭来，我差点昏厥过去。通过一条连接着舱门的圆柱型的富丽堂皇的空中通道，进入一个凉气袭人的宽敞的大厅，等了一会，传动带送出了行李包。当我推着行李包向外走时，却没有发现卫超，我又四处找了一转，还是没有，我开始惶恐起来，立即去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操乡音的人，我这才有一种安全感。他告诉我卫超在下午5点就到机场去了，结果机场说本次航班无限时延迟，他一直等到9点才回去，现在又到汽车亭去等我去了。他让我自己乘中巴到上海宾馆汽车站下车就可以见到阿超了，如果没见到就再往前走200米到华强南路招待所的第二层，招牌是“豪绅川粤大酒店。”
我走出大厅，一排中巴正在路边招徕顾客，那些广东仔正在用一种几乎听不懂的普通话嚷道：“深圳!深圳!到深圳!”我刚一踏上那辆已经点火启动的中巴，就飞快地向前驰去。沿途是高大的广告牌和连绵不断的厂房、车间，正灯火通明，发出阵阵轰鸣声。半小时左右，中巴停在南头边防检查站亭外，我取出边境证和身份证随人流鱼贯而入，那个武警把我和边境证、身份证上的照片狠狠地盯了几眼，仔细地对照一番，然后放我入关。入关后，又换乘中巴，直奔深圳市区。一路上灯火愈加辉煌，座座几十层的高楼大厦在夜幕中不断掠过。在上海宾馆站，车还没有停稳我就发现了卫超，几乎同时他也发现我了，我们一齐叫了对方的名字。卫超身材高大俊逸，一表人才。
“不好意思，没有接到你。机场没有通知飞机延时到何时，我明天还必须上班。”他一边接过我的行李包一边说。
“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让你白白等了近五个小时。第一次乘飞机就这样。”我抱歉地说。“我们还用得着说那些。阿非，我倒发现你变了。”卫超说。
“是不是陈奂生上城了，太老土了?”我问，“他妈你才到深圳两年就瞧不起老乡了。”
“不，不是那个意思。我发现你变老成了，以前总是先听到你的笑声后见到你的人。”他说。
“生活的艰辛嘛。”我笑笑。
我随卫超拐了个弯来到“豪绅大酒店”，这座十多层楼房中的第二层就是阿超上班的酒家。他告诉过我这里有五六个老乡。卫超两年前到这里，他以一个复员武警的国防身体被选中做了酒楼的保安部长。他把我领进去参观了一下豪华的酒楼，然后又下楼到街上，打了个的士到了不远处的住处。卫超告诉我他们住在赤尾村，离皇岗口岸和上步码头都很近，和香港新界仅一河之隔，在阳台上就可以看到新界半山腰的别墅。
我们走进了一片建筑物相对零乱，低矮的居民区，仿佛走进一处都市里的村庄。繁华和喧闹被平静代替，那些光秃秃灰扑扑的水泥墙上，贴满了那种不通过电视、报刊等现代传播媒介却又充斥中国每个角落，最家喻户晓的广告，专治那些让人面红心跳、难以启齿、裤裆之内、两腿之间的传染病。
我们走进一座崭新的六层楼洋房。卫超告诉我这座房子不过是当地一个农民修的，十年前不过花二三十万，现在一千万也买不走。每月仅酒楼就要付给他3万元房租，而酒楼只租了他的三四楼两层。这个昔日娶不上媳妇的穷光蛋娶了个漂亮的上海女子，买了辆奔驰轿车，整天吃喝玩乐，花天酒地。我虽早就听说这里的农民暴发了，听了这些还是瞪大了眼睛。
我们走上了楼时，有几个老乡过来。卫超一一介绍，阿蕾、阿波、阿华。
“我的好朋友，老同学李亚非。”卫超把我介绍给他们。
“亚洲的亚，非洲的非。”我笑着自我介绍，“这名字好记，叫我小李好了。”
“这里得叫你阿非，你以后就叫我阿超。”卫超说，“阿非这名字你不介意吧。”
“阿非?我成流氓阿飞了?阿非就阿非吧。”我笑笑。
阿波替我提行李，阿超整理床铺。这时我已经热得大汗淋漓透不过气来，我真怀疑如此高的气温中人居然能生存。阿超领我去冲凉，半夜三更的水竟也是温的。冲完后我又穿上T恤、短裤、拖鞋随阿超去吃饭，下楼经过二楼时他大叫一声：“杨排长，吃宵夜去。”里面就走出一个上身赤裸，趿着拖鞋的年轻人，他个子很高，瘦得可怕，露出排骨，一看见他就知道又该重视农业问题了，怪不得叫他排长。他操着浓重的重庆口音和我们打招呼，看见我很亲热。
宽敞的大排档坐满了人。阿超告诉我这里的人有吃宵夜的习惯，通常午夜以前是无法入睡的，而且从不睡午觉，精神特好。
“今天为你接风，吃几个广东菜如何?”卫超问我。
“随便，简单点的。”我说。
不一会，又来了几个女孩。有老乡陈蕾、黄姐和杨排长的女朋友，大家对我一见如故，谈笑自如。他们极其关切地问起一些家乡的情况，我于是把那些家乡人都不在意的事情，如哪条破街拆了房子，哪条水沟被填平，哪个老板或官员翻了船或哪个刑满释放人员暴发了讲给他们，他们竟听得津津有味。
“还是给我介绍些深圳的情况吧。”我说。
“这里是中国的联合国，每个省甚至每个县的人都有。却是广东人的天堂，外地人的地狱。
”杨排长第一个说，“这是个移民城市，过客文化！”
“什么都学香港的，电影、电视、报纸、杂志、商品、货币甚至口头禅都是香港的。”阿蕾说。“这里也是女人的天堂，男人的战场。”黄姐说。
“天气热死人，人际关系却冷死人。”卫超说。
“满街都是鸡婆。这里找鸡婆容易，找爱情难。”杨排长的女朋友说，她姓华。
“这里的人，不姓资也不姓社只姓钱，有钱就是大爷。还是你自己慢慢观察吧。来来来，吃菜吃菜!”卫超提醒我。
几个据说很有广东特色的菜实在是索然无味，不过我仍装出满有兴趣地勉强应付，幸好有一个被称为“通菜”的和川菜中的藤藤菜味道相似。
这几个菜几瓶啤酒居然花掉卫超三百多元，我十分过意不去。回到寝室时已经十二点过，冲了个凉瞬间又是大汗淋漓，热得睡不着，阿超给我找了台盒式电扇对着吹才好点。卫超兴致很好地对我说：
“你先休息，我明天下午才上班，刚才和阿波调了班，我们还要继续干革命。”便叫上杨排长、陈蕾、阿华去打麻将了。
一觉醒来已经是第二天上午十点了，我感到浑身又是汗腻腻粘乎乎的，没有料到早上的自来水竟也是热的，实在难找一丝凉意。阿超冲凉时告诉我昨夜的鏖战他赢了五百多元，杨排长被剃得只剩下骨架了，今天天然由他请客。我乘着空闲拿出电动剃须刀剃了剃满脸的胡茬，让自己强制性地年轻了一截，我又换了一件干净的宽松的T恤衫。我决定今天不到台湾老板那里去，我想先熟悉一下这个神秘莫测举世瞩目的现代化都市。阿超要带我去逛一阵。
刚一出楼，火辣辣的太阳光几乎刺得我睁不开眼，滚滚热浪向我袭来，瞬间浑身又被汗水浸透，汗水沿着脸颊和下巴向下不间断地滴落。我发现南方的天空格外高远格外蔚蓝，南方的阳光格外充沛格外耀眼，和内地相比，太阳似乎离地球近了许多，如头顶火炉，炙烈得令人不堪忍受。热带季候风挟着海洋的苦涩和潮腥扑面而来，还有一氧化碳气体、类似食物腐败的味道和一种难以言传来历不明的独特气味弥漫在城市中。
一到大街上就可以看到深圳的真面目了。那座座高耸入云、鳞次栉比、造形各异的楼厦都在艳阳普照下五光十色、流金溢彩、轮廓分明，显得比在电视中更加气派更加豪华，更有说服力。繁华商业街一条接一条，高档商店一间挨一间，制作洋化的广告牌和霓虹灯充斥眼中，人群熙熙攘攘摩肩接踵，车流你来我往穿梭不息。随处可见到内地很少出现的豪华型奔驰、林肯、凌志、皇冠轿车，的士是纯一色的红色“桑塔那”。街道两旁遍布着棕榈树、椰子树、槟榔、铁葵、芭蕉树等热带植物，街区拐角处有片片芳草萋萋的绿草坪，街心是高大的多层次立交桥或街心花园，园心有水池，池中清泉荡漾，喷泉飞舞……
这个平地乍起、急骤膨胀起来的南滨都市给人的感觉是繁荣但不拥挤，整齐而不零乱，是一个充斥着舶来商品、舶来文化、舶来客人，透着喧嚣浮华和富裕气息的大熔炉。几乎所有的人都绷着脸来去匆匆忙忙碌碌，其中晒得黝黑发亮的年轻人最多。大街上很少见到内地城市大街上常见的那种趿着拖鞋不慌不忙、胜似闲庭信步、甚至成排地蹲在街沿呈大便状的闲慵之人。阿超告诉我，这里一眼就能分辩出哪是外地人哪是本地人，即使不听他讲话也能。那些皮肤黝黑，身材干瘦精悍，穿鞋不穿袜子的就是本地人，他们手提大哥大，腰挂“挤奶机”显得轻松自若无忧无虑，一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越感溢于言表。大街上随处可见驾着豪华车，手提“大哥大”，牵着漂亮女人的新富们。手机，这种在西方发达国家严禁在公共场所使用的通讯设备，在这里却专凑人多的地方去，大街、商店、餐厅甚至冷不防地从轿车中探出一颗长颈鹿似的头颅来，对着手机大声说笑。那些用手机通话的神龙活现的家伙，一边格外宏亮，格外造作地讲话，一边用婊子般的目光胡瞟乱扫一气，生怕别人没看见，只要你一留意他，他的声音立即会高八度!俨然成了身份和富有的标志。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的生意全都被他们做完了、垄断了，这个世界他们说了算。也难怪，我记得当时的手机价格在两万元以上一部。其实根本没必要，因为这座城市通讯非常发达，就连许多僻静角落的小杂货店都有国际国内直拨电话。当然，这并不妨碍两年后我稍有盈余便也迫不及待地买了部手机招摇过市--新事物嘛。
我随阿超回到酒楼后，他替我买了份套餐。他告诉我，这是这个物价最高的城市中最实惠的吃法，只卖给酒楼工作人员亲属朋友，不对外出售。卖一份酒楼还要亏几元钱呢，价格每套十元。阿超说即使一两个人到最低档的大排档，一顿三四十元挡不住。套餐有数量不多的两荤两素一汤，全是川味，另加一碗泰米饭，统统放在一个〖HTK〗锃〖HT〗亮的不锈钢托盘中，一人吃足够了。
饭后阿超又领我到巴台休息。酒楼里开放大功率空调，通体玻璃墙壁挂着粉红色窗幔，地板上铺着绿茵茵的地毯，光线柔和，气温宜人，巴台正好在空调旁边，简直凉爽惬意极了。绵软娇嗔卿卿我我的粤语歌曲萦绕回荡于偌大的厅内，宾朋满座，欢声笑语、磕碟碰杯之声不绝于耳，身穿制服的女侍举杯托盘来往穿梭，大腹便便的食客们在身裹真丝旗袍的迎宾小姐的带领下鱼贯出入。阿超还身兼巴台调酒师，他给我介绍各种名贵的洋酒。
“这是轩尼诗XO，这是大将军拿破仑，这是路易十四，那瓶是极品占边……”
“你是不是要请我干几杯呀?”我心驰神往地问。
“我调了几个月酒也只敢闻闻哩，你看看那标签，一瓶酒够我挣一年哩。”他又悄悄说，“等机会吧。”
忽然，有一张熟悉的面孔出现了，那是蒙城几百万人都熟识的面孔--电视节目主持人苏茹，关于她在深圳情况的猜测，真是五花八门。有的说她迅速至富了，有的说她嫁给港商了，有的说她混不下去了，有的还说她得病了。她年轻、漂亮，并且不乏现代气息，但她没有多少娇柔造作，她的气质来源于她的自然状态。在众多的女士中，她的确有一种卓尔不群的气势，她一袭黑衣裙，黑色高跟休闲鞋，仍然保持着以前的肤色。她走过大厅时引得那些广东佬纷纷转身给她行注目礼。她径自走向巴台，放下她的手提包，然后站在我的面前，她留意了一下我，我向她点点头。
“蒙城来的?”她问。
“对。卫超的同学。”我忙点头，“你好，苏小姐。”
“你认识我?”她问。
“谁敢不认识你呀?家乡人民想念你，常提起你。”我说。
“是吗?他们怎么说的?”她感兴趣地问。
“说你迅速致富了，要携带巨款回家乡投资建厂，改变家乡面貌。”确有这种说法。
“天哪!真那么说?”她笑起来更漂亮了，“发什么发，替别人打工而已。他们还说什么?”“都说主持节目还是你好。现在主持人走马灯似地换，不是形象差就是没文化，严重影响家乡投资环境，都希望你回去。”我说。
“局里几次催我回去教一下他们，我怕一回去就走不了，一直拖着没走。”她有些得意地说。忽然她又问我：“你也是来找工作的?”
“我是来体验生活的。”我随口说道。
“体验生活?”她有些不解地问。
“在内地做公家人太舒适了，公家把我们宠坏了，年纪轻轻便四平八稳地闲散起来，闲得身上生青苔。”我说，“再说尽管每月二百元工资很寒碜，可我还是惭愧!”
“所以就不当公家人了?”她问。
“对。想到深圳来体验一下血与火的竞争，尝尝被剥削的滋味，还想找点冷漠的感觉。”我说。“真的!那你简直找到了好地方。”她又笑道，“深圳这地方，谁也不管不了谁，有一句话叫深圳不相信眼泪。”
这时阿超过来对我说：“现在没事了，我给你借了部车，我们出去转转。”
我们下楼后沿深南中路向东行。毒日头当空照着，一股带着潮湿海腥味的热浪立即向我们袭来。我先给家里发了封电报，又给台湾老板打了个电话，他不在，我告诉接电话的小姐我明天到他们公司，并留下姓名。
阿超对我说：“如果你需要单车，我可以帮你买一部，这里偷单车成风，二十元就可以买一部不错的单车，要用就用，不用就送人或扔掉。”
走到前面不远，阿超指着正面通体镶嵌着巨大玻璃墙说：“这是麦当劳快餐店，所有来深圳的人都要来品尝一下异国风味，等会儿返回来时，我们就在这里吃晚饭。”
路过深圳市政府时，我看见在附近耸立起一座巨大无比的邓小平画像，形神兼备，非常逼真。他老人家慈祥地挥着手，俯视着这个他亲自缔造的现代化城市，旁边是一行大字：“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我琢磨着这一定是在邓公去年初南巡或党的十四大后建造的。阿超告诉我这里的人都非常崇拜邓小平，尊称他为邓大爷，很多家里都有他的画像供着，每天拜他，祝他老人家身体健康，万寿无疆。前方有两座大厦高耸入云，卓尔不群。阿超告诉我那座稍低的圆顶方柱体大厦是国际贸易中心大厦，那早已成为深圳的象征，稍高的尖顶大厦是深圳发展中心，是目前深圳的最高建筑。路过深圳大剧院时，阿超告诉我这里常有香港歌星演出，四大天王不久就要来此献艺。
不远处向右拐，我们来到国贸大厦前面，这里是深圳最繁华的街区，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国贸大厦的低部几层是商场，我们走进光亮堂皇，富贵袭人的营业厅。那里面商品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或流金溢彩或晶莹剔透或精巧别致或美仑美奂，大都是进口货。有两千多元的眼镜，三千多元的皮鞋，几万元的手表，还有那些连阿超也只能闻闻的洋酒。我指着一根两千多元的皮带对阿超说：“他妈的，这可能是人皮造的。”看见有的人买这些商品就象我们买一杯可口可乐那般随意，真让人寒碜得想从楼顶一头栽下去。当时我就深刻地意识到什么是财大气粗什么是人穷志短，意识到什么叫做渺小。阿超问我是否想上楼顶去俯视一番深圳的全貌，我也没了心思。下楼后，我们在喷泉池前以大厦作背景合影留念。我们四处张望一番，感到无路可走，阿超提出去看场电影，我立即赞同。我们走到附近的南国影都，正在上演一部香港片，由一个以善于迎合低级趣味著称的、被香港演艺界封为“波霸--英文Biggest busts(巨乳的意思)”的主演。在阿超去买票时，一个约莫二十岁，很时髦的陌生女子忽然袅袅走近我，用普通话低声问我：“靓仔，请我看场电影好吗?”
我大吃一惊，一时不明白她的意思。
“二十元一张票，很便宜的嘛。”我说。
“我十元钱都没有了，请我看一场吧。”她甜甜地说着看我，那目光既温柔又凄凉，既娇娆又不幸。
我有些心恻，正想搭话，阿超走过来，拉起我就走，一边用四川话厉声教训我：
“那是鸡婆，还看不出来?笨蛋!这里有便衣，专抓干这种勾当的人。”
“别把别人看得那么坏，我看别人不象嘛。”我边说边往回望了一眼，果然那女子又向另一个男子走过去搭讪去了。
“怎么样，不相信?现在后悔还来得及。”阿超取笑我。
整部片子粗制滥造，杀来杀去，“波霸”有意无意地泄露春光，却并不彻底，根本无法满足我们的低级趣味，我大骂上当，没看完就拉起阿超离开了影剧院。
“我看那对奶子应该拿去解决香港市民的奶瓶子工程。”我笑骂，“拍电影真是可惜了。”不觉已是暮色苍茫，华灯初上，深圳反而更加繁忙了。猩红的夕阳和五光十色的霓虹灯笼罩着喧嚣浮华的城市，建筑、车流和行人都变得虚幻而模糊不定。我们向回走时，塞了好几次车。折回到麦当劳快餐店，一跨进去，瞬间感到一种异国情调，服务员一律穿着整齐的红白色竖条相间的短袖衬衫，系着黑领结，斜戴着一种别致的船形帽。里面早已人满为患，有些人吃完了并不走，还坐在窗前欣赏街景，闲谈，我们好不容易在大厅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两个座位，花了在四川两三个人可以舒舒服服吃顿火锅的钱买来汉堡包、比萨饼、沙拉、大杯橙汁、炸土豆条等几样东西。阿超告诉我，在深圳除非吃盒饭和套餐，这是最廉价又体面的消费。
我们不慌不忙，边吃边聊。忽然在我们对面一对男女卿卿我我，搂搂抱抱起来，男的年龄至少不低于五十岁，女的年龄至多不高于二十五岁，那样子绝不可能是一对父女。那女子身上穿的哪叫衣服，简直是一张鱼网!男人又黑又老，越南人似的色迷迷的一副挨打像。瞬间，那女人钻到男人怀中撒起娇来，那个老男人一只手放在她的臀部乱摸，一只手搂住了她的脖子，面红耳赤地耳语，残言片语、轻声浪笑飞进我的耳膜。要不是那男人的大哥大响起来，不知道还会干出些什么来。
回到宿舍的首要任务是冲凉。仅仅两天，我的脸就象一只被烤焦的甘薯黧黑透红。我笑着对阿超说：“你看我们现在，脸象包公，身子象杨贵妃。”他说：“这是北方人到广东的第二身体特征，等不了两个月，你的脚就会有一股香港味了。”
想明天要去见台湾老板，得做个准备，于是谢绝了搓麻将的邀请，独自回到寝室，从包里取出一本《英语世界》，我得练练口语以应付明天面试可能出现的英语对话。我翻到《克林顿总统就职演说》大声朗读起来，不一会，隔壁的广东仔走进来，好奇地看着我，用极生硬的普通话问：“你在读英语吗?”
“是的。你是广东人吧!快坐。”我忽然想和广东人接触接触，文艺、影视、传说和闲谈中的广东人不乏饱暖淫欲之徒。
“韶关人，在粤北。”他坐下说。
“怎么广东人也要打工?”我吃惊地问。
“我们那里是山区，很穷的。广东也只是珠江三角洲，南部沿海富裕。”他费力地用普通话解释。
“那这些先富起来的老乡会带动你们富嘛。”我笑着说。
“哪有那么容易，你是学英语的大学生?很吃香的，可惜我不懂，初中刚开始就回家了，太穷，上不起。”他有些黯然，他比一般的广东仔要高大强壮得多。
“打工很苦吗?你每月能挣多少?”我问。
“累死人，每月不过四五百元，全部寄回家去了。克-林-顿是谁?”他拿起书看，那上面的文章题目是汉字。
“美国新总统，才四十六岁，还没生下来父亲就栽到水沟中淹死了，继父是个酒鬼，他小时候比你惨多了。”我安慰他。
他高兴地走了，我又读起来，直到睡眼惺松，倦意难忍才不知不觉地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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