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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一早起来，从冲凉房回来经过阿超和杨排长的床时，他们正鼾声如雷。我推醒他，告诉他我要到龙华镇去了，他迷迷糊糊地对我说：“带上身份证和边境证，路上小心点，天黑之前必须回来，关外治安很混乱。”
我提起一个皮夹，到楼下的杂货店买了块面包，一杯冻奶敷衍了事，然后到上海宾馆去乘车。没想到早上八九点的太阳竟是如此毒辣，我撑起伞也无济于事，热浪从四面八方向我袭来，瞬间浑身都被汗浸透，尽管我的变色近视眼镜镜片一见阳光就变成墨黑，减弱了光线辐射强度，仍觉眼睛受到刺激，胀痛难忍，我不得不将眼睛迷成一条线。到了上海宾馆前的汽车站台才知道，要到龙华必须到东门汽车总站乘车，又绕到街对面的停车亭乘了中巴到东门汽车站。中巴沿深南中路东行，几乎把深圳城走穿。下车后又东探西问才找到东门汽车站。这一带比较繁杂、混乱，也很肮脏，操着各种稀奇古怪，南腔北调的人群乱作一团，要不是广告牌上的汉字，真象到了哪个东南亚国家。我很容易找到一辆到龙华镇的老式公共汽车，汽车启动时，已经十点了。我的心里有些激动，回想起在家乡和台湾老板的电话交谈。
已经分不清哪是城市，哪是农村。四周到处是连接成片的厂房和十几米高丛林般的广告牌，同时正在大兴土木，大型推土机、翻斗车、吊车来来往往，打夯机，压路机也轰轰作响，山丘被削低，低洼被填平，农田被红砖墙围成圈子，到处是都市的出租车和香港的集装箱货柜车来往穿梭。这里同时也显出工业化的恶果：污浊的空气，肮脏的路边水沟，成堆成片的垃圾，裸露的红土地，荒芜的田园和肆意乱飞的蚊蝇。
公共汽车在颠簸摇荡中行驶了整整一个小时，终于到达了龙华镇。我一下车，就双腿一软，差点昏厥过去，热浪中我的脑袋简直就要炸裂，我觉得就要被烤焦就要被熔化了。我抹了抹风油精在太阳穴上，刚一定神，立即有几辆摩托车将我团团围住，是几个肤色和非洲人相差无几的土著居民，他们争着问我到哪里去，他们可以送我去。我迟疑了一下，找了个貌似憨厚的中年人，让他将我载到小埔工业区，他要价十元，经过一翻讨价还价，最终以七元成交。我无奈上车，他载着我飞驰而去。
“你们广东人这么有钱，你还在乎这点小钱?”我不满地问他。
“小钱都不会赚还能去赚大钱?”他笑笑。
约六七分钟后，他将我送到了小埔村，他以优越感十足的口气告诉我，这里是港台独资企业比较集中的工业区。这时我才发觉这个地方是个比较偏僻，地势起伏，环境肮脏的地方，到处是围着墙的工厂，看上去规模都不大。我一路打听，终于在一山凹处找到目的地--达昌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我兴奋起来，居然产生了一种到家的感觉。在门口却被门卫挡住，他让我先等着他先进去报告，不久他出来告诉我下午两点来，马上就要下班了。从其中一个门卫的口音中我听出他是四川人，于是我用四川话问：“你是四川人吗?”
“是的，宜宾人。老乡哪里人?”他显然很高兴的样子。
“蒙城人，你一定去过。”我赶紧给他一支烟。
“去过好几次，那地方还不错。噢，你就是前段时间联系到这里工作的大学生?”他问。
“是的。”我连说，“我还和老板通过电话。”
他看了看四周没人，压低了声音对我说：“老乡，我得给你说件事。”
我一惊，忙问：“师兄，谢谢您!啥子事?”
“这里并不是你以前想得那么好。今天上午才一齐走了六个大学生，四个武汉人，两个成都人，才干了十多天。刚走不到两小时，和老板吵得很凶，差点动手，派出所的人都来了。”他说。
“为什么?”我大吃一惊。我以前确实知道有好几个内地大学生被台湾老板看中。
“受不了。以前把这里看得太好了，以为遍地是黄金。台湾老板吝啬得要命，给别人的月薪才六百元，我才三四百元，根本不够用。这里干活累死人，经常加班不给钱，工伤事故、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一概不管。你看这里象监狱似的，平时不准工人出厂门一步，上下班都要搜身的--据说是防止顺手牵羊小偷小摸，办公室有监视器，稍有不慎，轻则扣工资、挨体罚，重则炒鱿鱼。这里离城又远，我在这里干了四个月了还不知道深圳城在哪个方向哩。我也想回老家了，我以前在老家每月轻轻松松挣五六百元……”
这时另一个保安走过来，他立即以目警示缄口不言。我道了谢，顶着烈日走到山丘下的小埔村。我走了一转没有找到一家川菜餐馆，只好在一家小杂货店兼作餐馆的小屋里坐下，一个赤着上身的广东仔从里屋里走出来问我：“先生吃点什么呀?”又递过一杯脏兮兮的茶水。我选来选去，要了个肉丝面条，一瓶冰镇啤酒。不久他就端了碗面条出来，我吃了口，实在难以下咽，问他有醋没有，他立即进去提了个瓶子出来，那种醋却和北方的醋不同，透明，味道淡而无味。幸好他这里有专门为四川人准备的辣酱，我才勉强吃完。然后赶紧到电扇前一阵猛吹，一边喝啤酒。
“哪里来的?朋友。”广东仔坐在那里闲得无聊，开始和我搭讪。店里就只有我一个客人。“大圈仔。”我笑笑。这个从香港片中学来的词儿终于派上了用场。
“噢，北佬。”
“什么？”
“北佬啦，我们把所有的外省人都叫北佬，把老外叫鬼佬。”小老板说
“四川对广东而言，也算是北方。”我说。
“四川人?这里到处都是四川人。找工作的?”
“对。以前联系到一家台湾老板公司。”
“台湾老板?你不该联系到台湾老板的公司。”
“为什么?”
“小气得很，又吝啬又好色。工人每月工资才二百多元，看你的样子是文化人，做个管理干部一月也不过五六百元还得低三下四。我们本地没有人愿替他们干活。香港老板大方一点。”“当然，你们不必受他们的剥削，本来就有钱嘛--你们是一伙的，合起来榨北方人内地人。不是只用二十年就要赶上他们吗?”
“不用二十年。”他得意起来，“我们这里几乎家家都是百万富翁。”
“家家都是百万富翁?”我疑惑地看着那张极易勾起人们对鸦片战争痛苦回忆的脸，“你说得也太夸张了点!”
“骗你干嘛?”他说，“一夜之间就是百万富翁，就连我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我问。
“我们的土地，山头卖给外商建厂，这就是一大笔钱，我们就用这笔钱的一部分自己建厂，另一部分建合资企业入原始股分红，现在村里的每个人不论老小，每年有五六万元；还有我们的楼房，前几年村上统一修的，当时只卖给我们几万块，现在要值几十万块，除此之外，我们还在楼下开门面经营。告诉你，我们这里的村支书、村长几百万上千万的都有。”他闪烁其词地说。
“几百万?”我被镇住了。我那参加过淮海战役的父亲的月薪不过五百多元。
“外商要买地方，要选好地方，都要经过他的签字批准，要是不给好处，他们就不签字，或者要高价，我们村长坐的是奔驰，比外商还要阔哩。”
我感叹道：“都说北京人爱国，上海人出国，广东人卖国。这话一点不假。”他有点不解，痴痴地看我笑，我又问他，“你们糊里糊涂地成了百万富翁，挣了这么多钱怎么花?”
“吃啦喝啦嫖啦赌啦抽啦。”他给我扔过来一支万宝路，“人生一世，吃穿二字啦。”
“难怪我们等了那么久也没见你们过来帮我们一把。”我笑着说，“原来钱全花在邪门歪道上，为富不仁!”
“别说那么难听好不好?你也是明白人，这人生一世，吃穿二字；不吃不喝，不懂生活；不嫖不赌，对不起老丈母。一辈子不过就几十年，以前穷得连条裤衩都穿不起，现在也该补偿一下了。”他翻动着厚厚的嘴唇，露出一排又黑又黄的牙齿。我一时居然词穷，他又说，“你们四川妹真靓!”
“广东妹也不错嘛!”我说。
“广东妹是不错，就是他妈的太黑了，四川妹子真是白的可爱!”他说完这话我便已把他归于烂仔之列。
“那你就找一个呗，反正你有的是钱。”我说。
“试了几次没成功，四川妹狡猾得很。”
“一定是把糖衣吃了，炮弹退给你了。”我大笑起来。
暂时的轻松使我忘了即将和台湾老板的见面，当我于一点五十分离开那个烂仔的小餐馆走向昌达电子有限公司时，心里又惴惴不安起来。我一到厂门口，那个老乡立即领我进去。我穿过绿草坪上一条石砌的弯弯曲曲的小径，走进一排平房，一进门凉气袭人，褪去了我身上浸出的汗水。我站在一个大办公室门外，看见老乡走进去，在一个穿着灰白色短袖衬衣的胖子耳旁嘀咕了几句。一个小姐走过来，手里拿着以前我寄的个人资料，她让我换上门口的拖鞋进了一间会客室，我刚坐下来，那个又矮又黑的胖子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
“请问您就是孙仁先生吗?”我赶紧起身问他。
“我就是孙仁。你怎么说来就来呢?前天才收到你的信，今天就跑来，也不等我的答复。”他劈头就说。
我一时愣了，只听他又责备道：“唉，你们年轻人怎么可以这么冲动呢?”
我半晌才小心翼翼地说：“汉口的韩经理让我直接来找您，说您同意了。”
“什么?我同意了?当时我同意了，现在却不行了。”他说，“再说，他只是汉口分公司的经理。”
“为什么?”我惊异地问。
“现在不需要人了。”他淡淡地说。
“不需要人了?”我有些急了，“孙先生，我停薪留职，丢下原来的工作，千里迢迢地赶来，就是为了到贵公司干事。你忘了我们的电话交谈?”
“为了我的公司，笑话!当初说的多好听，工作再苦、条件再差、工资再低也来，才干了一个礼拜就受不了啦，说走就走〖HT5，7”〗口〖KG-*3〗〖HT5，6〗也〖HT〗。”他气咻咻地说。
“孙先生指的是那几个大学生?”我问。
“就是，四个汉口的，两个成都的。今天早上刚走，太懒了!加班受不了啦，下车间受不了啦，没电视没空调受不了啦，离城远点受不了啦，四个人住一间房子受不了啦，自己拿钱看病受不了啦。你们都把我这里当成什么啦?慈善机构呀?我这里是工厂〖HT5，7”〗口〖KG-*3〗〖HT5，6〗也〖HT〗!不是俱乐部，更不是福利院!你们这些大陆人怎么会是这样呢?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今天早上刚走，和我吵还要和我拼命〖HT5，7”〗口〖KG-*3〗〖HT5，6〗也〖HT〗。”孙仁用台湾人那种特有的嗲声嗲气的普通话停也不停地说。
“大陆人并不都是一样的，别人是别人，我是我，我会好好干的，请相信我，孙先生。”我讨好买乖地说。“那我不管，现在说的好，干几天就跑了，我都没脸见人了。你们这些大陆人!”他站起来要走的样子，“对不起，李先生，让你白跑一趟，我还忙。”
“你当我是什么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我在情急之中火气顿生突然大声说。
这声音果真起了作用，他又转身坐下来。
“你别叫嚷好不好?这个责任不在我〖HT5，7”〗口〖KG-*3〗〖HT5，6〗也〖HT〗。不错，当初我是同意你来，但我现在不同意了，谁让你那么急嘛。年轻人做事怎么可以这样呢?做什么都要有计划的。你这样做事不可以，我也不可以要你，那以后会给我造成多大的损失呀?你太冲动，我不可以养吃白食的〖HT5，7”〗口〖KG-*3〗〖HT5，6〗也〖HT〗，哎，你们这些大陆人!”他说起话来一脸横肉晃动不已，而讲国语的语气就象小学生背书，嗲声嗲气地实在让人不舒服。
“孙先生，我第一次和台湾同胞面对面谈话，就这么不愉快。我一门子心思为你干活，你却把我当成了个要饭的。你们台湾人都这样的吗?”我语气生硬起来，“别大陆人大陆人的好不好!我们都是中国人!”
“说话别那么难听好不好?我是来赚钱的，不是开慈善机构，这里是工厂〖HT5，7”〗口〖KG-*3〗〖HT5，6〗也〖HT〗!我才不管你把我看成什么样的人，你有手有脚，又年轻又有文化，干嘛要接受别人的施舍呢?招了你们这几个大陆大学生，干几天就跑了，走的时候硬要我赔偿他们的路费，我活该倒霉每个人赔400元。”突然他似乎意识到最后一句说漏了嘴，赶紧闭上口。
“那你也应该赔偿我400元路费，我是乘飞机来的，机票640元。”我赶紧说，并从皮包里取出机票送到他的面前。
“这不行!我凭什么赔你?”他看了一眼机票，一直摇头耸肩。
“一视同仁，我也是你们招聘来的。”我说。
“这不行。当初只是口头招聘，没有面试，不是正式招聘，再说他们毕竟上了10天班，这赔偿就当是工钱好啦。”他说。
“只赔我400元。”
“不行。”
“200元，我没钱回家了。”我故意说。
“不行。凭什么呢?没钱回家关我什么事?你可以去找老乡借嘛。”他冷若冰霜。
“我没有老乡，住在宾馆里。这样吧，借你400元，我一回家就还你。”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呢?我们无亲无故，一面之交而已〖HT5，7”〗口〖KG-*3〗〖HT5，6〗也〖HT〗。你自己想办法吧。”他冷冰冰地说。
“这样吧，孙先生，我在你的工厂干十天活，你也给我400元，怎么样?”他越这样，我越想逗逗这个家伙。
“不行。你当这里是旅馆呀，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他又站起来说，“你可以走了，你浪费了我十分钟，你们大陆人有的是时间，我没有呢，我还忙。”
“你们台湾人不是特喜欢关起门来大谈孔孟之道，眼泪汪汪地争论谁是谁非，满嘴的仁义呀、道德呀、爱心呀，你怎么这么不通人情，没有良心，见死不救?”我冷冷地奚落道，“你这个台湾佬!”
他的脸刷地变得煞白，嘴上振振有词地傲慢地说：“我是中华民国人!”他又大声嚷道：“别耍流氓好不好?你死你活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同情你呢?我们非亲非故，我又不是慈善家。你再不走，我要叫保安了。”
我猛地从椅子上蹦起来，向他扑过去，声音比他还要大：“怎么，你以为你已经光复大陆了?可以胡来了?可以让大陆人打大陆人了?你忘了你当初是怎么到了台湾?你也只不过一个生意人而已，你神气什么?我看你也是在那边混不下去了。党国不要你了！”
他大吃一惊，身子往后一闪，怔怔地看着我。这时不知是谁叫来了两个保安，孙仁立即大叫：“还站在这里干什么?他在这里耍流氓，把他赶出去!快点!把他赶出去!”
两个保安面有难色，有些犹豫，慢腾腾地走过来，我看见那个宜宾老乡在给我递眼色，我想不好给他添麻烦了，于是平静地笑着说：
“别急!孙先生，我自己会走，你留也留不住，资本家的乏走狗，包身工我是不会做的。要你赔钱是假，逗逗你是真，别人都说台湾老板是吝啬鬼守财奴，果然如此。”我掏出一叠百元券在他面前晃了晃，“我还有2000多元钱。”
他一脸的难堪，脸色由白转红，没有说话。我提起皮包往外走，猛一回头握住了他的手，他吓了一大跳，惊叫：“你要干什么?”
“孙先生别生气呀!我们都是中国人嘛!何必大陆人台湾人中华民国人?你还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台湾同胞〖HT5，7”〗口〖KG-*3〗〖HT5，6〗也〖HT〗，哇--噻--，我们有缘份〖HT5，7”〗口〖KG-*3〗〖HT5，6〗也〖HT〗!”我笑嘻嘻地说完，又猛喝一声，“我警告你，不许搞一中一台!都是中国人!”
他尴尬地无言以对，怒气冲冲地逼视着我，用发抖的手指着门口，当我在众多职员表情复杂的注视下走出门口，老乡对我说：“你不在这里干是对的，我最多也再干一两个月，台湾人从骨子里是将我们看作穷光蛋，只有靠他们才有饭吃，谁受得了?我建议你去找家港商或本地企业，情况可能要好点。”
我道了谢独自沿山坡向镇上走去。踏上被太阳烤得几乎要熔化的柏油马路，让我每走一步都差不多让皮鞋鞋底从脚上分离，我一只手拎起裤腿，一只手抓着皮夹子撑着伞。疲〖HTK〗蹋〖HT〗嘴歪，垂头丧气。想起以前在电话中友善的交谈和刚才的见面，这个孙仁真正给了我一种哭笑不得的感受。这就是我们亲爱的台湾同胞，我想。
我在镇上乘了中巴回到城里，直奔阿超上班的酒楼，他们正在准备晚餐。他一见到我立即将我领到吧台。一边给我拿了听罐装冰镇啤酒给我散热，一边问：“情况怎么样?”
“白去了，台湾老板不在，要等几天。”我淡淡地说。
“想吃晚饭了吗?”他问。
“我还不饿，晚上吃吧。你去忙你的。”
“我没什么事，呆在这里就行了。”他坐下来陪我喝啤酒。
这时一个被叫作阿利的贵州女子走过来，她在酒楼女服务员中算得上有几分姿色，所以做了领班。她得意地对收银员阿蕾说：“良仔刚才从香港来了电话Call我，今晚上来看我。他真大方，上次才给我买了条金项链，这次又给我买了手表和化妆品。”
阿蕾却似乎并不感兴趣，只是说：“没有白吃的宴席，不要吃亏哟!别到时怪我没提醒你。”“良仔可是真心对我好，人老实得很，几次连手都没敢碰我一下。”阿利说。
“是不是他每次都只和你畅谈香港基本法?不碰你?不碰则已，一碰就要碰出艾滋病来。”阿超冷不丁冒出一句。
“好哇，阿超，你胡说!”阿利拿起菜单薄就砸在阿超的头上。
“良仔是谁?”我问。
“你猜猜?”阿超笑着问我。
“她刚才说良仔从香港给她打电话，又是买金项链，又是买手表化妆品，一定是个大老板〖HT5，7”〗口〖KG-*3〗〖HT5，6〗罗〖HT〗。”我分析道。
“大老板?新界一个守渔塘的农民。”阿超大笑起来，“都快五十岁了，还良仔呢，阿利该叫他良叔才对!我见过两次，长得就像索马里人。”
阿利受了刺，一脸的愠怒，一时找不到话回敬，只骂阿超胡说八道。
“守渔塘有什么嘛?人家是香港乡下人，和我们大陆农民不同，富得很。周润发和刘德华以前不也是新界一带的农民嘛?现在怎么样?一个是巨星，一个是天皇，都快成神仙了。”我给了阿利一个软着陆的机会，她吐吐舌头扮着鬼脸走了。
阿超下班后领我到了不远处一家名叫“大拇指”的快餐店。这店虽小却极别致，窗明几净，生意兴隆。阿超点了个红烧猪蹄，煎带鱼，两盘扬州炒饭，两瓶“金威”啤酒。阿超有说有笑，怎奈我总是提不起精神，饭后我们在街头胡逛到将近十一点钟才往回走。
在路过一处建筑工地时，一群在屋檐下闲坐的民工突然起来四处猛跑，慌乱如惊弓之鸟。我大吃一惊，回头一看，原来有几个武警冲过来。阿超警告我：“别紧张!别跑!那些都是没有边境证和居留证的民工，抓起来，轻则罚款，重则遣返。我们不象那种人，你放心。”果然，武警经过我们身旁时，只是盯了我们一眼就去追那些鸟散的盲流。
我们刚走回宿舍，还未上楼梯，就听见里面传来摔打声和哭骂声：
“没出息的男人!你吃老娘穿老娘玩老娘，还敢给老娘脸色!”女子的声音。
“好，老子不靠你，给我买张卧铺票，明天就回四川。”我听出是杨排长在咆哮。
“臭男人!你没有资格坐卧铺，坐硬座就算抬举你了，明天就滚回去……”
杨排长在嚎啕大哭，夹杂着叫骂声。
“赶快!两口子又在打架了。”阿超快步向楼上走去。当我们赶到三楼阿华的寝室，看见她正在把杨排长的衣服一件一件从柜中往外扔，杨排长窝在床上，又哭又骂，一副悲恸欲绝的样子。旁边阿蕾、阿利和黄姐在劝他们。
“怎么又打架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非要动武?”阿超问。
杨排长见到我们就象见到救星，一把拉住阿超和我说：“阿超，阿非，你们评评理!为了陪她到深圳，我不假而走，现在已被厂里开除，我还要怎样?我对得起她了!”
“谁要你陪!别人走，自己非要跟着来，单位来信让你回去，你还赖着不走，开除你也活该!要文化没文化，要体力没体力，谁要你这个窝囊废?你吃我穿我几个月，还有什么资格教训我?”阿华大骂不止。
“我想找不到工作吗?我想吃白食吗?你的衣服连裤头哪样不是我替你洗的?”杨排长委屈地说。
“你吃白食就该?还要我来伺候你不成?老娘活得轻松吗?白天别人在空调厅房凉快，我却在大街上一站就是七八个小时，又晒太阳又淋雨，还要低三下四地赔笑。晚上别人在宿舍里打麻将，我还要去坐台，去陪臭男人跳舞。那舞厅里的男人有几个是好东西?再恶心也得赔笑。几个月我的腿都浮肿了，一直没褪，睡觉时痛得腿都没法弯曲，要垫着枕头才有办法睡觉。这都怪你这个没出息的臭男人!妈呀，我的命好苦呀!”阿华泣不成声，杨排长耷拉下脑袋，大气也不敢出。旁人一时没了安慰的话，阿超索性将杨排长拉走。他说要喝酒，我们劝不住，只好和他到了楼下不远的大排档，一人要了瓶啤酒。他一口将瓶盖狠狠咬下，仰起脖子沽沽猛喝一口。
“你们两口子怎么象小孩子似的，好起来好得要命，狠又狠得要命?莫名其妙。”阿超问。“唉，两位哥们哪知我内心的苦处呀!”他目光有些滞呆，缓缓地说，“你们不比我，阿超不愁工作和暂住户口；阿非是大学生，懂英语，也不用发愁。你们又都是单身汉，什么都方便。阿华和我虽未结婚也算是老夫老妻了。在老家时，她家就反对，说我又穷又没出息，阿华死活要跟我好，家里差点不认她。现在怎么样?连她也嫌弃我了。我和她到深圳来本来就是想挣点钱回家结婚，我也是想给她家里看看，我也是一米七八的汉子。没想到这里女人好找工作就是没有男人的地方。白天为了见工我磨破了嘴皮，走破了鞋底，晚上又提心吊胆的，查户口的来了还要钻进床底，我的边境证早就过期了，整日东躲西藏真不是个滋味……”“你是技工对不对?可能找个事不太难吧。”我问他。
“有几家工厂要我，才给我400元，把我当牛使，又在关外，和阿华分开我放心不下，干了几天就过来了。一直想在城里找个事，真是太难了。这几个月我们东奔西跑，钱很快花光了，不得已阿华向她表哥借了几百元钱，她表哥就写信告诉阿华的家里，说我在这里自己找不到工作还连累阿华。她妈就给她写了封信，今天才收到，让她要么回去要么断绝母女关系，信的第一句就是‘我可怜的女儿’。唉，我对不起她!”说完杨排长禁不住潸然泪下。
“阿华的确不容易，无论如何，你也该体谅她，照顾她，不要惹她生气。”我说。
“今天到底是为啥事又要惹她?”阿超问。
“我哪里敢惹她?今晚她一回来我就发现她脸色不对，好象哭过，脸上有些肿胀，问她她又不说，我咋不急得要死，我一发火她就爆发了。”杨排长说。
“她是不是出啥事了?”阿超问。
“是阿蕾告诉我的，说她伴舞时，有一个香港臭男人要她陪过夜，阿华不去，那家伙就骂她，还打了她一耳光扬长而去。这些事情又不敢报案。唉，我真他妈活得窝囊。”杨排长说完，闷闷地喝酒。我们半晌都没有话说，似乎都被那个香港人当众侮辱过一样，我又想起了孙仁，心里一阵忿懑和难受。禁不住骂道：“香港人、台湾人，统统见鬼去吧！”最后阿超说话了：“杨排长，阿非，我下个月要回四川了。”
“回四川?为啥要回去?这里不是干得好好的吗?”我们都惊讶地问。
“是这样的，我停薪留职的期限满了。单位催我回去上班，我先想续订一年，结果单位不同意，并许诺如果我回去提我当上保卫科副科长。”阿超告诉我们。
“恭喜你呀。”杨排长说。
“一个副科长就把你给哄住了!办公室主任我都不想当呢。”我讥笑他。我是不希望他走的。“管他的，先回去看看，不行又回深圳。”阿超说，“我走后，酒楼有个空缺，我想了想，留给杨排长算了，阿非就靠你自己奋斗了，--你不是口口声声要在这里体验生活，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吗?我给经理说说，这事没问题。反正你的阿华也在这里，这样你们可以天天在一起，阿华也不必再上舞厅受罪了。”
“阿超!”杨排长一下拉着阿超的手，没有说话眼泪却已簌簌掉了下来。
“不过你不懂调酒，做保安你又太瘦，我看你先干点杂事如何?”阿超问。
杨排长赶紧点点头：“再苦再累，只要在城里，能和阿华在一起就行。”
“不过我还要给你约法三章。”阿超说，“第一，你上班以后要好好干，我推荐的人不能让我脸上无光，说不定我还会回来呢；第二，上班后不能让阿华去坐台；第三，在我走之前，除阿华之外，不许给任何人说我要走，否则被别人抢了那个位置自己负责。另外，不要再打麻将了，你手臭，几次赢过?没事就和阿华呆在一起。没问题吧?”
杨排长嗯了一声，情绪平静下来。
回到宿舍，气氛很平静。我们冲了凉就各自回到寝室去睡了。阿超提醒我明天一早到人才市场去瞧瞧。一天的经历似乎太多太多了。我想起和孙仁争吵，和餐馆广东烂仔的闲聊，想起那夜幕中四处溃逃的民工，想起杨排长和阿华的冲突，想起阿超刚才的话，最后又想起孙仁那张满脸横肉的脸和傲慢轻狂的话，他给了我一个强刺激。我的情绪糟透了，但仍无法抵御奔波整整一天带来的倦意，还没有来得及考虑明天的行动计划，一倒头就恍恍惚惚起来……冥冥之中我的意识流倒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深圳的高楼大厦消失了，变成了一座座碉堡、岗楼，一条条壕堑和乱七八糟的墓穴，那些光怪陆离的霓虹灯变成了恐怖的探照灯，在夜幕中乱照一通，空中不时有照明弹爆炸。光线雪白耀眼，令人目眩。我穿着敌后武工队那种便装，被日本鬼子追杀。我精疲力尽，无处藏身，情急之中，躲进一个墓穴中，里面堆满了白骨，我就藏在白骨堆后面，手里握着一把老式盒子枪。有一队皇军追过来，打着太阳旗，举着火把，牵着狼狗，那畜牲汪汪地狂叫着。我赶紧屏住呼吸，一动也不敢动，眼光从一个尸体头骨上的眼孔向外望。我悄悄地举枪向一个军官瞄准，忽然我发现军官身边的翻译竟是孙仁!那杂种脸上多了一副小圆近视镜，上嘴唇中间也象鬼子一样留一小撮仁丹胡子，头上戴着皇军军帽，上身内穿中式襟衫，外穿西服，脚蹬马靴，腰上斜挂着盒子枪，叽哩咕噜地说着协和语。狗日的汉奸，原来你们是一伙的!老子先宰了你!我怒不可遏，又向他的头上瞄准，我一扣扳机，扣不动，使劲地扣反复地扣，好不容易扣动了子弹却没有射出去，我急得大骂了声“他妈的!”糟了，他们听到了!直逼过来，他们命令我出去，我不出去，躲在墓穴口不动，那狼狗张着血盆大口在墓穴口狂嚎，试图冲进来。孙仁阴险地说：“太君，点火薰他!”太君狂笑：“哟西哟西!”他们就点燃了稻草往里面扇烟子。我呛得直咳嗽，直到头晕目眩简直掉不上气了，最终受不了就钻了出去。他们缴了我的枪，一阵毒打后被绑在一根木桩上。我发现皇军里夹着很多伪军，还有个是小埔镇餐馆的那个小老板。妈的，原来都是一伙的!孙仁一脸奸笑，妖里妖气地调戏我，还摸我的下身，皇军就露出犬牙狂笑不止。我呸了孙仁一口血水，他恼怒万分，对我一阵狂抽，又阴险地在皇军军官耳朵旁嘀咕了几句，那军官冷冷地笑道：“八格牙路，死啦死啦的!”嚯地一声抽出东洋刀，一下子架在我的脖子上，我还没来得及大喊一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或“怕死不当共产党员!”就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惊恐之余，才发现原来是手电筒的铁皮挨在了我的脖子上，我回想起这个到深圳后的第一个梦，出了一声汗，赶紧到冲凉房去冲了一通。
连我自己也不明白，我为什么常常梦见自己回到抗日战争时期和日本人厮杀的情景，真的，类似的梦我做过不下一百回。莫非是我那杀过日本人也被日本人追杀过的父亲的战争后遗症，又遗传给了我？寝室里一片鼾声，吊扇吱吱地转着。我一时没了睡意，就趿着拖鞋，穿着裤头，穿过走廊到了阳台上。午夜的深圳，热浪似乎并未退去多少。由于阳台面向香港新界，背对深圳，所以这里领略不到深圳的夜景。在新界半山腰的许多小别墅，仍忽明忽暗地闪着灯光，那灯光虽然很微弱却充满诱惑力。
我胡思乱想一通，又回到寝室倒头睡下。忽然听到阿超悉悉索索地翻身，然后又发出咯咯的磨牙声，不久他的呼吸急促起来，喃喃地呓语：“阿蕾，那边没人，我们往那边游。”一边抓起床上的另一个枕头紧紧地抱在怀中。我想起阿超给我说过，他们两个之间有了感觉。在众人的眼中他们也是明摆着的一对。阿超下个月要回四川，难怪这几天情绪有些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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