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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中午下班时，当我和不计其数的求职者象鸭子一样被吆喝着往外赶时，我对咋咋哇哇推推搡搡的工作人员大光其火：“推!推什么推?我们自己会走，我们是人才，不是奴隶市场上的鲜货，更不是牲口!”
先是哄笑，接着有人在我肩上猛拍了一掌，我正要发作，那人却叫了我声老兄。我扭头一看竟是那个陕西宝鸡的小伙子，我曾和他在上步储蓄所门口长聊过，他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怎么是你?你他妈的还活着呀，快过来聊聊。”我亲热地握住了他的手。我们径直走到深纺大厦斜对面的江苏证券交易大厅前，我们在荫凉的万年青旁的石阶上坐下来。我给了他一支烟。
“先谈谈你的情况，我惨得很。”我惭愧地说，“我只做了一个月家教，被轰出来了。”
“那我就更惨了。那次和你分手以后，我经一个老乡的同学，辗转来到一家港资企业，简直是个勤杂工。在老板眼中，你只是台机器，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这些我都能容忍，就是养条狗，也得向主人摇尾巴嘛。”他说。
“那你是为什么不干了?”
“打了一回抱不平，被炒了。”他讲述道，“我们公司有一对男女，云南来的，别人连结婚证都办了，青梅竹马的一对儿。老板见女的长得有几分姿色，就施以小恩小惠，骗人家，先把她从车间调到办公室做文员，最终把人家霸占了。小伙子气不过，揍了那个香港人，被老板炒了，我和那个小伙子住在一间寝室，平时关系最好，我一阵性起也帮了把手。派出所还关了我48小时，罚款200元，我冤不冤?”
“这里也没有我们的地方。”我叹道。
“我今天是最后一天到这里来碰运气了，不行就算了。”他神声黯然地说。
“那么你回去后单位会怎么处置你呢?”我问。
“我不怕，大不了开除，我出来时就考虑到最后的结局。我准备回去开家小餐馆或小杂货铺什么的，先过上自食其力的生活再说。”他说。
我们吸着烟，闷闷地想着自己的心事。那个河南大学生又在叫卖盒饭了，我赶紧掏钱买了两盒，塞了一盒给他，他感激地说：“谢谢!不瞒老弟说，我身上不到二百元钱了，连回家的路费都不够了，每天只敢吃一顿饭。”
我看着他吃饭时狼吞虎咽甚至憋出了眼泪，心中一阵酸楚，毫不犹豫地从皮包里取出一百元塞到他手中。
“你干什么?”他惊呆了，把钱退给我。
“你拿着!”我坚决地说，又把钱塞到他的衬衣口袋里，我抚着他单薄的肩膀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是我们的阵痛期，最痛苦难熬的时候，别灰心!以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希特勒在我们这个年龄时还在维也纳街头卖画卖苦力呢?我们一定要活出个人样来，把那些不拿咱们当人的家伙一个个地气死!在四川在陕西没有见到你，却在这里见到你几次，也算是我们的缘份，这钱就别推辞了。”
他的眼里噙满了泪水，声音有些沙哑，颤抖地握住我的手说：“哥们，就算我借你的，请你留下你的地址吧，我回去就寄给你。”
“地址可以留给你，但钱算我送你的，以后联络吧。”我们互写了自家的门牌号码，写单位是不可能的了。这时我才知道他叫陈凯。我又问他：“打算留几天呢还是回去?”
“回去!我也劝你，深圳不是咱的地方--咱来的太晚啦，什么都饱和了，过剩了。这里不欢迎穷人，除非他身上还有油可榨，深圳就是他妈一台榨油机，这里的人无非是榨与被榨的关系。”他说。
“我准备再等几天，看看还有没有被榨的可能，反正我还有五百多元钱。你什么时候走?”
“现在就想走。”他毫不犹豫地说，“留几天若找不到活干会更麻烦，只好去卖血了。”
我一看手表刚好中午十二点，就对他说：“现在走还来得及，乘一点钟的火车到广州，下午四点有广州至成都的特快，我送你吧。”
他几口吃完盒中的饭，站起来说：“走吧。”
“你的行李呢?”我发现他连块手表都没有了。
“手表拿到当铺换了几十元钱，衣服别人不当，昨天扔了，反正没什么值钱的，提着也麻烦。”他说。
我们拦了一辆开往火车站的中巴车。我和他在大厅入口处挥泪而别，他几乎是最后一个跑着进站的。我有气无力地往回走，在一家杂货店买了杯冰镇饮料喝，顺便拿起电话，我想和艾玲讲几句话，这几天我总忘不了她。
“喂，这是朱光辉家，你找谁呀?”是浩仔的声音，小家伙没有睡午觉。我没有出声，只听他骂道，“你有莫有搞错，神经病!”
我挂了电话出来，游弋于钢筋水泥丛中，心中一片迷茫。我孤苦伶仃失魂落魄地浪荡了一个下午。饥肠辘辘的时候，我到一家快餐店喝了两碗白荷藕片粥，吃了几只叉烧包奶皇包。我在一家影院大厅的游戏机室杀红了眼过足了瘾，又在一家镭射厅看了部三级片。出了镭射厅我无路可走，呈大便状蹲坐在街沿望着五光十色的街灯中，花花绿绿的迷你裙摇弋而过，我望着那一双双撩人心弦的乌黑的大腿浮想联翩：她们是谁，她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她们做什么他们是否和我一样寂寞……
忽然听见有人在叫我，声音很微弱：“老板!老板!”
我转身一看，居然是个乞丐!这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年男人，篷头垢面，戴一副旧社会地主家或典当行中的管家或帐房先生戴的那种小圆镜型，类似瓶底的高度的老花镜，他穿一件污迹斑斑的旧式老人圆领汗衫，手里拿着一只有些生锈小铁皮碗。他正死死地盯着我看。
“老板，行行好吧!”我听不出他的口音出自何地。
“过去!”我厌恶地转过身去。他居然又窜到我的前面来，双眼瞪着我。
“老板，你大人积大德!”他又把那只有些生锈的碗伸过来。
“过去!我和你也差不多了!”我喝斥道，他并不过去，手伸在我面前一动也不动，眼睛死死盯着我不放，我居然有些心虚，好象我真欠了他的钱似的。我从来不习惯和人对视。
“那么多有钱人你不去要，为什么偏找我要?”我笑起来，“我又不是政府，吃不完用不尽。”
“你面善!”他说，脸上是莫名其妙的笑。
我厌恶地转身，走几步却无法摆脱他，我气愤地说：“我是穷光蛋，和你差不多了。”
“穷人才会帮助穷人，现在你帮助我，下次咱帮助你。”他笑着说。
“没零钱。”我不耐烦地说，又下流地指了指裆部对他吼道，“这里还有一吊钱！要不要拿去？”“你拿来咱给你换。”他嬉皮笑脸地说，“你那吊钱咱也不缺。”
我乐了--这话我听着极舒服。我叹了口气给了他五元钱，他接过钱哆哆嗦嗦地塞进他胸前的一个脏兮兮的军用挎包中，碗里只留下小额的钞票。他居然不给我道个谢!我有些不悦，说了句：“你这是在给社会主义抹黑呢你!”
他脸上掠过一丝明显的尴尬瞬间又消失了，他顿了一下说：“老板，这不是抹黑而是在做贡献。”
“你说什么?做贡献?”我吃了一惊，望着老花镜下那又并不浑浊的眼睛。
“是的，老板。”他振振有词起来，“我一不偷二不抢三不盗，又不搂着别人的老婆睡觉，好歹自己养活自己，我出卖自尊心，你获得优越感，这是公平交易，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
“你，你是干什么的?”我惊骇不已地问。“你哪是个乞丐，你在办学术讲座哩!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嘿嘿，工程师，专治灵魂。”他狡黠地笑笑，又补充说，“学生跑光了，咱也就没事干了，咱是民办，没固定工资，国家也困难。”
“干什么不好非得干这个?志者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嘛，真有辱我读书人之清高。”我好言劝他。
他娓娓道来：“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
我又乐了，从裤子兜里又挤出了一元钱在他面前摇晃摇晃，慢悠悠地说：“多哉?--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
我正想和他探讨一些诸如九年制义务教育之类的问题，他却诡秘地一笑，双手合一，颔首致意，转身走了。身子摇摇晃晃轻盈飘逸，如四方云游的道士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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