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许晖主编《“六十年代”气质》的时候，不知不觉间感到有一丝心酸。这本书想给“出生于六十年代”的人画像，我也赶上了“六十年代”的尾巴。读着这些文章，我似乎是站在镜子前看见了自己，又仿佛变得更加模糊不清。我属于“这一代”么？什么是“代”？李皖说，“‘代’就是某一个共同的命运，就是每一个人都逃脱不开的共同的经历。”

　　这一代人的“共同经历”是什么呢？许晖说，“我们诞生在六十年代，当世界正处于激变的时刻我们还不懂事，等我们长大了，听说着，回味着那个大时代种种激动人心的事迹和风景，我们的遗憾是那么大。我们轻易地被六十年代甩了出来，成了它无足轻重的尾声和一根羽毛。”许晖借用同是“六十年代人”，“摇滚教父”崔健的一个专辑，给“这一代”一个颇有意味的命名：红旗下的蛋。许晖还借用摇滚歌手张楚“我成长于理想破碎的年代”的说法，给出了“碎片中的天才一代”的命名。

　　李皖的命名是“志大才疏的一代”。赵柏田则这样描述，“他们的童年在游走。寂寞乡村的风景，风筝和炊烟，偶尔进入到眼里的死亡，疯狂的游戏，某一事件在他们年幼的心里激起小小的波澜。这些七十年代习见的场景和由此引发的情绪，成了他们生命初始的记忆。”于是赵柏田称之为“游走的一代”。

　　这些说法或多或少说出了“六十年代人”的一些特征。李皖在“这么早就回忆了”一文中还描述了一些似乎更深刻的特征：幻想甚至梦游的气质，天生的距离感，极度矛盾，表达不清，边缘的，观望的(生活在他的外面，革命在他的外面)，生在城乡结合部，天然的感伤；距离是这代人最核心的东西，朦胧是他们面对世界的一种方式，对已逝的含情脉脉，对现实的保持距离，对自我倾情，对未来忧心等等。

　　我从中似乎可以看到自己的样子：我在生活中也好像是一个旁观者，对喧嚣的话语总是深存怀疑，但到底相信什么又不清楚，不是耐克广告那样的Just do it，而是Only think it(只是在想)。回忆让我感到一丝欣慰，同时又让我担心自己是否衰老。这样看来，我是“六十年代”人。但从心底说，我又不相信“我们这一代”的说法，我不喜欢“我们”这个词，我只愿用“我”的单数人称，因为我更大程度上愿意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性和由此带来的丰富性。接着，我发现我掉进了一个“悖论”的陷阱：张新颖精辟地指出，这一代人从本质上拒绝被统一到一个称号之下。这样一来，我还是逃不脱“六十年代”。

　　现在我来说说我对“六十年代”的看法。我觉得，对“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在八十年代的经历对他的“气质”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他的精神食粮是八十年代积累起来的。他的童年和少年较少拘束，课业不重，大部分时间在游戏玩耍，到认真读书的时候，他呼吸的是八十年代比较自由解放的空气，接触的是萨特、加缪、卡夫卡、福克纳、博尔赫斯、普鲁斯特、川端康成等等。

　　八十年代是一个充满文学“气质”的年代，崔健更像一个愤怒的“诗人”。这一段是“六十年代”人现在常常缅怀的塞林格所说的“香蕉鱼的好日子”，因此他总还有一点理想主义色彩，尽管他几乎是本能地会怀疑种种高擎的“主义”的旗帜。他曾经的呼喊和反叛结出了他不想要的苦果，当他茫然四顾时，世界却以加速度裹挟着他轰轰隆隆地前行，因此他的回忆几乎是带着命定的伤感，他开始怀念曾经听过的歌：崔健的“花房姑娘”，罗大佑的“恋曲1990”，齐秦的“外面的世界”，苏芮的“是否”，卡彭特的“昔日重现”，还有Beatles Paul Simon，约翰·丹佛等等这些名字。我想这就是一部分“六十年代”人的精神状态。

　　有一次在北大听课，一个七十年代的同学突然问我，六十年代的人是不是天生有“解构”的倾向？我愣了一下说，可能是吧。说起“解构”，“六十年代”人更多的是从福柯、罗兰巴特尔那里吸取了批判现实的力量和方法，这可能是他的另一个精神食粮。他会因此变得更冷静，像韩毓海说的那样，对某种历史或历史话语“揭出假面，捍卫不合时宜的思想和无权者的权力。”在这一点上，我有意把生于五十年代的小说家王小波看作是“六十年代”，因为他有“六十年代”人的“气质”。在我看来，“六十年代”气质就是这样，骨子里有点叛逆，眼神里有点怀疑，表情带点戏谑。《春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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