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可嘉

　　文如其人，文学创作和翻译是人做出来的。在优异卓越的诗文译作后面站着一个劳动者，一个卞之琳。

　　我在1941年秋天进入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才知道卞之琳的名字，当初还把“卞”字写成了“卡”字。1942年上他的翻译课，觉得他口才不怎么样，批改作业却很认真，很见功力。不久，我读到他著的用土纸印刷的《十年诗草》，经历了一次大振奋：“中国新诗竟然有这样的杰作！”

　　五十年代期间，卞先生积极参加思想改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运动，上山下乡，深入群众，也创作了有意义的佳作。即使在遭受不公正批评期间，他也坚持工作，并无怨言，直到1958年终止写诗，转向翻译和研究工作。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属“陪斩”之列，挂黑牌，下干校，勤勤恳恳劳动，寄希望于未来。

　　卞之琳先生淡泊名利，不爱吹吹拍拍，只知埋头苦干，有一种他所谓的“埋头傻子”精神，这表现为极度专心致志的态度和反复修改的作风。我每次见他，他不说别的，总是说他当时所做的工作，他译莎士比亚就谈莎士比亚，他写什么诗就谈什么诗。有人觉得他未免“自我中心”。他为人矜持内敛，不免给人这种错觉，我认为这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迷于工作的“专心”、“痴心”。

　　他做事可以专注到无视自己和周围环境的痴迷状态。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同在食堂劳动，洗韭菜。我们一般把一把韭菜分几撮冲洗一下就完事，他却要一根一根地洗。食堂师傅看得不耐烦了，就冲着他说：“老头儿，几百人等着吃呢，这样洗可不行啊。”他在文字工作中也表现出这种力求完美的特点。无论写诗译书，总是字斟句酌，殚精竭虑，反复修改。有人称他是“微雕大师”，确是名不虚传。

　　我认为卞之琳先生是我国国宝级的诗人、作家和学者，他文学成就之深之广，还有待我们深入研究，但已可证明他是个文学大家。我不禁要赞颂一番，赞曰：“诗国大师，译坛宿将，先生之风，山高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