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网友：陈帆红

　　1996年，我大学毕业了，被分配到中国兵器工业五二研究所宁波分所表面中心从事材料方面的研究工作。

　　这一年的12月，在所里的计算机中心，我第一次接触到互联网。看着写好的电子邮件通过一根普通的电话线和一个带modem的电脑就能够发送到世界的另一个角落，觉得这东西真是太神奇了，在学校里一直痛恨电脑的我对网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通过E-Mail联系美国的大学，有好几所学校都给我寄来了录取通知书，有的大学不仅给我发来了第二年秋季班的录取通知书，同时还提供了全额奖学金。

　　就在我兴高采烈，为自己很快就能去美国攻读化工博士而欣喜雀跃的时候，我的命运之路却悄悄地转了一个弯，偏离了原来的方向。

　　1996年的岁末，在上班的路上，我习惯性地抄着近路，轻巧地蹦上花坛，却毫无预警地摔了一跤，膝盖摔得很疼，几乎爬不起来。接下来的几天，我的膝盖不疼了，髋关节却疼了起来，走路也开始一拐一拐的。我以为是扭伤了，便没在意。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个星期之后，在妈妈的催促下，我到市内大医院去看病。我骑着自行车先到了中医院。医生见了我，对我说：“你还能骑自行车，还能走路，脸色也不错，肯定是扭伤了，给你开点药吃就好了。”

　　我吃了两个星期的药症状仍然没好，髋关节反而越来越疼。妈妈陪我又去了一趟中医院。医生仍然是那些话。但是，看了近两个月，不管怎么吃药，怎么休息，我的腿因为疼，总是一拐一拐的，有的同事甚至都开始怀疑我是不是有意装出来的，为的是自己能上班偷懒。我真是有苦说不出，只好换个市内大医院去看病。

　　妈妈陪着我骑车到了宁波的另一家大医院。医生看到我之后，也认为我没有任何问题，只是扭伤了。妈妈恳求医生让我拍一张X光片看看，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也可以放心，医生终于勉强答应了。

　　两天后，我一个人骑车去拿片子和报告，看着手里的报告，我始终不敢相信那是真的，一直都很健康的我竟然会被诊断为“先天性半脱位、病理性骨折”！我的第一反应是我还赶得上六个月后的赴美留学攻读博士吗？我拿着报告和片子找了一位专家门诊的医生，医生看看检查报告，又对着我的X光片反复地看着，脸上露出一种疑惑的神情。我一下子紧张了起来，难道病情比报告上的还要严重？

　　医生有点迟疑地告诉我，我的左腿髋关节不仅有点半脱位，股骨内还有坏死部分。他让我再检查一下血液情况，并做一个全身骨扫描。当我准备要去医院做全身骨扫描的时候，却被告知该测试仪器坏了，要修好得过一段时间，医生让我改做MRI核磁共振。

　　我一个人被送进了核磁共振室，躺在一个长长的筒里，房间门被关上了，爸爸妈妈被隔在了门外。躺在长筒中，感到有点压抑、窒息，机器发出的“笃、笃、笃”的声音，时而缓和时而急促。过了不知多少时间，机器的“笃、笃、笃”声停止了，等了好一会儿，我被自动地送出了这个狭小的空间。正想坐起来，一位年轻的医生推门进来阻止了我，他的手里拿着一个针管：“骨头里面有点问题，再给你打一针加强剂，可以看得清楚些。”医生的这一针实实在在告诉我，我的腿有问题，而且不是小问题。我仍然怀着一线希望，住院也好，动手术也好，但愿这一切都能在六个月内结束。

　　可惜结果远不如我设想得那么简单，一张核磁共振的报告粉碎了我所有对于六个月后赴美留学的美好憧憬。

　　爸爸妈妈拿到报告的时候，都受到了莫大的打击，检查报告上清楚地写着：股骨肿瘤。

　　和爸爸被错划右派、哥哥出车祸的年龄一样，这一年，我也21岁，不知是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的定数，我仍然没有逃过21岁的噩运。

　　医生对我说，我必须得尽快做手术，将病变的关节换成一个金属的关节。爸爸问医生，金属关节对我的腿部功能是否有影响，医生很无奈地回答，他们无法保证手术后我的两条腿还会一样长。

　　由于有过三次误诊的经历，每次诊断的结果又不相同，爸爸妈妈不敢再随便带我到医院去了。我开始请病假在家休息，爸爸则到处打听哪里有可以不动手术的方法。最后，我们决定到上海去看病，最起码可以把我的病情确诊下来。

　　一到上海，爸爸就带着我到叔公家去，正好叔公在接待一位医生朋友。看了我的片子后，叔公明确地告诉我，没有半脱位，也没有骨折，那一块阴影是占位性病变，必须动手术才能解决，并提出了几种手术方案。爸爸问叔公，手术的刀口有多大。叔公反问爸爸：“难道手术刀口大你就不动手术了吗？”旁边的那位医生也插口说道：“小姑娘现在得的是骨肿瘤，保住生命是第一位的，然后再考虑保住肢体，接下去再考虑保住骨头，刀口大小根本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这一番话说得爸爸和我都哑口无言。叔公向我们推荐了上海的两位医生，并且分析了两位医生的各方面情况，最后让我们到瑞金医院骨科去找杨庆铭教授。

　　带着所有的检查报告，爸爸带我去见杨医生。杨医生一看我的片子就很明确地告诉我们，是骨肿瘤，而且已经将我的股骨头吃空了，只剩下外面一层薄薄的软骨支撑着我的体重，我必须尽快动手术，说着，立刻给我开了一张住院单。

　　在奶奶家等待住院的日子里，我一个人留在上海。爸爸赶回宁波筹集手术费用，取出家里所有积蓄，又向朋友们借了一部分，带着几万块钱，爸爸和妈妈两个人一起坐火车赶到上海。在精神和金钱的双重压力下，几天之内爸爸妈妈老了很多，他们既要担心我的身体，又要担心手术费用。爸爸和妈妈对我说：“我们就是倾家荡产也要让你治好病。”

　　爸爸仍然没有放弃不动手术就解决问题的念头，到处打听，即便是街头随便散发的治疗肿瘤的传单，爸爸也很仔细地看着，报纸上如果有一点相关的内容，爸爸都会剪下来仔细地留着。爸爸总是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告诉别人，我曾经跑得有多快、跳得有多高、身体有多健康、性格是多么的活泼，他是多么希望能够发生奇迹，能有一种神奇的医疗方法在一瞬间便将我医好啊。每天白天爸爸都在东奔西走中度过，而一到晚上，他就睡不着觉，总希望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又像以前一样蹦蹦跳跳了。每天爸爸都会满怀希望地问我同一个问题：“秋秋，你觉得好点儿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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