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名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传奇》再版序言，一九四四年八月)张爱玲是敏感的，预言弹指间成为现实。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战火依然弥漫神州大陆，的确是'更大的破坏'，但破坏不等于毁灭。古老中国和她的儿女，都在经受水深火热的考验。--张爱玲也在经受考验，内外交困的精神综合症，感情上的悲剧，创作繁荣陡地萎缩，大片的空白忽然出现，就像放电影断了片。

　　一九四九年，在张爱玲看来，对她无疑是灾难。但事实不像她设想的那么坏，抗战胜利初期对她喧闹一时的指责早已沉静。天翻地覆的大变革吸引着亿万人的注意--没有什么比这更大的事了。一九五○年，上海召开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张爱玲应邀出席。季节是夏天，会场在一个电影院里，记不清是不是有冷气，她坐在后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使人想起她引用过的苏东坡词句，'高处不胜寒'。

　　那时大陆最时髦的装束。是男女一律的蓝布和灰布中山装，后来因此在西方博得'蓝蚂蚁'的徽号。张爱玲的打扮，尽管由绚烂归于平淡，比较之下，还显得很突出。(我也不敢想张爱玲会穿中山装，穿上了又是什么样子。)任何事情都有复杂性，不像一般观念所理解的那么简单。

　　老作家夏衍是张爱玲的读者之一，抗战结束，夏衍从重庆回到上海，就听说沦陷期间出了个张爱玲，读了她的作品；一九四九年后，他正好是上海文艺界的第一号人物。这就是张爱玲出现在文代会上的来龙去脉。夏衍从不讳言自己爱才，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成立，夏衍亲自兼任所长，我被委任为他的副手。他告诉我，要邀请张爱玲当编剧，但眼前还有人反对，只好稍待一时。我来不及把消息透露给张爱玲，就听说她去了香港。夏衍一片惋惜之情，却不置一词。后来夏衍调到文化部当了副部长，我还在上海书店的书库里，购了《传奇》和《流言》，寄到北京去送给他。

　　生活是个谜，自己切身的事，尚且包藏着许多秘密和未知数，何况是身外冷暖，背后文章；加上彩凤折翼，灵犀失明，大陆长时期与世隔绝，被海外视为'铁幕'，彼此缺少了解，也就无怪其然了。

　　人没有未卜先知的本能，哪怕是一点一滴的经验，常要用痛苦作代价，这就是悲剧和喜剧的成因。时间蚕食生命，对老人来说，已经到了酒阑灯灺的当口；但是，感谢上帝，我们也因此能够看得宽一些，懂得多一些了。--真要明白，当然不见得，老糊涂多的是。

　　专门研究张爱玲的唐文标教授，说：'张爱玲写作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她不能为同时代的中国人所认识，可说是阴差阳错，也许亦是她自己所决定的。'这话说得好，但也还可以推敲，因为同实际有距离，原因也是由于隔膜。我倒是想起了《倾城之恋》里的一段话：'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如果不嫌拟于不伦，只要把其中的'香港'改为'上海'，'流苏'改为'张爱玲'，我看简直是天造地设。

　　中国新文学运动从来就和政治浪潮配合在一起，因果难分。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反帝反封建；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阶级斗争；抗战时期--同仇故忾，抗日救亡，理所当然是主流。除此之外，就都看作是离谱，旁门左道，既为正统所不容，也引不起读者的注意。这是一种不无缺陷的好传统，好处是与祖国命运息息相关、随着时代亦步亦趋，如影随形；短处是无形中大大减削了文学领地，譬如建筑，只有堂皇的厅堂楼阁，没有回廊别院，池台竞胜，曲径通幽。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

　　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抗战胜利以后，兵荒马乱，剑拔弩张，文学本身已经成为可有可无，更没有曹七巧、流苏一流人物的立足之地了。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一九四三年--九四五年)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有那店。'幸与不幸，难说得很。

　　张爱玲不见于目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毫不足怪，国内卓有成就的作家，文学史家视而不见的，比比皆是。这绝不等于'不能为同时代的中国人所认识'，已经有足够的事实说明。往深处看，远处看，历史是公平的。张爱玲在文学上的功过得失，是客观存在；认识不认识，承认不承认，是时间问题。等待不是现代人的性格，但我们如果有信心，就应该有耐性。

　　今年一月，我在香港，以鬯依俪赏饭，座上有梅子、黄继持、郑树森，茶余酒后，谈到了张爱玲。我说她离开大陆，是很自然的事。既然感到格格不入，不合则去，正是各行其是，各得其所。

　　大陆曾经'运动'成风，到'文化大革命'而达于顶点，张爱玲留在大陆，肯定逃不了，完全没有必要做这种无谓的牺牲，我为此代她庆幸。但对她的《秧歌》和《赤地之恋》，我坦率地认为是坏作品，不像出于《金锁记》和《倾城之恋》作者的手笔，我很代张爱玲惋惜。这并不因为小说的政治倾向。我近年来有一种越来越固执(也许可以说坚定)的信念：像政治、宗教这一类有关信仰的问题，应当彼此尊重，各听自便，不要强求，也决不能强求，谁如果确信自己的理想崇高美好，就孜孜以求地做去，不必害怕别人反对。

　　《秧歌》和《赤地之恋》的致命伤在于虚假，描写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作者原有的光采。无论多大的作家，如果不幸陷于虚假，就必定导致在艺术上缴械。张爱玲在这两部小说的序跋中，力称'所写的是真人真事'，而且不嫌其烦，屡述'故事的来源'，恰恰表现出她对小说本身的说服力缺乏自信，就像旧式店铺里挂'真不二价'的金字招牌一样。事实不容假借，想象需要依托，张爱玲一九五三年就飘然远行，平生足迹未履农村，笔杆不是魔杖，怎么能凭空变出东西来！这里不存在什么秘诀，什么奇迹。

　　海外有些评论家把《秧歌》和《赤地之恋》赞得一朵如花，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为小说暴露了'铁幕'后面的黑暗，如获至宝。但这种暴露也是肤浅而歪曲的，在大陆读者看来，只觉得好笑。清明的世界不会讳疾忌医。大陆不是天堂，却决非地狱。只要有点历史感，荣枯得失，一加对照，明若观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张爱玲隔岸观火，并不了解她的攻击对象，而又要加以攻击，怎么能打中要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内文艺界正在抛弃'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而从来笔端不沾政治的张爱玲，反而作茧自缚。

　　三十年骎骎地过去了，作为张爱玲的忠实读者，我多么期待能看到她新的《金锁记》，新的《倾城之恋》。--'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我希望，'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有完'。

　　我在北方湛蓝的初冬，万里外，长城边，因风寄意，向张爱玲致以良好的祝愿，亲切的问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