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网友：蓝色天涯

　　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走到了新世纪的门槛前。在翘首以待的同时，不免有些抚今追昔的感慨。社会各界近年来掀起的以“反思”为主的热潮即是这种心情的很好写照。知识界也不甘落后，提出了许多与时代接轨的命题，其中最受关注的当数“重建人文精神”的口号。这一口号从提出到被普遍接受的过程我并不清楚，好象与一些走运的流行歌星一样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社会进步，科技发展，电信网络四通八达，在“地球村”的神话成为电脑桌前伸手可及的现实时，这种传播速度并不令人称奇。对我来说，一开始心里是挺欣慰的，但是渐渐地，我开始对这个口号究竟有什么具体意义以及它是否能达成预计效果提出质疑。

　　首先是这个人文精神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我翻阅过许多这方面的文章都找不到解答。当然这种学术界的命题本身就应该具开放品性，有了定于一尊的标准答案反而是不正常的。但是，我这里想指出的是，命题与口号的区别。口号在我看来是一种话语权威，它可能是政治权威的直接产物，就象在共和国历史上不同时期提出的与该时期政策相适应以“为……而奋斗不息”为基本范式的口号系列；它也可能是学术界的命题与政治权威相结合的产物，甚或是学术思想命题从政治权威处借来“权威”品格而形成的。总之，它的开放性已经大打折扣。一个命题一经提出，不是将它置于一个宽阔的学术平台上做探讨分析，以期使之获得更全面的滋养从而促成其“自然发展”，而是急着将它与权威性挂钩，一时间闹腾得人尽皆之，所有的人都以会使用该命题的词句为荣，然而深究下去，却又人人一头雾水。没有深厚充实的根基，表面上再风光再时兴再“与国际接轨”都是竹篾撑起的纸糊灯笼，经不得风。过去是“文化”热，茶、酒、食、色，样样都是文化，并因之而身价大涨，良莠齐兴；现在是“人文精神”热，学者教授蜂拥至它的麾下，为其摇旗呐喊助威，企业界、舆论界很快跟上，把个“人文精神”炒得热火朝天。但究竟何为“人文精神”？是念几本名著还是提高全民教育水平？它与“人本主义”是不是分支与本源的关系？抑或是它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等不等同于爱国主义还是会激发爱国热情？“重建”的“重”本何而言？是五四精神还是也需传统精神做必要补充？它们又该如何与现代工业化社会结合？这些都是值得探讨值得推敲的问题。学者们要做的决不只是在自己的文章中用“人文精神”四个字进行填空补缺，而是切切实实地在这四个字给出的意义空筐中填进自己有独创性的见解或想法。否则，“人文精神”过早地由命题变成口号就象是不成熟的果子，不但难以下咽，搞不好还会闹肚子。

　　其次，是我个人的一点感想。我认为，人文精神应该与西方的“人本主义”有密切的联系。人本，即以人为本，关注人类在物质主义横行的世界上如何保有其自身的审美特性，挑战生存的麻木、冷漠与荒诞，拒绝物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这种思想在西方国家有极深厚的历史传承，而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蓬勃发展的今天，这种物化的威胁也出现了。我认为，人文精神的重建是必要的，这主要是就知识界而言，知识分子必须保有其一贯以来持有的人文理想，并为守护这种理想而承担起社会反思人与批判者的责任。要做到这一点，我觉得真情的投入是必须的，“为国为家”的儒家士大夫热忱是如此，五四运动时的激情也是如此，在它们的背后，都有着一种终极意义上的人文关怀做支撑。而现在的知识分子们，他们往往固守住城市优裕的生活，盲目乐观地满足于既得利益，或受到世俗观念的冲袭而放弃了人文理想。价值守护者与社会批判者身份的缺失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在这样的状况下，“重建人文精神”对当今知识界而言确为当务之急。然而这种重建并非易事。随着改革力度的加大，经济问题在知识分子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科技研究要能转化为生产力才算有意义有价值，院系要靠创收来维持等等等等转变把知识分子急速地卷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当然，这是一种进步，但从某种方面而言，这也直接导致了知识分子冷静、客观地反思社会、批判社会地位的丧失。很多学者变得实际且势利，更多的是面对丑恶的社会现象三缄其口。令人担忧的是这一切已经不大可能基于“敢怒而不感言”的无奈，而是基于“时代不同了，不这么做赶不上潮流”的顺遂和对理想境界缺失漠不关心。

　　提出“新权威主义”的萧功秦在他的《世纪之交中国各阶层政治态势与展望》中把知识分子面临的这种精神危机称为“社会‘报警系统’缺失”的一种。另两种分别是：传媒舆论界受到自上而下的政治控制以辅助稳定政局从而导致的社会舆论与民间力量社会监督能力的丧失；经济扩张使官员与分利集团利用制度上的缺陷而获利的机会大大增多。没有报警系统的社会是有深层隐忧的社会，没有人文精神的完全世俗化的知识分子们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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